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晨辉等：“遗产化”的驱动：《更路簿》价值意涵与文化主体

自20 世纪 70 年代，南海周边国家不断地挑衅中 国 在 南 海 诸 岛 及 其 附 近 海 域 的 领 土 主 权 。1980 年，中国外交部发表外交报告《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并引用《更路簿》作为历史证据之一证明中国人民早在唐、宋时期就已在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生产作业。这是《更路簿》的主权物证价值首次得到官方认定，并引起了一些精英人士对《更路簿》的关注和探索。进入 21世纪，南海纷争依旧时有发生，进一步吸引了大量学者和媒体、政府工作人员对《更路簿》的挖掘和研究。“他者”调查、收集《更路簿》时会与文化主体产生大量的交流和互动，以从渔民处获取《更路簿》文本及解读，从而夯实《更路簿》的“历史证据”价值意涵，而渔民或多或少会内化“他者”的遗产认知，渔民对《更路簿》的认知和态度由被淘汰的“废纸”转变为能够证明中国拥有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主权的“文化遗产”，例如一位老船长的叙述：“之前只知道一点新闻，后来记者专家都来（采访我们） ， 我就更关注（南海局势）了 。《更路簿》是老一辈用的东西，现在没有人用了……但它是我们老祖宗一代代传下来的，是我们最早开发南海的证据……比如太平岛在我们的《更路簿》上是黄山马 ， 这就是证据证明我们的南海主权 ”（琼海渔民 A，船长）。

也可以看出，渔民的国家意识更加强烈，并且有意识地将《更路簿》这一家庭遗存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在过去，南海于渔民而言更倾向是家庭的“耕地”，而《更路簿》是流传于家庭内部的航海“秘籍”。在《更路簿》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这一私人领域的遗存转向了公共领域的“文化遗产”，由于公共叙事的强化以及在其影响下渔民观念的转变，又基于中国南海主权与渔民生产作业的切身利益相耦合这一现实，渔民所感知的“家”-“国”空间界线被打破。“家”- “国”尺度间的转化是海南渔民“家国命运共同体”这一隐性基因上升为显性基因的过程。

在《更路簿》被升华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正统性符号的同时，海南渔民被权威性话语赋予了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发现者”和“经营者”的身份标签。渔民的航海知识（判断天气、方位）和文化、开发南海的历史事迹（渔民自发命名南海诸岛和海域、在被别国非法拘留后拒签有损中国利益的文件等）通过纪录片、媒体报道、学术专著等权威性途径得以挖掘和曝光。此外，文昌和琼海共设立了 3 位省级和 1 位国家级传承人，他们均有丰富的远海作业经历，他们在公共语境下被表征为一个群体特性和身份的“缩影”，进一步塑造了海南渔民之于南海贡献的身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