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及其周边外交权重的上升，加快构建中国“周边学”，以服务于日益重要的周边事务，成为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为此，一些高校还专门建立了有关“周边问题”的研究机构，例如，复旦大学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的周边国家研究院、云南大学的中国周边外交研究中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周边战略研究中心等，开启了构建中国“周边学”和推进周边问题研究的学术征程。不过，由于“周边学”属于一个新近兴起的学术话题，学界就何谓中国“周边学”、为什么要构建中国“周边学”、如何构建中国“周边学”等问题还存在诸多分歧乃至认识误区。
内涵与定位
构建中国“周边学”，前提是要明晰中国“周边”的范畴。目前，学界倾向于将中国周边分为地理意义上的“小周边”和地缘意义上的“大周边”，前者是指与中国陆地和领海直接相邻的国家和地区，后者则超越了地理上的限定涉及同中国在陆海两个方向上具有地缘战略利害关系的国家或地区，大致涵盖了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西太平洋海域。笔者主张以“大周边”来界定中国的“周边”范畴，尽管这样会给人以宽泛之感，但它却可以为中国施展其周边影响和解释其周边行为预留必要的伸缩空间。
当前，国内学界大多从中国外交以及中外关系的角度来界定中国“周边学”内涵。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周边学”就是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整套概念、方法与原则，以及相应的理论体系。还有学者指出，中国“周边学”是以中国周边外交研究为核心的一门学问。此类界定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事实上，中国“周边学”应具有两个研究重心：一个是周边国家和地区本身，另外一个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上述界定显然缺乏对第一个“重心”的必要观照，突出了从“中国看周边”，而忽略了从“周边看中国”。
此外，从学科关系的角度来看，还应当厘清“中国学”与中国“周边学”之间的关系。“中国学”是国际上针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外交（自然也涉及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领域的全方位研究，中国“周边学”则侧重于中国学人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上述领域以及中国与它们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基于上述讨论，我个人认为，所谓中国“周边学”，是指中国学界专门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及其与中国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特定研究对象，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内政外交等为具体研究议题，以跨学科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一门新兴学科。鉴于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属于特定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且周边问题研究具有服务于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取向，因此中国“周边学”在学科定位上可以归为国际问题研究学科下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范畴。
构建中国“周边学”的动力
一门学科的兴起绝非偶然，它既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也是其所在国家战略需求的现实产物。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关系和层出不穷的安全问题交织并存，导致周边事务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周边问题研究亟待加强。具体而言，之所以要构建中国“周边学”，主要出于“四个需要”考量。
一是汲取中国兴衰的经验需要。从历史上来看，周边地区曾长期处于中国主导的“封贡体系”之下。尽管中外学者对该体系的褒贬不一，但是它却在事实上为整个地区提供了安全稳定、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发达的科学文化等国际公共产品。周边地区则扮演着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也为中国缓冲外部压力发挥了屏障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兴衰经验也表明：中国兴则周边稳，中国衰则周边危，周边不靖，则国将不宁。这也决定了中国必须以史为鉴，重视周边地区在中国长治久安中的角色。
二是顺应中国崛起的现实需要。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崛起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中国的崛起引起亚太地区权力格局变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结构关系也相应进入一个重塑期。过去，由于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参照物”主要是发达国家，导致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偏重于对美、日、欧等的研究，从而忽略了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在当前中国正由一个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迈进的新形势下，“周边”作为中国战略依托区的作用愈发凸显。因此，中国有必要重新思考和构建与周边国家的新型关系，加大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力度。
三是应对周边挑战的客观需要。中国周边邻国众多，既有俄罗斯、日本和印度这样的大国，也有缅甸、尼泊尔这样的小国，还有朝鲜、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阿富汗这种相对动荡的国家。同时，中国周边还被众多核武器国家所“包围”，大国力量和核力量集中，地缘政治结构十分复杂。周边地区始终是事关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区。一系列周边挑战的存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研究。
四是开展周边外交的智力需要。随着新时期周边对中国战略意义的凸显，周边外交在中国整体外交中的地位得到大幅提升。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按照‘亲、诚、惠、容’的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显而易见，实现周边外交的目标，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离不开学界提供相应的知识储备和智力支持。
研究方向
当前，我国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高度重视为“周边学”的构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国别和区域研究、综合性新兴交叉学科的框架下，根据周边国家和地区研究发展趋势以及学科建构的内在需要，对中国“周边学”研究重心的调整与确立至为重要。为此，笔者提出以下五大努力方向。
一是指向学科本体意义上的理论研究。是否具有前沿性、导向性、创新性的理论引领，是一个事关中国“周边学”学科能否得以构建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二是指向时间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研究周边国家和地区及其与中国的互动关系，历史是基础。只有“将历史与现实贯通，深入探究周边国家国情及其对华关系演变的规律，才能有利于把握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本质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定位，为国家战略提供基于科学研究的产品”。三是指向空间意义上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国“周边”是一个具有一定“伸缩性”的概念,包括不同的区域、国家、国家次区域等。因此，需要分门别类地对相关空间单元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性，把握其地缘变动规律，这样才能作出有预见性的判断。四是指向不同学科、方向的专题研究和微观领域的个案研究。要想全面深入理解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行为根源，除了对现实的政治、经济、安全和对外政策进行关注外，还离不开对相关国家的历史、文化、语言、宗教、法律乃至民族性格等方面的探究。因此，有必要建立起不同学科、方向的专题研究和微观领域的个案研究，建立起相应研究领域的学术共同体，并开启不同学科和领域之间的“对话”。五是指向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对外关系（含对华关系）研究与比较研究。构建中国“周边学”，其落脚点还是要服务于中国的对外战略，这就要求学界对周边国家与世界各地的关系以及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进行全面审视。同时,为了避免研究陷入“中国中心主义”，还要探究周边国家的“中国学”，了解周边国家的对华认知及其变动情况，比较周边国家对外战略以及对华政策的差异，这样才能为我国制定对外决策提供借鉴和支持。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马建英 山东师范大学海洋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