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近期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分析中国外交的新阶段新动向。个人相信，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整体中外关系动向，都或多或少与中国这个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同时迅猛崛起的国家出现的快速成长及成长不足有所关联。下面的发言，反映当下我作为一个研究者的特殊思考角度，即：着眼的重点不是外交和国际关系，而是外交与内政关联性、尤其是中国成长进程的缺失。很抱歉我不是日本问题专家，无法就中日关系的议题，做出像在座各位那样有深度且有趣的说明。希望本文的分析及结论，有助于更加准确把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大而未强”、“力道弱于智道”的角色，有助于各方面用心地改进中国与日本及国际社会的合作。
归纳一下，中国外交经历了和正在经历三段历程。对于自己的民族、对于外部世界，它们都非同小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三十年，是延安革命精神发扬和引导的一段时期。我把它称作“1.0版的中国”，也可简称“毛泽东时代”。它的最重要使命，是结束长期的军阀混乱和外国在中国的势力分割，让近代以来饱受屈辱的中华民族摆脱枷锁、站立起来；它始终在同列强进行抗争，先是同美国和西方世界对峙，后来同曾经的老大哥苏联决裂，斗争哲学贯穿整个过程，乃至最终发展成广泛输出革命和自我不断革命的极左路线。它折射出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时代特征，也体现了那个时代苏联列宁斯大林主义模式的深刻印记。毛泽东的革命思想有它的积极意义，也有其历史局限，其中最大的不足是令建国头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活力和社会多样性受到严重抑制。在外交方面，这一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实践及观念，在实现自身独立和带动亚非拉民族解放的同时，逐渐背离了中国人自身建国初与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现有国际体系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全球化、信息革命、技术进步浪潮基本无缘。
过去四十年由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进程，代表着“2.0版的中国”。它使中国巨轮转向现代化建设的大方向，也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个时代充满经济成长的活力与动能。“告别革命、拥抱发展”，是一个简单却相当贴切的说法。无论内政或是外交，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下放企业自主权，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实现香港回归的“一国两制”方案，从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到中苏谈判边界撤军，从放弃“输出革命”到与韩国、以色列等昔日敌国的关系正常化，从“和平与发展”口号的提出到积极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及协议，都带有典型的“猫论”风格，也根本上改变了此前极左思潮影响下的走向，使之完全服从于百姓温饱和国家建设的目标。中国在当代世界的角色，发生了由打碎旧秩序的革命领导者到参与国际社会合作的积极建设者的深刻变化。虽然中间有过挫折失败，中国人逐渐熟悉和喜欢上各种国际交往与合作共赢方式，逐步从现存国际体系的边缘走到比较中心的位置。应当说，这一时期最大的成就，是中国人均收入从很低的档次提到国际中等水平，中国成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带动了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繁荣。
“3.0”版的中国并非始于今日，它生发于改革开放年代，有点像邓小平时代的升级版，但又有新一代逐渐显露的特性与目标。中共19大和习近平的宏大抱负，反映出这一新时代的某些重要特性。应该说，总体观察，这一期的中国发展轮廓尚未完全成型，还存在未知因素和不确定性。习近平经常说，中国正在爬坡，不进则退。这话讲得不差。在我看来，中长期观察，存在大相径庭的两种可能：一种是，综合国力已经位居世界较前位置的中国，用更高的标准继续自身的改革开放，造福自身国民也造福周边邻国和国际社会。在国际范围，大力拓展海外利益的同时约束大国争霸和军事对抗的冲动，学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积极主动地与国际社会合作互利，在新一轮的全球治理和人类进步进程里，发挥富有想象力的建设性作用；在国内，加快政治现代化和制度建设步伐，落实法治社会、公民社会、多元社会和尊重人权的要求，在经济结构向国际更高标准转型升级的同时，推动社会政治的转型升级。这番景象当然也是世界之福，中国将日益成为全球进步和繁荣的一个引领大国。另外一种可能是，雄心勃勃的中国新一代权力精英，凭借日益增大的实力特别是军事和经贸实力，与世界其他大国展开逐渐激烈的地缘政治较量，与周边邻国特别是存在领土或海洋纠纷的他国发生武装冲突，对峙的局面由点至面、由弱渐强，“和平发展”、“睦邻友好”、“互利共赢”遂成往事空影。受这种由冷战到热战变化势态左右，不仅外部国家对中国的防范之心和围堵举措增加，国内的宽松方针与和谐氛围必然收紧，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沙文主义情绪或据主导地位，着眼于中长期的建设和改革进程戛然而止，所谓“发展战略机遇期”将被聚焦于国家间博弈算计的传统权力政治格局所葬送。真到那个时刻，无论此前如何说“不另起炉灶”，要担当“负责任大国”，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将由前一时期的创造性介入和建设性合作，逐渐变成摩擦和抗衡为主的态势。中华民族风华屹立世界东方、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愿景遂成泡影。
与上面的讨论相关，我的强调点，在于对中国综合实力及其国际位置的清醒判断。
中国已是一个强大国家吗？在我看来，大是肯定的，强则不好说。从国家的体量、经济发展速度、国民生产总值、军费支出和军事装备等硬指标衡量，中国多半能够位居世界前三的行列吧。说“全球新兴大国”，或“发展中世界第一大国”，应该问题不大。
“强”的尺度难界定一些，但仍然有线索可循。各位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科技方面中国的某些差距，尤其与德国制造对比，与日本尖端机器人对比，与美国的芯片设计、军工实验室和航天技术对比，与英国在发动机、医学制药、生物育种和微电子方面的某些领先对比，哪怕与以色列、瑞士、瑞典、荷兰、芬兰这些发达小国的特有优势对比，中国总体上仍处于中低端位置，由大至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更多关注的，是中国在另外一些方面大而未强的问题。经常在国内外旅行的人，直观上会有一个印象：中国政府尽管有钱，在教育、医疗、保险和各种社会化服务供应方面却很不细致不到位，不说与发达国家比较，连一些人均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低于我们的国家都做得比较好；在飞机上往下看，中国的进步相当显著，别说北上广深一线城市，连许多省会和中等城市都非常“新”且“眩”，然而一到日常生活的具体层面（如旅游景点的质量品种、消费物品的假冒伪劣、百姓办事的各种不便、官人弄权的无所不在、信息网络的时常不畅），就会让人不适、不快。它至少说明，我们的工作重心放置有偏差，较多的资源投向外表的翻新改造，较少关心对个人的理解与服务；深究一下，也许还与有关方面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某些问题有关，根子在重物不重人，重集体轻个体，重数量轻质量，重外观而轻素质。国家物质层面貌似快速变大，但一个民族内在的精神追求与气质并未真的强起来；仁智与实力的扩展没有同步。
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事务里，既有重大成就的获取，也有上述问题的折射。一些国家政府或公司现在当面把中国吹得厉害，更多可能还是出于资金或项目的需要，它们有时把我们政府当成“散财童子”，知道中国一些干部喜欢听赞美的话。私底下，很多外国人觉得中国只是“跛足巨人”，一个在经贸方面有某些劳动密集型优势的大国，一个主要依靠汗水赚取辛苦钱的民族，而不太像智慧大国，不是那种在全球政治决策方面富有引导力的强国，亦谈不上在世界安全领域有广泛倡议权的民族。反观自身，我们一些在外出差的干部常露出财大气粗、看不起别国发展水平的样子，一些驻外使馆领馆工作的外交官花大把时间精力接待国内领导却不屑服务普通群众，一些游客和企业在海外缺乏遵纪守法、入乡随俗的自律，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国内成长阶段的初级性质和某些体制弊端的根深蒂固。我们某些主流媒体和宣传机构向老百姓和国际社会输送的东西，相当部分是虚假的或夸张的，而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复杂感受，由于各种原因传递过来后发生变形（显得要么一味赞颂、要么敌对遏制），结果是中外相互理解的困难与异化。常被提及的一个矛盾现象是：国内多数人认为自身仍然不宽裕、不发达，觉得我们政府在外承诺太多、援助太过，而国外很多人觉得中国是当今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和特别有钱的国家、理应提供更多的外援；国内不少人认定中国外交太软、太少像普京和“战斗民族”那样出手，国外普遍感觉近年来中国变得强硬，外交和军事上咄咄逼人。国内“低估”与国外“高估”之间的反差，值得检讨与反思。
真正强盛的风范大国，不光要有能与其他大国比肩的硬实力，更需要他国和国际社会服膺的智慧，有本国人民深切感受的仁爱。须清醒意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硬实力确实提升比较快，虽然细致分析起来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可软实力（如民族优秀传统的光大、现有政治制度优势的广泛认可、外交方略的灵活多样且卓有成效、普通公民具备的高素质等）的改善要慢得多，不止存在诸多缺失，而且与世界较高水平的差距大于硬实力方面的不足。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在快速推进，整个民族的现代性还远未达标，我们的执政党、政府和干部队伍仍处于由“革命者”向“建设者”的转变过程中。重要的是这种转变绝非一帆风顺、不可中断。说起来，最近两百年的大多数时候，中国都处于受压迫与抗争、战乱与革命、造反与决裂的中外摩擦大背景下，真正讲合作、谋发展、安心建设、搞现代化，不过四十年左右。
没有人能掐算出未来的所有变化。应该意识到，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除开一些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关键在于自身政治社会的建设方向，取决于中国权力精英的选择和国民心态的塑造。
基于上面的讨论，我想延伸出来的一个看法（结论）是，3.0版中国既是当代世界的一个伟大机遇，也是罕见的磨合挑战。它与毛泽东时代的决裂与革命主题完全不同，与邓小平时代的发展与合作方针也会有许多差异；这是一个中外关系新的十字路口，充满了不确定性。基于各种评估后的综合考虑，我个人依持有谨慎乐观态度。就今天的会议主题而言，在中日友好条约缔结四十周年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四十周年之际，我特别期待新时期的中日关系，能够避免昔日的仇恨与对抗色彩，能够延续和创新邓小平开创的方向；个人深信，这也是观察中国和平崛起的一块试金石，是检测未来整体东亚稳定与繁荣的一扇窗口。中国自身的变革与进步，不止是中华民族之福，当然也将惠及周边地区乃至21世纪的人类发展。
文章来源：东瀛观察
作者：王逸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