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注重学习合作，加强政策沟通
亚投行作为新设的开发机构和国际多边合作金融机构，有必要向现有的国际机构学习。现有多边开发机构大多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具有多年运营的丰富经验和国际社会认可的运营标准体系，而亚投行多数股东国为发展中国家，在运营、管理、风险控制等方面缺乏经验。亚投行应在符合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吸取多边金融机构的经验和教训，并结合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和特有的融资需求制定治理规则和运营标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虽然在经济增长、区域经济融合、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共同诉求和使命，但运作模式和业务重点也各有侧重。积极研究和学习不同多边开发银行的业务模式和成功经验能够为亚投行的业务开展提供有益借鉴。比如，与欧洲两大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直接开展私营部门业务，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和直接融资不同，世界银行本身并不直接从事私营部门业务，而是通过下设的国际金融公司开展相关业务。国际金融公司的模式运作灵活，更便于开展公私合作（PPP），并能够将风险与世界银行本身隔离，其经验更值得亚投行借鉴。
同时，也应认识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协调是基于已有的评估框架来开展的。这套框架指标明确、操作性强，但容易忽视成员经济体自身的实际情况，用自由主义的发展观念套用不同发展状况国家的经济政策实践。亚投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要兼顾发展中国家和全体成员国的利益。这一方面要求亚投行兼顾自身的制度要求以及所在国国情，建立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项目风险评估框架；另一方面要求东道国的发展战略能够与亚投行相对接，政府具有较强的项目规划与管理能力。而对于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讲，这方面的能力有所欠缺。亚投行可以借鉴国开行等机构在一些国家帮助当地政府制定国家发展规划的经验，通过能力培养与技术援助相结合的方式来加深对潜在项目伙伴国的了解和互相认同。发挥自身优势并积极探索与现有多边金融机构的有效合作模式，提高国际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效率和可持续性。
二、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增强冲突协调能力
亚投行在开展经营活动的同时，有望增进“一带一路”各成员经济体之间的感情交流和相互认同，实现民心相通，提高冲突协调能力。面对不同国家由于政治、军事、安全等非经济因素所导致的投资风险，亚投行应积极开展公共外交，通过加强对外沟通与协调，增进互信与共识。要顺利地开展长期项目，除了自身在管理、技术、资金等方面要过硬之外，还要能够争取到当地人民的理解与支持，甚至在发展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对他们产生积极影响。亚投行应当积极推动沿线地区的文化交流，构建沿线国家共识，以专业、勤勉、廉洁、高效的行事风格赢得所在国政府和企业的尊重与支持；以关注公益、注重环保、贴近社区的姿态与当地企业和民众相处，向区域各国乃至全球开放参与机会，促进建立公平公正、透明高效的决策体制，推动地区金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消弭“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掠夺论”的噪声。
在策略上，在注重开展合作性和竞争性公共外交的同时做好开展冲突性和对抗性公共外交的准备，实现地区开放性发展，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间人员、技术、资金、能源等的流通，带动金融、信息、政策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以更大程度地发挥亚投行的金融支持作用。同时，应注意与相关国际机构的协调。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固然有竞争的一面，但同时具有优势互补性。协调好与其他多边开发机构的关系，注重项目导向分工与交流合作，有利于减少摩擦、增进互信。亚投行通过与其他国际组织开展务实合作，借助合作机构了解和把握区域内各国项目建设的基本条件、政策动向，在项目融资、能力建设、环境和社会政策、债务可持续性和申诉机制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在这些机构的帮助下不断积累经验和资源，有助于将自身建设成为真正的高标准的国际化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合作提供有力支持。
三、促进资金融通、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要的资金量大、回收期长，面临的不确定性也更大，项目的成功运营需要较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和相关机制的不断完善，因而亚投行更应该强化风险管理能力。亚投行可以通过优化本区域资金配置效率、降低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完善亚洲债券市场等方式提高国际资金融通的效率，分散风险，提高收益。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自2004年以来占世界外汇储备的比重一直在70%左右，2014年曾达到峰值的74%,2018年仍高达69%。一方面，如此巨大的外汇储备大量配置于欧美发达市场，且大部分投资于收益率很低的国债与机构债，这种配置方式给亚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潜在损失；另一方面，本地区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通过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有效开展，可以吸引更多本区域外汇储备通过亚投行平台进行投资，从而降低资金错配带来的效率和收益损失。
虽然亚投行首轮出资主要以美元形式进行，但协定中载明可以用美元或其他货币缴付。被认定为欠发达国家的成员在缴付股本时，可以部分使用美元或者其他可兑换货币，同时本币不超过50%；根据货币风险最小化的政策规定，亚投行可以使用东道国货币为该国业务提供融资。注重对其他货币的使用，有利于提高结算的灵活性、降低汇率风险和对美元的过度依赖，提高人民币在亚投行项目中的广泛运用，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正如《清迈宣言》指出的，高效、流动性良好的亚洲债券市场是亚洲金融体系健全稳定的基础，有助于提高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降低对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依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要的资金量大、回收期长，比较适合采用债券方式进行融资。亚投行有望成为通过亚洲债券市场为亚洲重要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有效中介，与亚洲债券市场共同促进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为亚洲债券市场带来新的活力。
面对不同国家不同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环境导致的投资风险，亚投行应针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资金使用模式，并对项目实施“选择、准备与尽调、监控”的管理流程，在项目选择方面保持“战略契合”与“附加值”两个标准，保障亚投行与申请国利益并确保项目目标明确，技术、经济和财务可行，环境和社会保障措施完善，管理程序严格，成果可测，从而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在融资选择方面，可以综合运用股权、债权、信贷、信保、PPP等多种融资方式，发挥亚投行资金的杠杆作用，动员社会资本，带动主权财富基金和私人资本参与项目建设，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及配套设施相关领域，以保障融资效率。
四、加强协调、增强疫情应对能力
新冠疫情在爆发近两年后其造成的影响仍然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疫情影响叠加经济脆弱性国家的债务问题，亚投行面临着对已投项目的管理与新投资项目选择上的困难。亚投行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成立了高达130亿美元的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CRF)，帮助成员国和客户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金融和公共卫生压力，包括提供外汇流动资金贷款、合理放宽贷款还款限期、提供福利政策扶持等，24个成员得到支持。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低收入国家也更容易受到其影响。亚投行在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下设立了特别基金窗口（SFW），为符合主权支持融资条件的低收入成员国提供低利率支持。
虽然每个机构都在各自的范围内开展工作，但现阶段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即尽可能利用现有优势遏制疫情，有效地减轻对经济的长期和结构性影响。一些多边开发银行也采取了一揽子应急措施，帮助受危机影响的成员国恢复经济。例如，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世界银行集团已承诺提供超过1570亿美元用于抗击疫情。在2020年4月至2021年6月期间，国际开发协会就提供了500多亿美元的优惠条件拨款。截至2021年8月，亚洲开发银行（ADB）为帮助发展中成员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提供的承诺援助（包括疫苗接种支持）已超过200亿美元；截至2021年底，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承诺资金也达到了210亿欧元。
疫情之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应继续响应G20的号召，与其他国际组织、多边和区域开发银行通力合作，为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和私营部门实体提供强有力、协调一致的支持。采取更具灵活性和创新性的手段，比如在不损害项目质量的情况下简化内部程序、加快核准和资金拨付速度等，更加有效地遏制新冠疫情给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卫生、经济和社会冲击。此外，亚投行应继续加强与参与建设国当地政府及相关机构的协作，如采取帮助参与企业在建设国当地开展员工招募、购买零配件在当地进行设备组装等措施，克服疫情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施工项目按时完成。通过加强项目管理，平稳推进项目进度，如加强对项目所在国风险的评估，充分了解项目所在地的环境法规、标准和相关的环境风险，推动实现后疫情时代经济的绿色复苏，促进区域互联互通。
文章来源：节选自《亚投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分析》，原刊于《东北亚经济研究》2022年第4期
作者：张文佳，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副教授；蔡玮，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