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边是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地区
2011年9月，“命运共同体”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在总结两岸关系和合作共赢等问题时，正式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多次阐述，将其提升为中国走向强国大国时代的最重要的理论旗帜和战略目标。
2013年3月23日，中国领导人首访俄罗斯发表演讲，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应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访问期间，两国签署联合声明，开启了中俄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历程。随后，中国与众多周边国家签署了建设各种形式的“双边命运共同体”协议。2013年10月3日，中国领导人在印尼访问期间，提议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015年3月2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中国领导人提出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倡议。4月6日，中国在北京举办澜湄对话合作高官会，首创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澜湄次区域合作机制。继而，2015年9月28日，中国领导人在美国纽约联合国第70届大会上发表演讲,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向联合国，后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对该理念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阐述。随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迅速被写入联合国决议，成为联合国实现全球治理的重要纲领性主张。
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对于“命运共同体”阐述和践行始于中国周边国家和周边地区，从“双边命运共同体”“中国与东盟命运共同体”“澜湄六国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开始，进而推向“亚太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经历了由周边国家、周边地区、泛周边地区（亚太、印太），最终走向全球（联合国）的发展路径，逐步将“命运共同体”建设扩展成为联合国确认的全人类共同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
周边国家和周边地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和建设的始发之地、重点之地、关键之地、示范之地，也是决定兴衰成败之地。本文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视角，论述其历史使命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与周边和平相处的“共生哲学”建设
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与周边和平相处的“共生哲学”。中国与周边所处的亚洲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文化多元、宗教多样、观念各异、政治制度不同、经济水平差距较大，再加上历史因素的影响，各国在领土、海洋等问题上矛盾和冲突不断，亚洲的整体复杂程度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大洲。对于中国来说，自美国“重返亚太”以来，来自周边的纠纷、牵制和威胁明显大幅增多，其中既有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内乱”，给中国造成的冲击和影响，也有美国以领土海洋争端为抓手，不断挑唆周边国家与中国进行的对抗和冲突，这些因素都给中国的复兴之路增添了重重阻碍。中国能否与周边国家和平相处、分享发展机会、拓展合作共赢的空间，将直接关系到中国崛起能否取得成功。
我们所处的时代具有哪些新特点？中国领导人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进行过总结：其一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二战结束后，旧式的殖民体系已成为过去式，世界上的任何一国都已无法独霸世界，各国都渴望和平和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世界向前发展的主旋律；其二是“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群体崛起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无论是其经济增长速度还是所占份额都对原有的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冲击，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和影响力日益显著；其三是“各国相互依存，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全球化的带动下，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隔阂逐渐被打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国的相互依存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人类在同一时空中利益交融、休戚与共。其四是“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当今世界一些地区冲突不断加剧，跨国犯罪屡禁不止，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跨国性、隐蔽性、突发性、不确定性等特性十分突出，对全人类生存和世界发展都构成了威胁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任依然艰巨。中国领导人明确提出“命运共同体”新概念，成为应对新时代的治世之方。
在此基础上，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平相处的“共生哲学”，以取代那些过时的以弱肉强食、霸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治世法则”，并多次对此进行了完整、深刻和详细的理论阐释，可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主张各国之间相互尊重彼此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对于涉及共同利益的事情呼吁各国要共同商量，反对为了一己之私而搞乱地区和世界或干涉别国内政；二是“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认为各国要摒弃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积极寻找彼此的利益共同点，只有树立双赢、共赢的理念才能保持长久合作；三是“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指出安全应该是普遍的、平等的、包容的，任何一国都不应该为了实现自身的绝对安全而牺牲他国的正当权益，各国应加强对话、交流与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安全的良性互动；四是“坚持不同文明兼容，交流互览”，主张各国在相互发展的过程中要尊重彼此之间文明的多元、制度的多样、模式的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在此基础上各国应加强互学互鉴互览。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周边外交实践充分证明，这种“共生哲学”已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推动和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识。泰国前副总理、亚洲和平与和解委员会（APRC）主席素拉杰高度评价说：“亚洲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逐步形成的概念，更是一种哲学。它提醒我们亚洲人，我们曾经是多么分裂，被各种战争、各种制度、各种分歧所分裂；而今天，命运共同体这个具有哲学高度的概念引起了亚洲人的共鸣”，“亚洲应该迈向一个新未来，忘却历史恩怨、追求和平发展的未来。”
三、中国走向大国时代的“历史使命”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和推行的时代，正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十九大报告清晰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从现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其后,再奋斗15年，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后，再奋斗15年，2050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时间节点和路线规划可以看出，至少在2035年前中国周边外交仍将占据外交全局的首要地位。
在这个阶段,中国正处于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从将强未强到世界级强国的历史转变进程之中。中国的GDP总量与美国还有较大的差距，2017年，美国的GDP总量是19.36万亿美元,中国是12.24万亿美元，中国虽然稳居第二，但仅是美国的63.2%。中国人均GDP则处于世界排名较后的位置，中美间的实力差距是非常明显的。中国最应当关注的是做强做大自身,而避免将全球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继续争取长期稳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使中国稳步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强国。中国主要发挥影响力的地区仍是中国周边,中国的历史性任务是引领亚洲，避免发生颠覆性的错误。因此，中国不宜急于为世界性权力心动，不能给世人造成中国急于要取代美国的印象，不宜急于提出和推广以全球事务为对象的“中国方案”，更不宜急于企图以某种新体系主导国际社会。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倡议重点在中国周边地区推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迈向大国时代的中国外交大战略和周边外交实际运作大方略。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将表现为：它是中国走向大国外交新时代的纲领性理论旗帜，有助于清除“中国威胁论”的鼓噪和喧嚣,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的良好形象；它是中国与美国霸权稳定论和强权政治相比较而提出的全球治理战略，有助于稳定世界形势大局；它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双边关系或多边关系的实际指导方针，有助于发展与周边国家与区域组织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关系；它更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后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预演，为实现“中国强大后不称霸”诺言给世人做出榜样和示范。
四、中国对美国强势制衡的“太极应对”
建设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美国强势制衡中国的“太极应对”之法,卓有成效。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周边安全格局出现两重性特点：一方面，中国快速崛起和美国霸权守成构成了中国周边社会的内在结构性矛盾，在一个短时期内难以得到解决，美国对华制衡将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另一方面，中美不发生大的对抗是双方底线，中美在中国周边实现“兼容共存”，导致中美内在结构性矛盾不体现对抗性特点。
特朗普上任将其强烈的民粹主义取向与“美国优先”理念带入美国的内政外交之中,他张扬率性、口无遮拦的个性和“逢奥巴马必反”的执政风格，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对外关系大变局。朝鲜半岛问题、钓鱼岛问题、台海问题、南海问题、贸易摩擦问题等，处处显现中美结构性矛盾依然尖锐存在，特朗普视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的“零和”思维与历届美国总统无异，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道路将充满不确定性，中国周边成为中美较量的前沿阵地和主要地区。
面对美国汹涌而来的强势制衡，中国淡定、沉着、冷静判断美国是阻碍中国崛起和破坏中国周边安全平衡的主要国家，不对其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一般不采取正面对抗之策，尽量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不重蹈苏联大规模军备竞赛而被拖垮的覆辙。对于美国的强势制衡，是你做你的“霸权稳定”“联盟制衡”“颜色革命”“军事威胁”，我做我的“合作共赢”“一带一路”“亚洲安全观”“命运共同体”，表现出“太极应对”式的柔性抗争特点。将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以“开放与创新”作为对美不战而胜的战略大政。中国所采取的这些举措，成功抗衡美国的强势制衡中国之举，既维护了中国周边的和平与安全，使美国无计可施，又避免中美间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以有理、有利、有节的坚决斗争，迫使美国从“冷战化危险”中走出，双方重视和尊重各自在中国周边的重大战略关切和核心利益，从而控制了中美内在结构性矛盾的扩张，扩大了“兼容共存”和合作共赢的空间，维持中国周边安全平衡，有利于两个大国的长远利益。
五、中国与周边共谋发展繁荣的“系统工程”建设
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系统工程”。笔者以为在中国周边已经出现了新的“三个世界”架构：中美各为一极,其间存在许多“中间国家”。这些国家的自身国家利益决定其基本立场必将是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一般不会或不会永远在中美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与冷战时代有重要区别。
争取更多的中间国家站在自己一边，或更多地倾向自己,是中美两国博弈的重要内容。从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历届政府都一以贯之，推行分化、挑拨、撕裂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政策。中国有必要从战略层面关注和研讨如何深化与中国周边“中间国家”密切关系问题，建设中国与周边国家长远友好关系的“系统工程”。
建设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共赢，可以破除和瓦解美国等域外大国对于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分化和分裂政策，加强与所有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使他们更多地不仅在经济上也在安全上与中国实现合作共赢，是中国的重大战略利益所在。
建设命运共同体，按照“双轨思路”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可以清除域外大国的挑拨和干扰，避免引发相互间的冲突和激化，寻找到妥善解决的和平之道，从而实现地区的合作稳定，合作共赢。建设命运共同体，可充分发挥中国在周边国家发展中的核心力量和中流砥柱作用，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与周边国家真正实现“五通”，进而为命运共同体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作出榜样与示范。
建设命运共同体，还应理解、接受和正确对待“中间国家”在中美间实行平衡政策。冷战时期那种非此即彼、划线站队式对待中间国家的态度已经过时。中国应以包容的态度争取与所有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以建设命运共同体为指导和标向，与周边国家建设共同发展繁荣的“系统工程”。
文章来源：《东北亚论坛》2018年04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作者：石源华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