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于生存安全“向海图存”的海权思想
纵观古今中外历史,国家安全始终是一个国家所有利益中最根本的或者说是最重要的利益。“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只有安全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其他国家利益才能够得到保障。”就本质而言,国家利益问题就是事关国家生存安全和发展问题。受国家安全和发展需求的驱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力图拥有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需求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为之进行了艰辛探索和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把捍卫新生政权放在首位。为了一个和平的经济建设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就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希望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公函。但美国依然奉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试图把这个新生政权扼杀在摇篮里。新中国初期所处的国际环境是险峻的,国家安全不断遭受敌对势力的破坏和威胁。
当时,国际社会处于美苏冷战对峙的格局,美苏以军事为手段,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全面性的对抗,彼此以意识形态作为划分敌友的标准,世界形成了两大对峙阵营。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在苏联领导之下,有自治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他亲自制定了“一边倒”和反对美帝国主义外交政策,明确“你不是站在世界‘进步’力量的一边,就是站在它的敌人一边”。“一边倒”,就是倒向社会主义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使新中国从苏联获得了非常急需、及时且极其重要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支持,推动了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工业发展。“实事求是地讲,苏联给我国的援助是非常大的,也是非常及时的。””一边倒”政策也使新中国赢得了北部边境的相对安全和来自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成员的“保护”。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并未干涉我们,并不是怕我国人民,主要是有苏联存在。”如果没有苏联存在,美国一定会侵略我们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迅速从中国北面、东面、南面三个方向分别向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派出武装力量,构筑起了对新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在美国看来,台湾在战略上是一个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地方,必须“尽早和逐步采取有关措施”,以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例如,1950 年 6 月 27 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宣布:为阻止台湾被攻击,美国已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杜鲁门同时还正式提出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对此,1950 年 6 月 28 日,毛泽东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周恩来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霸权行径。但美国通过直接参与朝鲜战争,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同时增加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力量,加大对印度支那的援助,从而实现对新中国从北到南的军事包围圈。毛泽东指出,美国建立的众多军事基地和防线,对我们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使我们很难睡安稳觉”。
60 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恶化直接促使社会主义阵营开始逐渐解体。此时中国国家安全受到多方向、多来源的外部威胁。中国对国际形势的认知也从原来的“一边倒”政策转变为“既反美又反苏”“两个拳头打人”。恶劣的外部环境,严峻的现实威胁与挑战,使毛泽东不得不把捍卫新中国的生存与安全放在首位,不得不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在国防建设和战略备战上。毛泽东对时代主题的判断也就更加突出强调“战争与革命”,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面对美苏等国对新中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也就是说“图存”成为当时最大的现实需求。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始终将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国家将有限资源集中于发展军事力量以及与之相关的军事工业以“图存”,一切建设工作主要都以国防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从“图存”的现实出发,为“加强防卫,巩固海防”,把沿海作为前线,注重发挥海洋的战略屏障作用。一是积极采取措施取消外国驻军权,收回航运权、海关主权和管理权。如通过新中国第一部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第一次真正实现中国海关的独立自主。二是通过开展国际海运合作,“冲破西方的海上封锁与禁运,拒绝苏联企图侵占中国海洋权益的无理要求”。三是发布表领海声明,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 12 海里。同时,为捍卫中国海岛主权,炮打金门,粉碎美国“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对越自卫还击,收复了甘泉、珊瑚和金银三岛。四是为保卫海防、抵御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建立新中国的人民海军。经过充实和健全,中国海军主力三大舰队全部建成,第一艘核潜艇也于1974 年下水。
二、基于和平发展“向海图富”的海权思想
“在和平条件下,即国家没有陷入大规模战争的条件下,安全是国家基本的利益,发展是国家的根本利益。”“经济利益是一个国家最经常性的利益”,当国家生存安全有一定保障时,经济利益就成为国家的“最主要利益,也是最根本利益或者最终利益”。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开始,通过对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和新科技革命发生深刻变化的敏锐洞察,在对中国基本国情作出深刻分析和对历史经验教训科学总结的基础上,邓小平科学回答了“如何认识世界”以及“如何认识中国”这两个重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中华民族遇到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以及必须发展、“不改革死路一条”的重要结论。习近平也曾指出:中国之所以能改革开放,关键是我们党正确判断世界大势。正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和国内问题准确把握,中国开始不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而是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行改革开放,明确自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于是,经济利益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利益,经济因素也成为影响国家内外政策的重要因素。邓小平指出: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决定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四个现代化集中讲就是经济建设”。
在新形势新环境下,邓小平强调,应付敌国的军事威胁已不再是国家安全的重点,更加强调和平、发展、综合国力的发展战略。于是,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定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我国“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正是出于发展的国家利益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考虑,邓小平决定通过海洋走出去,实行对外开放。任何民族闭关自守都不可能发达,任何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都不可能成功。海洋不仅是走向世界的桥梁、通道,还是“富国兴邦”的宝库。因此,邓小平向国人发出“进军海洋,造福人民”,“发展海洋事业,振兴国家经济”等号召。在发展思维的指引下,聚焦“兴国之要”的经济发展,“向海图富”思想开始形成并付诸实施,中国从而迈上“向海图富”的征程。“向海图富”的海权思想主要表现在:一是从战略高度认识海洋,实施海洋开发利用。不断强调“中国的希望在海洋”,颁布《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白皮书。通过《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海洋问题事关国家根本利益。二是制定海洋科学发展规划,发展海洋经济。制订了诸如《中国海洋 21 世纪议程》《全国海洋开发规划》《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等一系列海洋经济发展的科学规划与部署。颁布了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等涉海法律。三是倡导共同开发,促进国际海洋合作。提出了“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思路,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海洋争端问题。以共同维护海洋持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提出了构建“和谐海洋”倡议。
三、基于民族复兴“向海图强”的海权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有目的地着力探索中国梦的实现问题。2012 年 11 月 29 日,他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接着,习近平又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梦的内容、目的进行诠释。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稳定的国际秩序”“各国人民的理解、支持、帮助”。“中国人始终认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
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强起来和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个新时代,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但“富”不等于“强”,“富起来”还只是量的积累,“强起来”才是质的飞跃,从“富”到“强”是一种质变的逻辑结果。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已经进入一个“执政强国”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也认识到海洋不仅可以富国,还可以强国。在党“执政强国”的新时代,海洋也由服从并服务于“富国兴邦”转向“强国之要”。而从“向海图富”到“向海图强”也是中国共产党海权思想一个历史性跨越。当然,“富海”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同样,“强海”的目的也是为了“强国”。因此,“海洋强国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海洋利益遍布全球,涵盖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囊括国家的安全、发展和责任三大诉求。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未来能量和发展引力将来自海上,应更加认清海洋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从战略全局上关注海洋,牢牢抓住当前的战略机遇期,去经略海洋,建设海洋强国。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之路,“坚持陆海统筹,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不挑战国际体系,不谋求海洋霸权;中国也将持之以恒、竭力奋进地努力,既提升自我实力,又要搞好与海洋强国和周边国家关系,担负起国际责任;中国坚定“向海图强”的决心、信心和能力,保持淡定姿态和战略定力,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努力实现近代以来追逐的海洋强国梦。习近平指出:“建设海洋强国,我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走好向海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因素,也是海洋强国战略布局贯彻落实的必然要求。一是积极发展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经济是“向海图强”的重要手段和坚实基础。党注重规划用海,重组国家海洋局,理顺了海洋管理体制。二是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建立健全海洋法制是向海图强的合法性基础和法律保障。党中央从体制机制上对海洋管理机构及其制度、方式进行调整改革,使我国海洋管理不断朝着制度化、法律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三是参与海洋全球治理。国际合作是“向海图强”的和平限度和重要桥梁。中国全面参与“联合国框架内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则制定与实施”, 同时也“同海洋国家一道,积极构建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海上通道、发展海洋经济、利用海洋资源、探索海洋奥秘,为扩大国际海洋合作做出贡献”。“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拓展海洋国际合作战略空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路径。四是加强海洋保护性开发。党和国家将建设美丽海洋的理念融入到建设美丽中国的总体布局中去,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循环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文章来源:节选自《中国共产党海权思想的理论渊源、历史根据与现实指向》,原刊于《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作者:王历荣,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