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仲裁案裁决”发布至今已有十年，在此期间的国际司法活动是如何看待或援引该裁决中确定的一些新的原则和规则的?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加警惕“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潜在负面影响并采取必要的应对举措。
一、国际裁判机构的“克制”倾向与外溢效应
国际裁判机构对“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援引还比较有限，且主要体现在当事方对相关裁决的援引，以及法官或仲裁员通过“单独意见”或“反对意见”等方式批判或支持相关裁决，法庭或仲裁庭直接援引“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情形较少。从国际裁判机构的援引内容来看，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援引程序意义上的法理，集中表现为法庭或仲裁庭的“自裁管辖权”的法理支撑；另外一种则是《公约》条款的解释与适用。距离“南海仲裁案”已经过去十年，在这十年间，三个主要与海洋法相关的国际裁判机构在援引该案所谓裁决上并不“积极”。作为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法院，仅在“陆地和海洋界限对岛屿的主权案”中援引了一般性法理。而表现较为“活跃”的是附件七仲裁庭，在判决书或裁决书中共援引了四次。但除了在“艾瑞克·莱谢案”较为直接地讨论到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56、58、87、92、97条等的解释和适用问题外，在其余三个案件中，均是对管辖权规则的讨论。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存在多方面的原因，但“南海仲裁案裁决”中存在的诸多法律和事实方面的问题或错误应该是主要原因。相比于此前案件中法庭讨论岛屿的保守态度，“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显然更为激进。针对附件七仲裁庭这一冒进的举措，国际裁判机构采取更为“克制”和“保守”的态度也并不意外。
值得关注的是，国际海洋法法庭在“气候变化咨询意见案”中确立了其对《公约》第192条、194条和第206条的解释和适用规则。从结果上看，这是对《公约》第十二部分“海洋环境的保护与保全”下环境义务的强化。纵观国际海洋法法庭近年来的活动，可以发现，法庭始终在海洋环境义务上表现出较为“激进”的态度，在该案中，“南海仲裁案裁决”中仲裁庭的部分观点被一些国家和政府间组织援引。对“南海仲裁案裁决”中环境义务内容的大范围援引，虽然并非法庭或仲裁庭的直接援引，但足以见得在海洋环境义务上，“裁决”的结果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国际裁判机构在“南海仲裁案裁决”援引问题上的相对克制产生了一定的外溢效应，国际涉海条约的谈判进程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简称《BBNJ协定》)的谈判中，就明确表现出对“南海仲裁案裁决”不予认可的国际趋势。在《BBNJ协定》的文本中，第6条、第18条、第47条第7款和第60条第9款都明确了对主权争端的完全排除与限制。这种排除领土主权或争议海域争端的做法贯穿了《BBNJ协定》的谈判全程。对于领土主权或争议海域争端的排除态度恰恰表明了国际社会对“南海仲裁案裁决”不予认可的趋势。
二、法官和仲裁员“单独意见”和“反对意见”的影响力
国际裁判机构采用多数票决的方法,其正式判决或意见往往带有妥协性质。为了达成多数共识,法庭或仲裁庭常常有意识地回避尖锐争议,并采用模糊的表述。而法官或仲裁员的“单独意见”或“反对意见”,从某种程度上是“规约”赋予法官或仲裁员就争议问题发表个人观点、系统阐述创新法理、填补逻辑漏洞的权利。因而,法官的“单独意见”或“反对意见”往往在国际法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前瞻或指引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法官或仲裁员的“意见”会产生无形的合力,推动法庭或仲裁庭在法律解释、价值权衡与规则续造中凝聚裁判共识,修正单一裁判视角的局限,让判决说理兼具法理深度与现实关照,最终塑造司法裁判的裁判倾向,逐步沉淀为可参照的司法裁判惯例,引导同类案件的裁判尺度趋于统一,也为后续法律漏洞填补、司法政策演进做好说理层面的制度铺垫。
从主观角度看,法官和仲裁员的“单独意见”和“反对意见”也具备一定的舆论影响力。法官和仲裁员在其“意见”中的情感态度表达,既是一种立场,也是一种价值引导。法官或仲裁员在其“意见”中的立场表达本身也是国际司法裁判中制衡的关键,“意见”中多元法律观点的留存,能够兼顾不同法系、不同文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法律认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法官或仲裁员的“意见”能够修正传统上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法解释范式,制衡单一法系、地缘阵营主导裁判的风险,推动国际法朝着更加公平包容的方向发展。
到底应该如何客观看待法官或仲裁员“单独意见”与“反对意见”援引的影响力,仍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总而言之,应该客观看待法官或仲裁员在案件中公开的“单独意见”和“反对意见”,在考察“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后续影响时,法官或仲裁员对该案的援引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其影响力的参考,但并非决定性要素。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是否应当把附件七仲裁庭仲裁员的“单独意见”和“反对意见”视作与国际法院或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的“意见”具有同等的影响力。就仲裁庭的组成而言,相比于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国际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附件七仲裁庭展示出极强的“仲裁”特点,即当事方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在法庭组成、法律适用、程序、公开性、仲裁的争议问题乃至裁决的标准上施加影响。附件七仲裁庭本身的回避制度的制度性缺陷,以及“南海仲裁案”中仲裁庭的组成存在的“程序漏洞”,直接影响了“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公正性。
三、当事国援引对“裁决”效力二次强化
由于国际司法裁判中典型的“对抗”属性,在当事国援引“南海仲裁案裁决”时,意味着法庭或仲裁庭需要“回应”当事国,无论这一“回应”是针对“南海仲裁案裁决”中被援引的法理,还是法庭需要就“裁决”中未尽的问题作再一次澄清。在过往判例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并不乏“批评”前案的隐喻。较为典型的是1966年“西南非洲案”(第二阶段)和1971年的“纳米比亚咨询意见案”,由于在前案中国际法院以原告无法律利益为由驳回,因此被视为是在纵容种族隔离与殖民主义。在之后的“纳米比亚咨询意见案”中,国际法院在安理会的请求下发表咨询意见,明确认定南非对纳米比亚属于非法占领,各国应承担不承认、不协助的义务。这一修正既是迫于国际舆论压力下为挽救法院信誉作出的补救措施,也是国际法院对自身失误的“反思”。
如果“争议”已经不存在,法庭自然失去讨论或澄清这一问题的必要。但只要当事国在法律文书或法庭辩论过程中继续援引“南海仲裁案裁决”,就意味着法庭或仲裁庭将有机会重新审视“裁决”中的法理与观点。换言之,每当当事国在其法律文书或法庭辩论中援引“南海仲裁案裁决”,都是一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效力强化”,也意味着法庭或仲裁庭将有可能在此案中再次“审视”“肯定”或“否定”在“南海仲裁案裁决”中形成的法理与观点。“南海仲裁案”是违反“国家同意”原则建立管辖权的越权管辖典型,存在明显的法理谬误,它所确立的规则先天欠缺程序正当性与实体公正性,违背国际法基本正义原则。该类规则既不应被吸纳入国际立法进程,亦不应成为国际司法裁判参照先例。
“南海仲裁案裁决”作为《公约》附件七仲裁庭在个案中突破正常司法职能的“异化”产物，被个别南海问题当事国有意鼓吹和利用，我国有必要积极主动回应，坚决批驳，阻断这一“裁决”在国际裁判机构中的法理“形成”和“固化”路径。鉴此，要做好长期应对准备，坚持驳斥该非法裁决，阻止其继续外溢和发酵，通过多元化、实效化的举措持续正本清源，助力构建南海合作与海洋治理的良好局面。
来源：节选自《国际裁判机构援引“南海仲裁案裁决”的类型化分析及其法律意涵》，原刊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6年第4期
作者：施余兵，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李柔，系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