郝庆等：自然资源治理的新问题与研究新趋势

       2018年11月2—4日,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2018年学术年会在湖南长沙召开, 来自国内外资源科学领域的1 200多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自然资源治理改革与科技创新的前沿热点和关键科学问题。学术年会由中国自然资源学会主办, 中南大学、湖南省经济地理研究所、中南大学商学院、湖南省自然资源学会承办。此次学术年会是自然资源部成立后, 自然资源学会举办的首次学术年会。会议立足资源科学综合性、应用性强的特征, 秉承我国资源科学发展的优良传统, 将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作为学科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将不断提升学科的应用性和不断提高支撑国家在自然资源调查评价、开发利用、保护整治等方面的水平作为学科发展的最大动力。会议邀请了钟掘、赵春江、周成虎等9位院士专家做大会主旨报告, 并设置了17个分会场以及5个分论坛进行学术研讨, 为新时期我国自然资源治理领域的改革发展与科技创新出谋划策。

       此次学术年会一方面继续关注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等自然资源形成演化、开发利用保护等传统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背景下的资源治理问题, 特别是针对影响国家发展大局、涉及自然资源部新职能的热点、焦点问题进行研讨。其中第十三分会场由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工程专业委员会、湖南省经济地理研究所承办,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湖南省自然资源学会理事长、湖南省经济地理研究所所长魏晓研究员担任分会场主席。分会场以“加强资源工程学科创新, 推动乡村振兴与美丽湖南建设”为主题, 采用邀请制和申请制相结合、兼顾湖南省内外的方式, 重点关注生态修复与国土综合整治、国土空间规划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等自然资源部的重要职能, 以及乡村振兴与旅游等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支撑方向。来自国内外的13位学者围绕上述主题进行了学术交流。通过梳理分会场报告学者的研究动态, 管中窥豹, 可以透视未来我国自然资源治理和资源科学发展的若干学术热点与科技创新前沿问题。

       2018年3月,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 实现山水林田湖草各类自然资源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成为新组建自然资源部的一项重要职责。生态修复与国土综合整治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举措, 也是自然资源学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本会场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王克林、江西财经大学生态经济研究院张利国、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匡文慧、湖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张嘉超、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公共管理学院杨斌等分别从石漠化治理、农村环境治理、土地利用变化以及土地整治、温室气体减排等角度分享了研究成果。

       其中王克林研究员在《国际视野的喀斯特水土过程与生态系统服务》的报告中指出, 我国西南地区是世界上碳酸盐岩出露面积最大、发育最强、人地矛盾最尖锐的区域。目前国家开展了两期西南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 包括云南、贵州、广西等8省 (区、市) 451个县级行政区, 总面积45万km2。但是在实施上述生态修复项目的过程中, 存在生态治理工程超前、系统研究示范滞后, 缺乏科学途径与技术支撑等问题, 迫切需要开展区域尺度喀斯特生态过程研究。针对上述问题, 王克林研究团队基于“景观变化—水土过程—区域生态服务”的研究新范式, 开展了人类活动和环境变化驱动下景观时空变化机制、景观格局—生态过程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尺度效应等研究。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区域的适宜性分级与结构优化、进行适应性生态空间设计规划;并从生态服务功能提升角度的角度, 提出巨大人口压力下喀斯特生态恢复途径与适应性景观生态设计与保护性替代产业模式, 实施基于喀斯特生态功能提升的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构建牧农林耦合的草食畜牧业生产模式。相关研究成果被纳入《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5—2030年) 》《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十三五”建设规划》等国家战略规划, 发挥了较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

       当前, 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 资源环境仍是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 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自然资源管理部门除做好传统工作外, 还需要更加重视生态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工作, 通过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提升国土空间的生态服务功能、生态保育功能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支撑功能。但相对于经济社会等传统管理领域, 生态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是相对陌生的领域, 科学性要求较高。在以往相关工作中, 由于科学的缺失、决策的失误, 导致一些地区出现了国土开发无序、空间失衡等问题, 一些修复治理工作不仅未能实现修复受损国土的既定目标, 反而对生态系统、地域功能造成新的损伤。未来需要加强综合研究与科技攻关与统筹推进, 提高生态修复与国土综合整治的科学性。

       统一推进国土空间编制实施工作是自然资源部的另一项重要职责。当前自然资源部正在推进全国及长江经济带等不同层次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 并将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编制实施空间规划的重要科学基础。资源环境承载力一般指在自然生态环境不受危害且维系良好生态系统前提下, 一定地域的资源禀赋和环境容量所能承载的最大人口与经济规模。近些年来资源环境承载力已成为衡量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重要判据, 和指导国土开发利用与保护整治, 提升区域空间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科学基础与约束条件。虽然国内外相关学者从承载力理论发展、评价方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等多角度开展了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并在实践中得以应用, 但整体上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仍处于分散化、泛化的状态, 存在承载力概念界定不一致、承载力内在运行机制不明等理论缺陷。实践中一些空间规划中的承载力评价结果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不符, 不少空间规划部署的重点开发区往往是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低值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理论缺陷和实际应用不足引起了各界对承载力科学性的质疑, 甚至有人提出承载力是伪科学。未来在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中需要加强研究, 明确回答空间规划中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概念内容、理论体系、技术方法以及如何应用等问题, 提升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对于上述问题, 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郝庆、湖南省经济地理研究所李红等开展了研究。

       其中, 郝庆认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从国土开发的限制性“短板”要素与综合承载能力入手, 系统考虑各类资源环境要素, 通过识别限制性要素及限制程度, 揭示适宜国土空间开发的区域及适宜类型, 为合理确定空间开发保护的重大目标指标、划定“三区三线”、实施差别化空间用途管制等提供科学依据。在支撑全国国土规划、省级空间规划试点、市县级“多规合一”以及其它各级各类空间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可以为编制空间规划提供基础和依据;通过实施空间规划又可以进一步提升资源环境承载力。二者联系紧密, 统一于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体系之中 (图1) 。未来需要不断完善空间规划、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理论体系与技术方法, 通过不断提升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实用性, 不断降低空间规划编制实施中的科学缺失、决策失误和运转失灵, 提高空间规划的科学性。另一方面, 需要形成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空间规划的政策闭环, 空间规划要通过部署实施生态修复与综合整治等措施, 提高特定区域的承载力。

图1 空间规划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关系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 planning 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 并将其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之一。乡村振兴战略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总书记谋篇布局的中国农村发展新战略。但是, 我国大多数乡村基础设施薄弱、产业不强、特色不够、文化不显、活力不足的现象依然存在, 暴露出的具体问题既有面上的普遍性, 又有地域的代表性。以产业发展为例,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 但在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农产品价格低迷以及多数工业产品产能过剩和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背景下, 传统行业的增速不断下降, 并存在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农业发展技术等多方面的制约。整合提升与优化配置农村地区的自然资源, 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政策保障与技术支撑是自然资源管理者与资源科学研究者的职责。

       近些年来, 随着“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兴起和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 一些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 迅速增长。如全国及湖南、贵州、广西等地的旅游业呈现爆发式增长。据国家旅游局统计数据, 2018年黄金周全国旅游总收入是2011年的4.7倍。广西、贵州等地的增速快于全国水平, 其中广西2018年黄金周旅游总收入是2011年的5.9倍 (图2) 。一些学者认为乡村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 符合绿色低碳理念, 并且传承传统农耕文明的新产业新业态, 利于农民就地创业就业, 可以引领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衡阳师范学院刘沛林、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曹诗怡等就特色旅游小镇与乡村振兴发展、休闲旅游与乡村发展等进行了交流。刘沛林提出运用虚拟现实 (virtual reality, VR) 等数字化技术手段, 通过记录、展示和传播自然与文化遗产及旅游景区, 发展旅游特色小镇, 并将其作为我国遗产保护、数字景区、智慧旅游建设的重要内容, 拓展了旅游小镇的新业态。曹诗怡将发展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路径, 以漳州松岭村为例介绍了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优化产业结构、改善乡村环境、传承创新文化、推进城乡融合、促进就业增收的具体案例。

图2 全国及部分地区黄金周旅游收入增长情况

Fig.2 Tourism income growth during the golden week in parts of China and in China

       传统的自然资源研究以描述性、解释性研究居多, 一些机理性研究也主要基于对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等单要素的形成演化进行研究。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山水林田湖草这一生命共同体进行系统性的机理化研究。对由自然过程、经济过程和社会过程共同组成的人地系统进行系统研究, 对资源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进行多元权衡与集成, 提出适应性的调控方案。资源科学呈现从传统的描述性、解释性研究走向机制性研究的趋势, 从演化过程、内在动力与作用机制等方面入手, 开展系统性机理研究。

       在推进系统机理性研究的过程中, 也促进了各学科的融合, 特别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 弥补了系统研究中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耦合机制研究不足等缺陷。在具体的研究中强调自然过程与人文过程的有机结合, 注重知识—科学—决策的有效链接, 不断促进学科的融合发展。资源科学研究的学科融合化有助于厘清系统演化的自然—人文要素的相互作用, 提升系统集成与决策应用。

2.1.3合作国际化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 我国资源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也逐步提升, 由过去的单向引进转变为“引进、输出、融合”多方互动态势, 合作领域、广度和深度都有很大发展。例如, 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机构依托“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等重大课题, 通过开展“一带一路”资源环境承载力国别研究与监测网络建设合作, 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交流与资源环境领域合作。

图3 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路径

Fig.3 Pathway of rural tourism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图片来源: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曹诗怡绘制。

       中国资源科学虽然取得丰硕的成果, 但目前仍处于初创发展阶段, 存在基本概念不清晰、学科理论体系系统性不完善、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和边界不清晰等问题。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例, 目前已由一个科学概念发展为政府议题和公众话题, “资源环境承载力”概念呈现媒体化和泛化的现象。在实践工作中, 很多时候也是借用了承载力的概念。如环境承载力的本质是环境容量, 面向开发建设的承载力评价实质是土地开发适宜性评价, 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本质上没有区别。由此形成参与承载力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学科门类、学术视角、理论依据、技术方法等过于宽泛。基于不同学科背景、思维方式和空间尺度形成的承载力概念与理论存在较大差异, 难以形成有效的交流, 也影响了承载力的实践与应用。未来, 需要着眼于资源科学的学科建设, 对一些学术术语的概念定义、基本原理、理论基础、科学内涵、技术方法等加强研究, 规范资源科学研究的理论体系与技术方法, 不断加强学科的研究范式、学科制度和学术共同体建设。

       资源科学是门“经世致用”的学科。实际问题的解决, 需要多学科的综合、融合与集成, 从系统性、整体性等多角度, 从自然属性、人文属性等多维度开展研究, 增强资源治理的科学性和协调性。未来资源科学在开展关键科学问题的研究中, 应当运用多种方法开展多尺度、多要素、多过程的研究, 加强系统集成与应用, 完善调控机制。在研究过程中注重技术创新, 通过多源数据融合、时空尺度耦合与转换、情景分析等新的技术方法, 提升研究水平。

       区域性和综合性是资源科学的突出属性。对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问题在特定区域上进行综合与集成, 是区域发展问题的核心, 也是资源科学的主要任务。资源学者需要针对不同的区域, 创新研究的技术方法, 综合平衡资源开发利用与区域发展的速度、效益和公平等问题, 制定差别化区域发展政策。同时, 还应注重各个区域发展中的阶段特征, 因地制宜开展研究。例如, 王克林指出, 国外喀斯特区人口压力相对舒缓, 喀斯特景观以保护为主, 侧重洞穴、地质结构特征、地下水资源开发、岩溶地质灾害等研究;我国喀斯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 以高强度农业活动为主, 人地矛盾尖锐, 除研究碳酸盐岩风化成土过程、水土流失、生物地球化学过程、表层岩溶带功能等自然过程外, 还应侧重石漠化退化机理、人类活动干扰驱动机制等研究。

       气候变暖、全球荒漠化、人类食物安全等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重大资源环境问题;另一方面, 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增大, 争夺能源、矿产资源等战略性资源的地区冲突频发。对中国而言, 一方面重要战略性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 需要研究国外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方法与经济社会软环境等, 提升在资源领域国际合作的话语权, 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另一方面, 需要贯彻落实中央面向“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等战略部署, 积极引领资源领域的重大科技合作, 开展重要研究成果的输出与关键技术转移, 发挥我国资源科学领域的辐射带动作用,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全球资源治理、空间治理和生态修复提供“中国方案”。在开展国际合作过程中注重改变以往重视经济利益、忽视生态效益的作法, 关注开展跨国、跨区域资源开发利用合作中的资源环境问题, 关注生态服务研究, 为应对全球变化与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提升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塑造有利的国际合作舆论环境。

       资源科学所研究的问题具有时空多尺度性。需要根据不同的时空尺度开展针对性的研究, 并做好关键问题的时空尺度转换、增强研究成果的应用性。例如, 需要根据“宏观政策性/指导性规划—中观衔接性规划—微观实施性规划”空间规划体系的需求, 探索建立由“宏观—中观—微观”空间尺度构成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 通过集成宏观尺度的生存适宜性、中观尺度的发展适宜性和微观尺度建设适应性评价, 形成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技术方法体系。同时还需要针对资源科学领域的重大问题, 发展资源工程学, 实现技术创新,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应用水平。例如, 在农业资源领域, 需要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的深度融合, 发展具有高质量、高效率、高效能、方便快捷、安全与风险自主可控、产品质量安全的智慧农业, 适应未来老龄化、大规模城市化, 农村人口减少的发展需求。其次, 还应注重探索适应于不同地区的资源开发利用的具体实践与技术方法, 及时总结经验, 弥补理论研究的不足。

       资源科学以土地、水、矿产等自然资源为研究对象, 是在地学、管理学、经济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综合性交叉学科, 在推动国家自然资源的资源调查评价、开发利用及保护整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源科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特点决定了其在自然资源治理中的不可或缺性, 在其发展过程中从开展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实施调查评价、提出开发利用方案, 到优化配置资源为规划决策提供科学方案等多个方面, 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成为支撑我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整治的重要学科之一。

       梳理自然资源研究的热点领域、展望未来学科的发展趋势与研究重点, 可以更好促进学科发展, 提升支撑国家战略需求的能力。当前, 我国自然资源治理的背景和要求发生了重大变化, 未来一二十年将是中国资源科学发展的重要发展期, 需要不断加强资源科学的理论创新和技术方法创新。一方面需要不断加强学科的研究范式、学科制度和学术共同体建设, 推动形成现代资源科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另一方面需要面向实践活动, 根据时空条件的变化, 针对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提炼不同时空尺度下研究理论和技术方法, 做好空间尺度转化, 直接为空间治理与资源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