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为，亚细亚诸国的人民虽然也以大海为界，却并未享受海洋赋予的文明：“就算他们有更多壮丽的政治建筑，就算他们自己也是以海为界——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黑格尔的观点未免有些偏颇——诚然，横向对比西方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涉及海洋的作品不甚丰富——诸种因素累积形成中华文化圈与海洋的疏离，除去主体民族汉民族农耕性较强的大陆性文化因素外，亦有学者认为这与后世的海禁相关。而在上古社会，就彼时中国人口构成而言，农耕人口与游牧人口占据相当比例，生活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岛屿的人口较少；就地理环境而言，海洋远离中土，属于中土先民眼中的异域，与中原诸国度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阻隔，先民们在面对大海这一意象时，无论是从空间距离还是时间深度，都显得无法丈量。纵然如此，早在先秦时期，我国文学作品中便已有对海中岛屿及居民的幻想描述，这些对海洋的神性幻想，又以《山海经》所描述为最多。
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山海经》可称得上是独特的一部，其成书年代大约是自战国至汉初。顾名思义，《山海经》以山为经，以海为纬，记录上古先民们眼中的世界，其中有数量相当的神话故事，成为中国神话的源头之一。袁珂先生为《山海经》校注，称赞其为“非特史地之权舆，亦乃神话之渊府”。《山海经》共十八卷，毕沅在《山海经新校正》中将《山海经》分为《山经》与《海经》，所谓“《山海经》之名，未知所始。今按《五藏山经》，是名《山经》，汉人往往称之。《海外经》已下，当为《海经》，合名《山海经》，或是向、秀所题”。这种观念一直被后世学者所沿用，袁珂先生亦认同此观念：“《海外经》以下各篇，主要是说海，就连郭璞作注时收录进去的《荒经》以下五篇，主要也说的是海，自然该称《海经》。所以从外壳结构将此书区分为《山经》和《海经》。”《山海经》中有大量涉及海洋的文字内容，主要分布在《海外经》《大荒经》及《海内经》中。
远国异民式的海上奇闻
《山海经》中的海洋叙事，主要体现在远国异民式的奇闻传说。对安土重迁的中原先民来说，海洋与陆地有着明显差异，属于超越常识与经验之外的世界。浩瀚辽阔、一望无垠的海洋使得人们可以在想象空间中遨游，而诸种海洋生物的玄妙不可知又令人滋生无尽幻想。直至东汉末年的《释名》一书，仍将“海”解释为“海，晦也，主承秽浊，其水黑如晦也”，反映出古人对海洋的认知，往往伴随着因隔膜而产生的负面情感。
《山海经》虽然对海洋的描摹较粗浅，有时显得偏于刻板及静态，却依旧记录下了“大人之国”“小人之国”“君子之国”等海外国度并佐以丰富想象，其中所提及的诸多岛民，皆有异常之相，如“大人之市在海中”，“海中有张弘之国，食鱼，使四鸟”。而海中还有许多神奇之物，陵鱼长着人面，有手足，却是鱼身；流传千载的鲛人传说也始自于此，《海内南经》有“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的记载；《大荒西经》亦记“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后世文学、影视作品中屡有人鱼形象出现，究其源头，自是源于《山海经》中的人面鱼身传说。可见海洋已不仅作为自然环境以供状物描摹，还同海洋中的生物一起构成了特殊意象。
纵然对这些海中方国的描述瑰丽而奇幻，但这些远国异人的传说却并非是先民们纯粹的虚构与幻想，而是建立在传闻基础上的地理志与民族志。见证者们将自己所见所闻转述与他人，构成了《山海经》中奇幻的海洋世界，在对海外民族的描摹中，透露着先民们朴素的地理观与世界观。
海域观念与海洋之神
海域观念与海洋之神的确立亦是《山海经》海洋叙事中重要的一点。中国的地理结构为“内陆外海”型，腹地广阔，无内海切割，原始思维影响下，中原人将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所谓中央之国。四海观念因此衍生，文献中最早出现“四海”一词的是《尚书》与《诗经》，但此处的“海”，并非自然意义上的海洋。至《山海经》，四海与海洋息息相关，《海内东经》曰“郁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须陵东南”，可见《山海经》中的海，其所指乃是江河汇聚而成的海洋概念。
四海观念的确立，使掌管四海之神随之应运而生。《大荒东经》记有“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虢。黄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虢处东海，是为海神。”《大荒西经》曰：“西海郩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弇兹。”在《大荒南经》的记载中，南海神亦有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为不廷胡余；《海外北经》云：“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由此可知，《山海经》中已明确出现四海之神的名字、外在特征及相应的神仙谱系。以东西南北为序，海神分别是禺虢、弇兹、不廷胡余、禺疆(亦作禺强、禺京)；形态多半人半兽，以蛇为饰。在后世的发展中，四海之神的观念得以延续，但其名号有所改变，继而形象特征也逐渐人格化，成为广为人知的神灵。
诚然，以《山海经》为代表的早期文学作品中，海洋多只属于叙事的时空背景，中或掺杂创作主体的瑰丽想象，然而始终指向志人志怪。细究其因，大约有以下两点：其一，上古时期的航海技术不甚发达，安土重迁的中土居民对海洋世界缺乏了解，沿海居民的航海活动也大致处于原始航海阶段，少有远海探险的记录留存。因此，人们对海洋世界多有主观臆测，将之虚构成有神人居焉的地方；其二，上古时期遗留下的文学作品皆是言简意赅的短小之貌，囿于篇幅，无法对之作深刻复杂的描述，因此遗留下的涉海故事远不如后世丰富。
在后世的社会发展中，海洋及海上群体逐渐进入国人视域，成为中原居民经验范畴内的事物，佛经故事传入后，以海洋为背景的传奇志怪数量亦迅速增加。纵然如此，《山海经》对中国海洋文学依旧有特殊意义，后世的海洋小说多从《山海经》中得到启发与影响。上古时期的农耕先民们曾向远处的海域眺望，猜想陆地尽头是什么模样，他们开启了民族对海洋叙事的篇章，在幻想中建构远国异民的思维体系，才有了煮海的张生，新罗的长人，海岛中谜一样的女子……中国人的海洋文学起源自此，又在后世衍生出动人的篇章。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司聃 中央财经大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