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术界对于“海洋强国”内涵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国家海洋局局长刘赐贵所提出的:“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的内涵应该包括认知海洋、利用海洋、生态海洋、管控海洋、和谐海洋等五个方面。”除此之外，还有殷克东等学者所提出的:“海洋经济综合实力发达、海洋科技综合水平先进、海洋产业国际竞争力突出、海洋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大、海洋事务综合调控管理规范、海洋生态环境健康、沿海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达、海洋军事实力和海洋外交事务处理能力强大的临海国家。”但这些研究远未就“建设海洋强国战略”达成共识、完成概念操作化过程。
虽然早在先秦的春秋时代，《管子·海王》篇就曾提出“观山海”“以为国”的思想，前瞻地察觉到海洋蕴含的财富作用对于国家强盛的重要性，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是一个大陆国家。黑格尔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说:“尽管中国靠海，尽管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远航，但是中国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唯一的例外则是郑和，他以七下西洋的壮举，使中国一度成为东亚乃至世界的海洋强国。根据法国人弗朗索瓦·德勃雷(Francois Mitterrand)在《海外华人》中记载的一段话，郑和认为，“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这应说是中国早期的海权意识，清晰地将海权放在国家安全的重要位置上，可谓是先哲警言，忧天下之忧系国安民生。
实际上，中国对海洋的重视是近代以来西方坚船利炮压力下的产物。在这段满是耻辱和抗争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才重新审视海洋对于国家兴衰的影响，从而将中国海洋强国思想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魏源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中主张改漕运为海运，由海运而发展海商，由海商而建立新式海军，由拥有强大海军而掌握海权，期望中国通过发展海洋文明从而成为一个能够足以“制夷”的“海国”。洋务运动则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付诸实践，建立建设现代海军，开发海洋贸易，以应对不断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和竞争。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提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但在实践中，洋务派将海权简单地理解为“坚船利炮”，因此单纯地从海防角度重视船舰技术和海军编制的仿效，并没有从经济贸易的需要、海权势力的争夺以及海洋意识的树立等角度来转变思想。这也成为了贯穿于整个清末海军建设和海洋发展的基本命题。在“海防议”中，李鸿章指出:“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庶无事扬威海上，有警时仍可收进海口，以守为战。”
孙中山是近代以来第一位系统提出中国海洋强国思想的伟人，他认为，“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对于海权的恢复和维护，孙中山提出了一种战略性的构想，即对内收回海关主权，对外争夺太平洋海权，重视陆海统筹。他认为，“海权之竞争，由地中海而移于大西洋，今后则由大西洋而移于太平洋矣……太平洋问题，则实关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者也。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他还提出了“陆海统筹”的建议，强调中国的发展要“海权与陆权并重，不偏于海，亦不偏于陆，而以大陆雄伟之精神，与海国超迈之意识，左右逢源，相得益彰”。在孙中山的海权思想中，并不是单纯重视海军的建设，而是同时重视海洋的商业与贸易意义，他指出，港口“为国际发展实业计划之策源地”，“为世界贸易之通路”，是“中国与世界交通运输之关键”。毫无疑问，孙中山的海洋强国思想即使在现在看来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其思想只能停留在“强国梦”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内，中国尽管对海军有战略意义上的考虑，但发展海军更多的是为了国防的现代化，而与中国的海洋地缘毫无关系。因此，近海防御一直是我国海军的指导思想。事实上，新中国对海洋的研究和重视基本与中国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同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国对海洋的研究正式大规模引入“海权”这一概念。海权的概念来自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然而他并没有给出精确的定义，因此其所表达的思想大多是后人根据其著作推导出来的。对于海权的理解，中国学术界主要存在两派观点:一派观点认为，海权应是国家“海权权利”和“海上力量”的统一，海上力量是海洋权利自我实现的工具，对中国来说，应该强调海权的权利属性;另外一派观点认为，海权就是对海洋的控制，即制海权，因此高度重视海权的力量属性，认为中国要想实现伟大复兴就要大力发展海权，特别是建设强大的海军力量，甚至反对“把海洋油气田开采、经济专属区、领海保护、甚至捕鱼捉蟹等海洋权益都归入海权的概念内涵”。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中共十四大曾指出，“军队要努力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注重质量建设，全面增强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保卫国家领土、领空和领海主权及维护国际海洋权益、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全的神圣使命”。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次把维护“海洋权益”写进党的政治报告。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海洋强国思想再次提到这一点，确认了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内容。
无论是从历史现实还是理论分析来看，对海洋的重视主要基于两个因素的考虑:利益与安全。权利衍生出权益，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权力则回应威胁，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必然是“权利”与“权力”双重属性的统一。
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1期 节选自《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动力与路径》
作者：梁亚滨(1982—)，男，河北肃宁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美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