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末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系列作品问世以来，“海权”一词虽已成为政治家与战略家频繁引用的核心概念，但其确切定义至今仍众说纷纭。马汉本人并未明确界定“海权”概念，而是倾向于通过历史案例来阐释海权的三重核心内涵：即以海运为基础的贸易网络、保障贸易的海军力量，以及规范海洋竞争的海洋秩序。当前中文语境下对“海权”概念的模糊性尤为显著，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是术语翻译上的语义分歧（如将“海洋强国”与“海上力量”的混用）；二是理论原境与当下语境的历史隔阂。这种认知偏差导致学界长期忽视马汉理论的关键洞见——海权本质上是海洋经济、海洋秩序与海上力量协同作用的动态体系。
自大航海时代以降，现代西方文明的演进与对海洋的认知及利用进程紧密相连，尤其在海洋经济、海洋秩序与海上力量三个领域的发展尤为突出。作为现代历史的开端，航海大发现本质上是由商业利益驱动和主导的海洋探险活动。此类活动不仅为早期欧洲人开辟了东西方贸易的海上通道，成功绕过了奥斯曼帝国所施加的限制，更促进了海洋贸易成为现代国家财富增长的关键途径之一。与航海大发现同步，欧洲国家开始寻求对海洋竞争的限制与规范。这一实践的早期体现是1494年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罗马教皇调解下签署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该条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现代海洋秩序的雏形。随着海洋贸易和海外殖民的持续发展，欧洲的财富日益集中于海上。同时，造船、航海与武器技术的不断进步，显著增强了欧洲人对海洋的控制能力。这两种趋势的相互作用，促使欧洲早期现代国家日益重视建立和维护常备海军力量。
尽管在现代历史进程中，海洋经济、海洋秩序以及海上力量的发展几乎呈现出同步性，但三者之间的优先级排序依然清晰可辨。具体而言，海洋经济的繁荣催生了海洋秩序的建立，而海洋秩序的需求则进一步驱动了欧洲早期现代国家海上力量的构建。这一优先级序列也在马汉关于海权理论的阐述中得到明确体现。正如罗伯特·辛格（Robert Singer）所言，正是马汉关于海权的论述激发了广泛的评论与推测，海权的重要性也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马汉在其著作中对海洋经济与海上力量的相互作用及其关联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其观点揭示了两者之间存在一种明确的层级结构。首先，他指出海洋经济（包括生产、航运、殖民地活动）是决定国家经济繁荣的核心要素，并且始终是濒海国家制定海洋政策的主导因素；其次，海上主导权的掌握对于维护与生产、航运、殖民地活动相关的国家利益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海上主导权的争夺一直是历史上大国间冲突的关键所在；最后，马汉指出，国家海权发展受六个关键因素影响：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包括资源与气候）、国土面积、人口规模、民族特性及政治体制。
对马汉而言，构建海上力量的终极目标在于促进和保障国家海洋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与国家海洋经济发展和繁荣相匹配的海洋秩序。这一点正是理解马汉反复强调实现“对海洋的控制”的核心所在，并在他对英国如何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取得最终胜利的阐释中得到了集中体现。马汉指出，英国胜利的关键在于对海洋的控制。英国通过击败法国、西班牙海军，消除了主要海上威胁，并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彻底击溃法西联合舰队，从而确保了对海洋的绝对控制。这使得英国能够有效封锁欧洲大陆，保障其海上贸易安全，削弱法国国力，同时为自身的军事行动提供充足的经济支持，巩固金融基础。事实上，特拉法尔加海战印证了马汉所论述的海权体系的运行逻辑：英国通过掌握制海权，既成功阻断了拿破仑的大陆经济封锁，又保障了其海外贸易的资本流动，最终形成了军事与经济的双重优势。此役也揭示了英国反对拿破仑欧洲霸权斗争的终极目标，即构建一个有利于英国（以及其他海洋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的国际海洋秩序。
在马汉的理论框架中，掌握海洋控制权的核心在于通过政治策略促进军事力量或海军力量的发展，从而保障国家海上商业活动的可持续性。他强调，商业、政治和军事这三个要素对于国家海上力量发展的重要性排序依次为：商业活动的优先性、政治策略的运用以及军事力量的建设。这一排序隐含的深层意义在于，国家发展海上力量或海军力量的根本宗旨在于利用政治手段支持国家的海外商业或经济利益，确保其安全与繁荣。与众多同时代的学者相似，马汉不仅是一位坚定的大海军主义者，也是一位帝国主义理论的支持者。但马汉绝非一位主张仅凭军事力量即可实现国家繁荣与发展的军国主义者。他清晰地认识到，国家海上力量发展的核心目的在于捍卫其经济或商业利益，而这种捍卫是通过构建和维护一个以海上力量为后盾的海洋秩序来实现的。尽管马汉强调海权的重要性，但他同样认为“海洋仅是国家总体兴衰的一个因素”，并指出，“若忽视与海洋紧密相关的其他因素，将导致对海洋重要性的误解（无论是夸大还是贬低）。”
全球化时代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刻重塑了海权的实践场域，海权的衡量标准也随之从传统的军事制海权转向海洋经济比重与全球治理参与度，这对中国的海洋转型路径提出了新的战略要求。作为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中国在推进海洋转型的道路上，首要挑战是如何规避历史陷阱以确保海洋转型的成功。这一过程的核心在于对海洋转型相关议题的深入理解。从理论上讲，海洋转型成功的基础首先在于对现代海权概念及其构成要素的明确界定，这种界定不仅直接关联到海洋转型的核心目标与根本路径，而且对转型的最终成效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次，陆海复合型国家在海洋转型过程中，必须深刻汲取历史上两次接近成功却失败的海洋转型经验，这些宝贵经验对于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中国作为当代世界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应充分借鉴历史上海洋转型的经验教训，立足自身国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权发展新路径。
文章来源：节选自《陆海复合型国家与海洋转型——历史逻辑与当代路径》，原刊于《太平洋学报》2025年第6期。
作者：丁宇航，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征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