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的中国面对时代变化和世界历史发展潮流而做出的战略抉择。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而进行的战略顶层设计，也是“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为解决复杂性的世界新老问题而提出的“中国方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这是中国领导人对中国新时代发展理念和实践高度凝练和深刻阐释。中国领导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传承与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理论形态，是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实践
面对21世纪的世界大变局，西方一些国家将奉行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作为基本的指导理念，致使全球治理进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困境、使国际体系转型和世界秩序重塑陷入结构性冲突的新困局。有鉴于此，2013年中国领导人明确提出应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应“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此后倡议构筑“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建立“亚洲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的具体实践。
应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从一种行动理念发展成为中国的核心政策、从具体的外交实践提升至中长期基本国策的战略高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但是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思想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创新。将之纳入党章、纳入宪法之中的做法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重要理论支撑。
二、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中国化”的新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凝练与升华，也是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和新实践。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理论是建立在对国家形态演进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基础上的。在他看来，从“人的相互依赖”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发展的过程，就是从“自然的共同体”发展为“虚幻的共同体”的过程。由此，以“个体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态而体现“共同利益”的“国家”，就成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但是，封建国家也好、资本主义国家也罢，这些国家形态本身“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为此，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共同体”才是未来理想的社会形态，才是“共同体”最理想的形式和最终的发展阶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在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理论基础上的，是新时期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是建立在对当今国际形势认识和国际社会基本诉求基础上的，是一个全新的体现深邃历史思考的“时代命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在中国的继承发展和具体实践，是中国将之应用于全球治理、推进和塑造国际秩序、引领国际社会变革的重要举措；是中国领导人对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思考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的基本方略和未来远景设计。迄今为止，中国领导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重要阐述，形成了科学完整、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中国化”的新形式，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现实理论形态。
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科学实践的新目标
中国领导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与发展，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理论体系化、科学实践化的新目标。
21世纪以来，崛起的中国如何构建特色大国外交被提上正式议程。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摸索和建构，也成为一个现实课题。“中国梦”思想的提出、正确“义利观”概念的阐释、“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丰富等，使中国“在保持外交延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中国领导人明确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我们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由此，继2013年提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和2014年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之后，2015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举措。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洞察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演变大趋势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大潮流的前瞻性思考”，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政策的远景目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是一个系统的顶层设计，以坚持和平发展为战略选择，以寻求合作共赢为基本原则，以建设伙伴关系为主要路径,以践行正确义利观为价值取向，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努力目标。”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构建伙伴关系是主要途径，实现共同安全是重要保障，坚持合作共赢是基本原则，促进文明交流是牢固纽带，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必要条件。”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架构不但是新中国外交传统的历史传承，也是崛起中国的时代使命。外交工作体系的完善和统一领导体制的强化，使得中国外交在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上取得长足发展。尤其是，通过2013年周边工作座谈会、2014年中央外事会议以及2017年党的十九大会议的持续推进，中国外交的目标、方针、原则、使命、任务更为清晰，更为精准。在国际上，中国提出的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亚洲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等新方略；中国提出的建立亚洲安全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新倡议；中国积极推动的亚信峰会机制、主导构建的“亚投行”等机制化举措等，都使得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更加科学合理、战略部署更富大国风范。总体上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架构已经日趋完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体系日渐成型。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架构不但是中国外交体系的历史变革，也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实践的战略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中的诸多原则和战略倡议，如坚持正确的义利观、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行“一带一路”建设等已被明确地写入进新党章之中。其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但被写入党章，还被明确地写进新修订的宪法。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外交目标的确立，不但为中国外交确立了现实且长远的方向，也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同层次的具体实践赋予了根与魂，更使得外交理论体系形成一个完整且科学的架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新中国不同时期重大外交思想和主张，是当代中国外交重大创新成果，是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以此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框架,也“丰富了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方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常识”
如何看中国、如何看世界的问题，一直是持续崛起的中国与世界关系中一个具有时代复杂性的问题。“当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双方在更深程度上相互依存，在更广范围内相互影响。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已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如果说构建周边共同体回答的是“中国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回答的是“中国追求一个什么样的大国关系形态”的话，那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的就是“中国追求一个何种理想世界秩序”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实际也是对崛起的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运用日益增长的权力、怎样承担国际责任、如何参与全球治理、塑造一个怎样的国际体系等一系列问题的最为直接而明确的回答。
对于“日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来说，需要对自身发展道路进行明确的战略定位，需要在全球治理话语体系中明确自身的核心理念、需要有体现大国强国战略责任担当的道义制高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中国立足于现实与未来内省于心、外化于行的战略性安排。立足于“君子和而不同”基本理念，秉持“君子周而不比”的基本原则，按照“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基本方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具有“时代性、务实性、包容性、示范性、普适性”②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既是中国对未来发展道路以及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具体回答，也是中国对世界秩序转型方向和方案的具体设计；既是对全球治理未来前景的一种战略设计，也是对自身负责任大国理念与战略行为的“自我约束”；既是中国努力达成的一个“国际共识”，也是中国日渐强化的“内在规范”。
从国际认同的形成来看，自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后，国际社会对此的共识在扩大增强，不但一些国家高度评价和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而且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在许多重要相关决议中也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写入新的决议。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成为更大更高的国际共识，成为新型国际关系塑造的最基本的国际规范。
从中国理念的内化来看，自中国领导人做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因应世界变化的“中国方案”和“时代命题”这一论断之后，中国领导人本人多个重要场合，多次系统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义和中国设想。由此，这一思想已日渐内化为指导中国外交和社会发展的理念和行动原则。这种理念内化的过程，既是中国世界角色的定位过程也是中国自我角色扮演和内化的过程；既是中国处理与世界关系“国内共识”形成的过程，也是中国战略行为“内在规范”深化的过程。
总而言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论对世界还是对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时代命题”。21世纪的中国正在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着传统的“零和博弈”思维定式，进行着理念和政策行为的创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但成为世界的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国际共识”，也在内化为中国更深层次的“国内共识”，且日渐成为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模式的一个基本“常识”。这一“常识”就是中国领导人所指出的：“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爱的、文明的狮子”。
文章来源：《东北亚论坛》2018年04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作者：张玉国，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