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度”既是哲学理论之中的一个概念,也是文化学常常提出的一个内容，从国际政治学角度来看，“向度（Dimension）”主要是指一种视角,是从国际体系、地区格局以及国家立场等多层次，从空间、时间、角色等多方位，从政治、经济、安全等多领域框架下,对于一个国家战略的取向、目标、内容、路径与布局等方面做出的判断、评价。十九大后，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取向、拓展全球与区域合作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目标、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战略路径，也包括如何通过地区合作的战略平台，在全球、区域、周边等地区，实施全方位的战略布局，具有“中国向度”也包含广泛的“世界向度”。本文以东北亚地区为例，从“时空向度”、“角色向度”等方面，论述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历史变迁与战略构建，评价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中国贡献。
一、“时空向度”中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变迁
近代以来，由于闭关锁国，中国一直处于“国际机制的非参与国”国际体系的边缘地区，中国远离国际体系视野，拘泥在“自我为大”的“中心存在”定位中，其本质是自我隔绝世界体系之外。
伴随着西方殖民的侵入，“中国中心向度”的国际战略观被“西方中心向度”的武装所征服，中国不仅进一步被世界边缘化同时中国也被“单向”西方殖民化，中国由过去的“自我隔绝”被迫沦为世界体系中“西学东渐”的“边缘性存在”。
中国的固步自封改写了东北亚的历史，而且使临近的日本在这一地区大幅扩张其政经影响。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固有领土台湾被日本强行侵占，1905年日俄战争，朝鲜半岛成为日本独霸的势力范围，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成为东北亚地区的霸主，东北亚周边地区已经不是中国安全屏障，而是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蚕食中国的跳板与基地。从此，“中国中心向度”的朝贡体系，在日本帝国重击下轰然瓦解，日本开启了“大东亚共荣圈”霸权的布局。1919年五四运动，掀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高潮，马克思主义随着西方各种思想传播到中国，逐渐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成为指导中国革命与抗日战争的理论思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得到很好融合。
1945年至冷战结束，东北亚地区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前沿，此后以“三八线”与“台湾海峡”为界，东北亚处于美苏两个阵营泾渭分明的分界区。日本帝国曾经在东北亚的支配地位让位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与其他地区相比,东北亚地区格局存在明显的东西方意识形态尖锐对立与地缘政治高度抗衡的特征，东北亚地区国家政治与国际关系凸显美苏霸权干预的影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大部时间里，中国国际战略更多回归到“中国中心向度”时期，但是这一时期的“中国中心向度”更多体现出强烈“革命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在对外政策方面，除了早期执行对苏联“一边倒”政策之外,随着美苏争霸在全球及其东北亚越演越烈，中国领导人提出“三个世界”理论，这与此前的闭关锁国的“中国中心向度”不同，中国已经开启了胸怀全球的国际战略视野，中国既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建立的国际体系，也反对美国建立的西方秩序。
在东北亚地区，尽管日本失去了军事霸权，但在经济领域,日本以“雁形模式”引领了东北亚经济发展，亚洲四小龙的三个主体也都居于东北亚地区，表明东北亚各国在实现亚洲经济奇迹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中国也乘上了这班“快车”。1979~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三代领导人，中国的国际战略观基本上沿袭了邓小平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思想路线，肯定“东西是和平、南北要发展”国际环境的基本主张，坚持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发展”路线，坚持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国际体系多极化,对外政策由“有所作为”到“积极有为”。经过近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力大增，2001年中国加入WTO，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中国取代日本经济霸主地位，由国际体系的“边缘地区”“半边缘地区”变为“半中心地区”，在东北亚，“中国化中心向度”越发明显。
二、“角色向度”下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建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席卷世界以来，西方出现了“本国优先”的保守主义反全球化的趋势，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全球冲突风险加剧，东北亚地区格局也呈现动荡不安的局面，面对全球与东北亚地区困局，中国主动提出了“中国方案”，扮演了和平建设者、发展贡献者、秩序维护者、文明传播者的角色。
（一）和平建设者的“中国角色”
2013年1月28日，中国领导人在集体学习时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中国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选择。”“和平建设者”是中国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最核心的“角色向度”。新中国成立近七十年，“和平”始终是中国外交的主旋律。早在1953年中国第一次正式向国际社会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此后，中国领导人不断丰富、践行和平合作外交理念，尤其是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倡导“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力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成为构建东北亚新型国家关系的战略标识。在联合国中国领导人两次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把构建伙伴关系放在首位，主张“走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由于东北亚各国间处于因长期信任赤字造成的“安全困境”，朝鲜半岛南北对峙，中日、俄日、美朝、韩日存在安全和领土纠纷，如何在安全困境中寻求破解，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是中国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向。以朝核问题为例，中国提出了“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半岛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的“双轨并进”思路和“双暂定”倡议。2018年4月21日，朝鲜正式宣布停止核试验和弹道导弹的发射试验，并且关闭核试验基地，4月27日朝韩首脑会谈，签署了《为实现半岛和平、繁荣和统一的板门店宣言》，这一巨大成果的达成，无疑体现了中国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斡旋初见成效，如果没有中国的积极斡旋，负责任大国的公共外交，不可能呈现如此向好的发展趋势。在地区合作方面，中国也发挥了建设者的作用，如，中日韩首脑会议、“10+3”合作机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倡导作用，体现出和平建设者的“中国的角色向度”。
（二）发展贡献者的“中国角色”
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伴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分量迅速上升，中国对国际社会的经济贡献越来越大。2017年达沃斯论坛，中国领导人提出“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中国的大门对世界始终是打开的，不会关上。”可以说，发展贡献者是有“中国的角色向度”又一个重要身份。
以中日经济关系为例，过去二十几年，日本经济呈现出长期停滞状态，其根本原因是15~64岁的生产年龄人口持续减少。为解决人口因素引起的消费减退，吸引外国游客旅游消费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据统计，2017年中国赴日旅游人数735万人，占赴日跨境游客总数的四分之一。
经济学家格兰斯曼认为相互依存这一概念被用来说明一国经济对另一国经济的依赖程度，贸易依存度也反映了一国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度。随着东北亚国家对外贸易的增加，贸易依存度也不断提高。在东北亚，中日韩作为区域主要国家，相互依存关系紧密，2017年日本对中国出口1328.75亿美元，进口1644.24亿美元；2017年韩国对中国出口额1421.15亿美元，进口额978.57亿美元。从上述进出口额数据来看，中日韩相互依存度紧密。中国分别是日本与韩国的第一大贸易国，三国经济利益一致，具有互利共赢，多边互惠的特征。近年来，中俄经济关系也步入“新时代”，2017年中俄贸易规模急剧扩大，中国已成为俄罗斯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国。除了双边贸易，中俄在多边贸易领域不断加强合作，造福亚非欧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获得俄罗斯的支持，俄罗斯积极邀请中国参与“北极航线”计划。中国政府通过发布《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阐明了与俄罗斯对接“冰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从欧洲西北部穿越北极圈、经由西伯利亚进入太平洋北部的“东北航道”作为对“一带一路”计划的补充，成为中俄新的合作领域，并力邀他国参与其中。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基本保持10%左右水平，尽管近年来已经降至7%左右的水平，仍然对东北亚的经济增长形成巨大的拉动效应。目前，中国正在推进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与“创新基地”的转变，中国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努力打造一个由消费、创新和绿色能源为特色的新的经济增长时代，势必在推动与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可以说,东北亚是蕴藏着巨大发展潜力的地区，中国扮演着“发展贡献者”角色，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向更深层次展开，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三）秩序维护者的“中国角色”
当今世界处于大变革时期，国际关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日趋增加，中国提出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秩序，在东北亚地区也面临诸多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在传统安全方面，中国积极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积极参与东北亚区域治理，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主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推动“亚信峰会”召开，在多边贸易体制建设方面，促进“中日韩、东盟—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发挥地区秩序维护者的作用。
在非传统领域合作方面,中国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及其环境污染方面治理。由于东北亚地区以煤炭为主的能源大幅度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量造成的环境污染，已赫然成为东北亚地区各国所面临的问题。中国作为东北亚乃至国际社会中负责任大国，积极推动全球公共福利，倡导改善环境，打破国界壁垒，不断增进各国间的互信，采取有效的措施应对环境问题。2014年11月，中国与美国宣布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协议，承诺减少碳排放总量，增加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中国的态度对《巴黎协定》的达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017年6月，特朗普正式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与美国的保守主义相反，中国携手东北亚相关国家打造一个“绿色”联盟，以减少碳排放，加快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和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将环保问题提升为“国家安全问题”，并将《巴黎协定》评价为“不可逆的历史性成果”，把对抗气候变化的斗争视为全球治理的要务。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性问题不断凸显的情况下，以更宽阔的视野提出推动和捍卫经济全球化秩序，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通过创新、合作共赢、公正治理、和平发展实现经济全球化，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摒弃零和博弈旧思维，打破囚徒困境旧逻辑，避免小集团政治封闭性，将“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放置在东北亚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现实语境中加以理解，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证明。
（四）文明传播者的“中国角色”
中国领导人在《文化是灵魂》一文中写到：“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粘合剂’。”“东北亚国家共同的文化根源大多来源于儒教文化圈，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构成了东北亚文化的主流”,日韩朝的主体文化都深受汉文化影响,中日韩朝蒙从地缘上同属东方文化圈，俄罗斯具有“大陆桥文化”的特点，东北亚区域内文化虽有差异，但同源、同根是主流，不存在“文明的冲突”。当今时代多元文化大放异彩,东北亚各国文化在农业文明和儒家文化基础上衍生出来，具有各自民族特色，“世界上有200多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音乐或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始终秉持和传承着“亲仁善邻”“兼爱非攻”“协和万邦”“和合万国”的和平、和睦、和谐理念。始终坚守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义礼智信”的精神品格和道德追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礼之用和为贵”的宇宙观、人生观；“兼相爱，交相利”“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人文追求。远在2500年前，墨翟就提出：“兼相爱，交相利”“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中华文明的精粹就在于“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兼收并蓄”。“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发扬了“礼之用，和为贵”的“和合”理念，以开放包容的理念，求同存异，倡导共同携手，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三、结语
东北亚地区是活跃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最具发展活力的区域之一，目前,东北亚区域内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盟（EU15）区域内贸易的增长速度，扩张的力度超过了东盟，扩张的程度超过了地理距离和经济规模所能预期的范围。随着东北亚国家对外贸易的增加，贸易依存度也不断提高。但必须看到，全球贸易的持续复苏仍受到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严重影响，给东北亚国家的贸易可持续发展带来不确定影响。
除此之外，在政治安全方面，东北亚也是冷战结束后27年间世界上最具敏感性的区域之一，兼具了地缘战略冲突的诸多要素，如,世界大国利益交集、历史争议尚待解决、军事对抗不断升级、民族主义强烈涌动等，上述复杂因素的影响，导致东北亚地区冷战阴霾仍弥漫未散。如何跨越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在冲突与合作并存、对抗与缓和同在的背景下，构建新型东北亚国际关系，把握历史与时代脉搏，运用中国智慧，发挥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与担当，成为崛起中的中国必须思考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领导人中国领导人创新全球治理理念和实践，从国际大格局出发，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可以说，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时空向度”历史变迁中，中国扮演了“和平建设者、发展贡献者、秩序维护者、文明传播者”的角色,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实践的本身，就是新时代背景下具有“中国向度”的国际战略实践，中国作为世界和平建设者、世界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文明传播者，承担了新时代的世界角色与中国使命，当然具有了广泛的“世界向度”，也可以说，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开启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战略实践的里程。
文章来源：《东北亚论坛》2018年04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作者：巴殿君，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政治所所长；张育侨，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王箫轲，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