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政治领域，针对同一话语或事实,不同国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回应，而话语效果的关键在于受众对言语者使用的语言及其构建的社会事实产生了怎样的理解和形成了何种意义。依据国际关系的理解视角，政治话语的理解和接受是意义的社会生产过程。面对某一政治话语或社会事实，话语受众是积极主动的，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解读话语信息，充分调用背景知识，在情感认知的引导下进行理解，并做出反应。受众所处的社会语境、其背景知识和情感认知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接受效果，表现为完全接受、协商性理解和完全反对这三种立场。探讨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意义生成与和接受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信号释放、对外宣传和印象管理等具体外交实践，也将进一步丰富国际政治语言学的研究议程。
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语言转向”后，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语言研究日益深入，国内外学界也涌现出诸多的研究成果。人们在研究中普遍关注的是语言的本体作用，即语言具有建构功能，可以建构一定的社会现实，语言可以形成一种话语结构。鉴于此，已有研究把关注的焦点多放在研究行为体如何运用语言实现交流意图，达到一定的建构效果，以及话语本身基于语言的结构性特征如何产生意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语言使用效果的关键是言语对象对言语者使用的语言产生了怎样的理解，形成了什么样的意义。而在现实中，即使对于同样的话语，不同的言语对象的理解经常会完全不同。例如，中国强调“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意为“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可以共存，互利共赢”。美国可能会理解为“中国在与美国争夺亚太地区的领导权”，而有些国家则理解为“中美要共同领导亚太地区，共治亚太地区，而把其他国家排除在外”。与针对语言的理解相类似，对于同样的事实，不同人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即同样的事实并不代表一定产生同样的观点。例如，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当美国在伊拉克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民主党人将此理解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根本不存在，伊拉克根本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共和党人则认为伊拉克早已经转移、藏匿或是销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此类“同样的话语，不同的理解”现象在国际关系中非常常见。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
对国际关系中的语言研究，仅仅关注语言的使用层面还远远不够，还需要重视语言应用体系，重视言语受众的理解过程，即言语受众在进行信息加工过程中，哪些因素会对理解过程和最终所形成的主体性意义产生影响。不仅如此，在国际关系实践中，行为体需要理解的还不仅仅是语言，对其他信号和行为的理解实际上与针对语言的理解也有很多相同之处。理解过程是一个体现主体间性的过程，即涉及包含价值观和思维习惯的背景知识，同时也涉及情感等因素。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快速变化，很多领域都呈现出碎片化态势，整个世界也处于一种意义建构和意义理解的过程中，需要描述新的变化，需要对这些变化和现象提供解释，例如，几年前的伊斯兰国异军突起，近两年的人工智能所引发的辩论等。
本文旨在研究言语受众对语言的理解过程和最终主体性意义的生成过程，尝试从新的路径诠释国际关系，为解释国际政治中的信息理解、信号传递及对各种行动的判断提供帮助。本文将对有关理解与意义生成的范式辩论、话语受众及其特征、受众的话语接受、理解和意义生成过程、影响因素，以及接受效果等问题进行具体论述。
一、国际关系中对意义与话语的不同理解
研究国际关系不能离开对话语和事实的理解。与无生命力的物体不同，人类生活总是围绕（社会）意义展开，总是在各领域内生成、交流、理解、分享和辩论特定和相关的意义。在特定动机、意图和目标的驱使下，人们在社会空间内不断互动，在自我行动的同时理解他人的行为，生成特定表象，也形成特定的意义结构。意义一直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分析的中心，而国际关系的研究因为其跨国性、跨文化性，更易导致理解的差异性，国际关系研究更应该重视对意义的研究。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出现的向个体研究和微观层次的回落实际上也体现了这一点。
研究国际政治话语接受过程离不开社会科学对意义的探讨。一般来说，社会科学研究关于意义的理解主要有两个传统：一个是自然传统,一个是理解传统。前者主要基于自然科学的范式，试图去发现或验证自然世界中的因果规律，认为这些规律可以解释类似事件的发生；后者强调相关行为体的信仰、愿望及此类个体性因素对行为的影响。所以，自然传统认为意义是脱离研究主体的经验而客观存在，等待人们去发现，同时意义也存在于诸如因果规律的逻辑中，只要采取客观、可验证和可重复的科学方法，意义总能被发掘出来，进而影响人类的社会生产实践。坚持理解传统的学者认为，理解是一个体现主体间性的过程，既涉及历史形成的价值观和思维习惯，也涉及情感认知等因素，是个体参与社会意义网络建构的过程和结果。
（一）实证主义视角：意义的客观性
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研究认为，意义是客观和中立的。依据对主体性意义的认识及主体性意义与因果充分性的关系，此类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严格行为主义，另一类是意义行为主义。严格行为主义是把研究自然世界的科学方法用于社会研究中，认为主体性意义不能充分证实有关社会世界科学知识的有效性；因此，在对社会生活进行科学描述时，没有必要加入主体性意义。实证主义强调经验、观察和验证，认为关于社会世界的知识是可以证实和观察的，它们必须是基于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即人人都可以观察到的事物或事件，不需要考虑意图与反思性等人为因素。而人的意识不属于科学知识的范畴，无法被观察，赋予社会现象的主体性意义在公共领域也不存在。因此，人的意识既不能作为社会世界可靠知识的组成部分，也不能成为证实社会世界知识的手段。
与严格行为主义相比，意义行为主义认为，对实现因果充分性来说，把主体性意义加入对人类行为的科学解释中是必须的。针对主体性意义，可通过内容分析、采访、调查、问卷等方式将其（如偏好、动机、目标等）纳入到公共领域,并把对它们的衡量标准化，这样便可以将其作为严格行为主义中的干预变量，消除人们对其变量无法被检验的质疑，也因此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得到关于行为一致性的可验证性经验假设，同时不违背关于因果充分性的实证主义标准。因此，从目标上来说,意义行为主义要把主体性意义、相关语境与行为的规律性结合起来，并通过一定的研究设计来检验这些变量，实际上在方法论上与实证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
因此，无论是意义行为主义，还是严格行为主义，都认为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在研究的实证逻辑中不会产生质的变化，也认为人的意识不具有受时间和地点影响的行为规律。但是，这样的视角忽视了个体的理解和意义实践对社会实践及其研究的影响，也无法为国际政治有关语言的研究提供指导，这是因为话语、意义与实践密不可分；话语的意义是由语言的可变性、语境、文化因素构成，社会交往、思想交流、社会观念的改变首先要反映在语言表达的意义上。
（二）理解视角：意义的社会性和个人理解的实践性
从理解视角看，人可以从多个角度来阐释世界，社会世界发生的一切意义都不是固定的。虽然具体意义与个人本身密切相关，不同的人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然而，意义也能为行为体行动提供社会语境，使个体意识实现从个体到群体之间的过渡，形成主体间性意义，成为建构社会公共生活的实践的一部分。因此，研究者需要超越实证主义的认识论来研究嵌于社会现实中的主体间性意义和共享性意义。
人类是自我理解和自我定义的，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对人及其理解实践和意义的探讨。与实证主义不同，理解视角认为，社会生活中人类行为规律不是独立于其所在的时间和空间而存在。与自然世界不同，社会结构有其自身的特性，并非独立于它所制约的活动,也不独立于施动者对其活动的理解。人的施动性和理解活动对社会结构而言至关重要。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所言，社会事实需要通过社会因素来解释，人类在一个自己所编织的意义网络中行事。因此，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不同，它是由意义构成的，部分是由行为体的自我理解所建构。社会生活中自我理解和意义生成实践对社会科学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际关系学科必须要包含对个人理解和意义生成实践的考察，关注这一过程对国际关系进程与结果的影响。
社会建构离不开个体的理解实践和最终生成意义。社会存在整体是一个人类集体自我定义和自我理解的过程，这不仅包括起限定作用的社会制度本身，整个世界秩序也是由主体间性意义及其生成实践构成，而行为体之间的实践互动也不断强化主体间性意义。因此，所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也包括全球秩序，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所有的主体间性意义都是一个自我定义和自我反思的过程，如同强化它们的实践一样，是时刻开放和变化的。国际政治如同所有的政治和社会领域一样，并不是给定不变的，而是被建构而来，同时也在不断被重构。国际政治本身的特点，尤其是跨国性和跨文化性强，使“同样的话语，不同的理解”这一现象更加普遍，凸显了研究理解与诠释的重要性。例如，针对“霸权体系”这一表达，有人可能会将其理解为美国的霸权，也有人会将其理解为是中国历史上的朝贡体系，或是历史上东南亚的曼陀罗体制。
人在理解实践中生成的主体性意义并不局限于个人领域，而是嵌于社会实践中，也被社会实践不断强化，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意义与规范并不仅仅局限于行为体的意识，而是存在于实践之中。这些意义是主体间性的，不能被还原成为个体的心理状态、信仰、观点。它们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而是位于二者之间。因此，我们不能用一种客观标准，比如，实证主义关于意义的论述，来检验有关给定的意义、规范或实践的理解。而理解的目标是再现存在于自我理解和自我定义的主体性意义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关注主体性意义在社会生活中的交流和建构作用。因此，研究国际政治中的语言、意义和社会建构离不开理解视角。
（三）意义理解与话语接受
在社会生活中,事实本身不能决定人们的理解。在政治中，事实不会自我言明。对同样的话语或政治事实，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即便是相同的人在不同时期的理解也会不同。既定的事实,不管是同样的现象、数字或话语表述，都需要经过人们的理解和诠释，而经此过程得出的结论才是进行判断的前提。如果介于某一事实和政治观点之间的是理解和意义生成过程，那么，不管事实本身如何精确,也不能最终决定人们的政治观点和评判。即便是面对一些更新的事实，也并不意味着行为体的观点能实现及时的更新。比如，中国这些年已经发生了巨变，但是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如冷战时期对中国的认知，甚至有时即使有些事实得到了更新，但是观念还会停留在过去。
话语受众是话语接受、理解和意义生成的主体。在国际政治领域内，话语受众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情境下，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在不断接收和处理来自他人和外界的信息，而对话语信息处理的过程便是理解和生成主体性意义的社会过程。那么，谁是创造意义的主体便显得至关重要。文本、媒体、政治家、受众都有可能。一些关于媒体与受众关系的研究认为，观众是被动等待接收信息,即“面对同样的信息，人们会产生同样的理解和反应”，而媒体才是“创造金钱、意义和现实的”的主体。这种思维定式也存在于国际政治话语研究领域，即过多地看重言语者和政治文本自身的作用，却忽视了话语受众的主体性理解及其对意义生成的影响。虽然话语文本自身承载着特定的信息和符号，但所记载的信息或事实不能自己说话，其本体性和符号意义只有在受众的解读和理解实践中才能实现，而不同的理解主体经常对同一话语或事实产生不同的诠释，生成不同的意义。
此外，个体对话语的理解和最终生成的意义具有主体性和内在不稳定性，存在于言语者、文本和受众之间的关系中，也在其中得以生成和再造。然而，话语理解和意义生成的场所则是话语受众，最终取决于话语受众的主体性经验。为考察言语受众如何接受和理解已经出口或成文的话语，且言语者的政治资本及叙述技巧可以在文本自身得以体现，以下将重点探讨社会语境、背景知识和情感认知对受众理解话语（或事实）和生成意义的影响。
二、国际政治话语接受中的受众、理解与意义生成研究
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与意义生成离不开对个体受众的分析。因此，本文以话语受众为中心，认为国际政治话语接受过程是产生意义的社会过程。任何话语意义结构都是不确定的，言语受众是话语的积极接收者和理解者，在理解的同时不断生成基于自身经验的主体性认识，在意义生成实践中不断参与社会意义体系的建构和塑造。本文的理论分析重点不是在于分析文本或政治事实自身说了什么,而是它如何被言语对象所理解，并如何体现在意义的再生成过程中。因此，话语受众是信息的主动接收者，而话语和意义结构也是临时的，理解过程是言语受众不断积极创造意义的过程。
（一）意义与受众理论受众理论
重视行为体在理解和接受过程中主体性意义的生成。在吸收文学和历史学接受理论的基础上，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提出了受众分析理论，主要包括积极受众概念和“编码—解码”模型，认为社会文本的意义不是发送者所传递的，而是接受者所“生产”的。积极受众理论认为，社会生活中的观众不是被动吸收被教导的信息，而是根据自己身处的临时情境，自觉或不自觉地理解和加工所面对的信息。霍尔认为，受众不仅是意义的生产者，还是意义的解释者和发送者。因此，媒体和政治研究必须把研究重点放在受众层面，发现不同的社会群体是如何回应特定的话语文本。为此，霍尔倡导一种分析主体间性和意义生成的社会理论，认为受众研究应该重点关注意义生成的“关键场域”，并在这一社会场域中分析社会媒介信息和话语的生产过程。
如果受众是意义的生产者，就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受众这一“解码人”身上。根据积极受众概念，霍尔专门提出了分析受众、媒介和信息制造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编码—解码”大众传播模型。“编码—解码”过程是分阶段进行。文本信息首先是由生产者制造，然后，该信息经过具体的媒介传至特定的受众群体。符号是用来创造意义的主要手段，信息生产者在制造信息的过程中将大量的符号和象征编入信息。霍尔表示，为了理解或阅读一个文本，人们必须要解读文本的符号和它们的结构，而解读过程正是多种主体性意义生成的过程。在接受阶段，受众解码信息时所持的立场有三种：一是主导立场，即受众以信息发布者所希望的方式接受此政治文本所传达的意义；二是协商立场，即受众接受了部分信息，但同时拒绝了一些不符合他们利益和预期的信息；三是反对立场，即受众在解码过程中完全拒绝文本所传达的信息。
受众在理解所接收的信息时,其社会背景会直接影响对话语或文本的理解，影响生成的意义。在解读话语或事实时，每个人都将外界的背景和上下文带入其中，从而产生对同一内容的多样性理解。受众在接收话语时是积极主动的，“编码—解码”为分析受众在处理与媒体和文本间关系时提供了社会符号学的视角,方便考察人们是如何积极理解所接收的信息，信息是如何指引和限制理解，以及社会知识是如何在意义生产实践中发挥作用。此外，积极受众概念和“编码—解码”过程也有助于我们探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受众、话语接受过程以及有哪些因素影响受众对特定政治话语的理解。
（二）国际关系中的话语受众
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研究很少关注受众的概念以及话语接受过程。虽然古典现实主义学者从“人性”出发，提出国家间的权力争竞和战争行为源自人的本性，却没有进一步指出个人在建构国际秩序中的作用，也没有将其理论化。肯尼思·华尔兹提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将解释国家行为的原因放在国际体系层面，认为任何在体系和结构层次以下开展的“简约主义”研究都不具备科学性。此后,在很大程度上，国际关系有关个人层面的研究被排除在外。在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范畴内，国内因素被忽略不计，而国内政治受众则被视作常量。与现实主义相比，后来出现的自由制度主义虽然强调了国内因素及政治个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但强调的核心是制度和组织的作用，忽略了个体自我身份及其变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现有国际政治关于个体受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观众成本，即领导人在对外政策决策时需要考虑国内观众的意见。此类研究虽然提出了国内观众对国家领导人决策过程的影响，却没有考虑受众是如何接受和理解对外政策的话语，也没有对此过程进行理论化分析。
自出现“语言转向”后,国际关系研究尽管加大了对语言这一要素的关注，但对言语受众及话语接受过程的关注也不足。当前相关研究将重点放在言语者如何在特定社会政治情境下使用语言建构一定的社会事实，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受众是如何理解和接受相关的话语或事实，使言语受众研究成为话语分析中被忽视的一环。哥本哈根大学教授琳娜·汉森在分析话语、身份和对外政策时指出，“一项政策向不同的观众说话”，“外交政策分析人士和那些试图影响政策的其他行为体的目标是向相关受众呈现一项看起来既合理、又可执行的政策，而建构使该政策和身份看似协调的逻辑链接显得至关重要”。虽然汉森指出了话语在身份和对外政策互动中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分析对外政策的“相关受众”是如何理解和接受政治精英建构对外政策的话语表象。此外，忽视受众层面的分析，也无法充分解释特定的集体政治身份是如何形成的，因为身份是在文本和受众的互动中所形成和确定的。安全化理论重视言语行为在建构“存在性威胁”与动员社会和军事资源过程中的作用，而受众如何接受和理解安全化行为施动者利用言语行为所建构的“存在性威胁”就至关重要。然而，安全化理论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研究受众如何接受威胁的话语及由此产生的威胁意像，导致该理论无法解释安全受众是否接受此话语的威胁、怎样接受以及接受到何程度。
借鉴霍尔的受众分析理论，本文提出“积极话语受众”概念，认为在国际政治互动过程中，受众不是被动吸收所接收的信息，而是在理解和接受过程中依据自己的背景知识和情感认知等因素积极加工话语的内容，形成自己的主体性意义，并在此过程中参与社会意义网络的建构。这与多数国际关系文献将国际政治的受众视为默认或消极的观点不同，为解释“同样的话语，不同的理解”这一经验困惑提供了可行视角。根据“积极话语受众”概念，受众是影响话语理解和接受过程的中心，需要重点关注影响这一中心的主要因素。
（三）话语理解与接受过程
通过借鉴受众分析理论，可以看到，国际政治中的话语受众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中，并时刻与其所处的社会语境互动。从“编码—解码”的理论模型中，可以发现，言语受众在接收到信息后会在“解码”过程中扮演积极角色。信息的编码、传播和解码是发生在作者、文本和受众之间的一个符号实践过程，不同的受众在符号解读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而意义也是在符号解读过程中被不断协商、争辩和确立的。因此，受众在理解某一话语（或事实）过程中生成的主体性意义并非与言语制造者所预期的一致。兰卡斯特大学副教授维罗妮卡·科勒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指出，“文本自身所传递的意义和解读者所生成的意义没有必要实现重叠，而实际上，它们也很少重合”。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教授丽莉·仇丽阿拉奇认为，意义的杂糅性是当代文本的主要特性，由于现代社会的社会断裂，早期认为意义固定于文本内的观点已经过时。此外，不同的解读方式也使多样的文本话语进入意义协商和争辩过程，在主体性意义生成过程中促使新的杂糅文本意义的出现。
在概念层面，可将国际政治场域下的话语接受过程视为话语受众积极理解话语信息，解读话语符号，协商和生成主体性意义的社会过程。此过程主要受社会语境、受众背景知识和情感因素的影响，使理解过程产生了倾向性，导向某种特殊的意义。此外，话语接受、理解和意义生成过程是开放和临时的，处在个人话语实践与社会意义网络之间。可以说，话语接受分析是理解施动者在社会沟通环境中如何与社会结构进行互动实践的一个途径。而意义的理解和协商是对此过程进行分析的重点，个人解读和理解后生成的主体意义直接影响社会话语互动的效果。
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相比，国际政治领域的无政府性、跨国性和跨文化性使理解过程变得更为复杂多变，这既给话语受众接受和理解过程和结果带来很多不可控制因素，也凸显了话语受众对理解实践和意义生成的影响。下图勾勒出了国际政治场域下话语受众的理解、接受和意义生成过程。可看出，国际政治话语的接受过程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即受众的理解和意义生成过程会反过来影响下一阶段言语者的目的、言语方式和目标，主动参与社会意义网络的建构和社会意义的再生产。此过程是一个概念性分析框架，有助于从理论层面探讨影响话语接受、理解和意义生成过程及结果。
三、社会语境、背景知识、情感认知与话语接受效果
国际政治话语在一定的国际社会语境下产生，并对话语的理解产生了框定性影响，框定了理解的边界，而个体受众的背景知识和情感认知则在理解过程中起了引导和过滤作用，导致某种特定意义的生成。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语境、知识背景和情感认知都对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接受过程和最终的意义结果产生影响。
（一）社会语境、意义与话语理解
特定时期的社会语境是理解和意义生成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为受众理解国际政治话语和生成主体性意义提供了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框定了理解的边界。话语的理解不是在真空中发生，而是由言语者说出，之后为言语对象所接受，是在较为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的特定语境之下产生。人在行动时往往会参考历史与传统，这些构成了行为体行动和推理的社会语境起点。特定时期的社会语境影响话语被理解、接受和意义的再生产过程，话语的理解会因为文本接受的背景和条件的不同而不同。人们在理解信息时，并不仅仅依赖简单的推理，而是依赖当时的语境即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处于同一文化中的行为体具有共享知识和相似的意义结构，对事物的理解也易趋同。受众所处的社会语境不同，产生的理解也不同，不同的理解者直接产生不同的意义，即便是面对同样的话语或现实，可能最终形成的意义完全不同。拉夫堡大学教授大卫·迪肯认为，话语受众研究应该分析更广范围的社会文化结构，因为它框定了整体社会沟通过程，对媒体文本、其制造者（媒体机构层面）和接受者（日常生活层面）都产生重要影响。国际政治场域下的话语活动也是发生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之下，而该语境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话语议题的产生、政策内容、传播手段，决定了话语受众的最终认知。
语境的影响使受众产生的意义实际是一种场景意义。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正如基辛格所言，事实很少不言自明，它的意义、分析和解释取决于环境和相关性，至少在外交领域是这样。话语及其意义总是不可避免地与语境联系在一起，而语境是语言正常使用和社会沟通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知语言学领域本世纪出现的“再语境化”也体现了语境对理解的重要性，体现了意义的理解需要语境化的观念。语境不仅局限于话语出现的语义环境，还包括话语沟通的参与者、时间、地点等临时环境。英国语言学家约翰·弗斯指出，“有关世界的意义的理解都发生在语境下，脱离语境来研究意义是不可取的”。法国认知科学家但·斯博波的关联理论深入探讨了话语事件中参与者的意图，认为同一句话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意义是因为说话时的情境、参与者及其意图的不同而造成的。维特根斯坦也强调，语言并不是简单的符号和表象体系，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实践，语言的意义在于语境和语言的使用。对话语和意义的研究离不开对社会语境的分析；对国际政治而言，这还包括社会文化结构以及言语行为发生的具体国际政治背景。
无论是在语言语境还是其他认知语境中，当一个认知结构本身在最近被激活时，或与其紧密的结构被激活过，它会保留残存的激活，并会在更高的能量水平被再次激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言语受众选择某一个意义，而非其他意义。例如，2016年，在“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期间，当人们听到《巴黎协定》时，会首先想到中美两国在峰会期间同时批准和接受的《巴黎协定》也会想到中美两国的大国合作。而2017年7月，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理解的差异是由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所决定。
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政治语境是当时国际环境大背景的具体化，例如，国际格局或国际秩序的变化、双边关系的态势走向、特殊国际事件等。国际环境大背景对理解话语与事实提供了认知基础和推理基础，把理解引向特定的方向。例如，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被置于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框架下来理解，因此，诸如军演和国防计划等为保护国家利益而采取的措施，经常被相互从最坏的角度来解读：美国害怕中国削弱它世界第一的位置，中国把美国的许多行动理解为要阻挡中国的崛起。再比如，“9·11”后，尽管“9·11”事件委员会提交了详尽报告，但很多美国人仍然相信和伊拉克开战，美国是在保护自己免受恐怖主义的威胁，产生这种理解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环境使人们先有了认知基础，在面对新的信息时，人们只接受与原来认知框架相吻合的事实。
（二）背景知识、习惯与意义理解
整个社会世界是由不同的现实和不同的理解构成，而个体背景知识和习惯的不同会导致对同一话语或事实的不同理解。
理解本身是激活背景知识的过程，背景知识使理解产生了自然的倾向性。背景知识是在某个社会文化环境中经过日积月累的学习和实践而习得，在社会现实的建构和理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平时人们接触的电视、电影及阅读等学习过程逐渐融入人们的信仰和期待，成为背景知识的组成部分。根据美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塞尔对背景的定义，背景是指非意图性或是意图前能力，这些能力使背景知识自然发挥作用。实际上，在很多时候，人们在无意识地做一些事情，尽管是在遵守一些规则，但对这些规则人们非常熟悉，以至于已经意识不到对它们的遵守，而使行为处于下意识状态，这种下意识状态实际是一种在背景知识引导下的具有倾向性的行为。例如，对于“ut the cake”（切蛋糕）和“ut the grass”（割草），人们自然会对“cut”产生不同的理解，既“切”蛋糕和“割”草，尽管是同一个词“cut”。这种理解能力并不是来自于对“cut”本身这个词的语义理解，而是来自于包含能力、倾向性和知道如何做的背景知识。⑤塞尔对背景知识如何发挥作用进行了系统论述，总结为七点：（1）背景知识使人们产生语义理解，例如，对上述例子中“cut”的理解；（2）背景知识使人们产生概念性理解，既把某个事物理解为某类事物；（3）背景知识会对人的意识产生引导作用；（4）背景知识会引导叙述或是戏剧顺序，对人们之间如何互动、事件如何发展产生预期；（5）每个行为体会有系列的动机倾向，引导理解；（6）背景知识也使人们做好了某些心理准备，如滑雪时事先会想到一些危险；（7）背景知识使人们倾向于某些行为，不同人的不同外在表现，也是不同背景知识的体现。从上可见，行为体以某种方式行事，主要因为他本身的背景知识使其行为产生了倾向性，尽管这种倾向性很多时候是一种无意识状态。人们在进行理解时总会把之前的知识带入到理解的过程中，产生一种价值取向。例如，在政治话语沟通中，人们常用一些数字来说明某个问题，通报进展，或是支撑某个观点，但面对同样的数字，具有不同背景知识的人的理解有时会完全不同。比如，当看到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仅仅次于美国时，中国人的理解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现实；但美国人可能产生的理解是中国会将挑战美国，中国已经变得非常强大，需要在世界上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背景知识在理解过程中起过滤和调节作用。实际上，社会传统、实践、语言与其他文化因素等百科知识一起构成了人们理解意义和创造意义的基础。根据美国语言学家菲尔默的框架语义学，如果没有相关的百科知识，我们就无法确定一个单词或是一个语言表达的含义。这种语义框架是一个由相关概念构成的合乎逻辑的结构，如果要理解框架中所涉及的语言表达的含义，就必须对整个框架有所了解，当听到相关的语言表达时，实际是整个框架被激活。可见，语言的理解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即人们的理解并不是基于一张白纸，而是在一些已有的概念基础上进行。根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乔治·莱考夫的研究，人的大脑中已经存在了一些认知框架，框架就是让语言吻合世界观，这些已有框架在实际意义生成过程中起到了过滤和调节作用。言语对象接收到言语信息时，语言起到了唤醒那些原有观念的作用，有时当事实与原有的框架不符时，被大脑留下的是框架，被抛弃的是事实，这就是为什么有时事实更新了，但人们所持的观点并不一定发生变化。与自然世界规律相比，社会世界总是受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影响。社会文化直接决定赋予事物的意义，决定了社会成员的共享知识、象征体系以及文化模式。当言语受众与言语者具有共享意义，对事物的预期相同时，他们对语言意义的理解就会比较趋同，这时的语义差就会最小。而对于讲两种语言的人来说，尽管依赖翻译进行了语码转换，但由于背景知识的差异，所产生的意义经常会差异很大，即人们所称的语义交易成本。比如，关于世界秩序，西方国家的理解是基于主权国家平等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伊斯兰世界的世界秩序则是要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之上，强调国家间关系应以宗教信仰为基础，不应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原则之上。在国际关系领域，西方国家间对于主权、民主和制度的理解往往趋同，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则经常不同。尽管西方的民主、法制和规范等概念在非西方世界的传播已有很长时间，但并非都受到这些国家的认同和效仿。而关于人权，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不同的认知和标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认为消除本国贫困，解决贫困所带来的饮食、教育、医疗等民众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是人权治理的首要任务，而实现人权发展的根本途径是以国情为基础、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为要务。
背景知识会使行为体产生习惯性理解，使受众在接受政治话语时遵循实践逻辑，生成习惯性意义。国际关系研究经常强调人们在行为选择时是遵循理性逻辑，实际上很多时候人们是在遵循实践逻辑。实践逻辑突出的是“实践选择”即实践引导行动，行为体会依照实践经验行动。在实践中，实践意识是行动者对自己如何进行某种博弈的直觉把握，能直接驱动行动。当行为体处于某一社会境域中时，过去的经验被激活，自动地告诉他应该怎样去做。在国际关系场域下，背景知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理解和接受政治话语的方式。长期以往，受众过去的话语实践会不自觉地塑造其在日常生活中或新的情况下如何理解、接受所接收的信息，生成何种意义的实践，即受众往往不是经过缜密的理性思考和设计后才决定如何理解所面对的政治话语或事实，而是更多地依靠过去的经验，瞬间将这些经验集中到当下的决策情境上面，做出判断并采取行动，有时看似一种习惯性反应。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时，随着国际形势不确定性的增加,旨在追求安全感的美苏两国对彼此形成了独特的习惯性理解，并表现在敌对的言语习惯上。面对美国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对苏联的强硬言辞，苏联也会即刻做出强硬的回应和更加严厉的谴责。而随着这种自我证实性的言语习惯的继续，美苏间的疑虑和不安全感不断加深，双方的敌视身份不断被强化，从而使两国陷入螺旋式升级的安全困境中。
（三）情感、认知与接受影响
理解过程本身也是心理反应过程。在西方阐释学的研究中，理解的情感性价值经历了一个从被否定、被遮蔽到逐渐显现的过程，这一趋势也同样表现在国际政治话语的接受和理解研究中。情感是一个心理学术语，用来描述“人的主观体验，特别是描述客观事物与主体的思想意识之间发生关系时所产生的切身体验或反映，是与人的社会需要相联系的一种较复杂而又稳定的态度体验”。长期以来，实证主义对意义的理解和思辨逻辑垄断了国际政治有关话语和理解的研究,情感这一有关世界的主体性理解被视为是非理性的，也因此被认为不具备科学研究价值而被排除在外。然而，持理解视角的学者们认为，情感必然发生在人们理解文本和生成意义的过程中，只要是人们在理解话语或政治事实，情感因素就会伴随存在。在理解过程中，理解主体将自我情感投入其中，而新的意义和价值判断也会在不断的理解和解释过程中产生，带来新的评价和判断。按照理解视角，国际政治话语受众是具有情感性的个人或群体，而情感是受众在理解政治话语或事实过程中所具有的态度体验，能起到引导受众判断和建构其认知，从而影响其行动的作用。
一方面，情感影响受众接受和理解政治话语或事实时的推理和判断。情感影响个人观点以及为何会产生这样的观点。一个人的感觉影响一个人的需要和对事情的信任度。人的偏好依赖于情感，情感会形成态度。即使是面对事实，人们需要情感来赋予这些事实以价值。只要不认为意义是预先给定的，就必须弄清楚为什么人们把某些事物理解为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实际上，情感是评价过程的组成部分，引导人们如何来判定利益，如何来判定关切,从而选择相应的行为。研究表明，恐惧或焦虑会促使行为体集中关注引发不稳定的威胁，对相关威胁做出评估，从而选择搜集行为的信息来减少此类不确定性。比如，在2006年，关于伊朗何时会拥有核武器的可能性上，以色列认为伊朗将于两年内拥核，而美国则认为至少要十年或以上。虽然美国和以色列所具备的知识背景大致相同，并保持经常沟通，但两国得出的结论却不同。可见，这种差异不是源自伊朗可能拥核武这一政治事实或话语呈现本身，而是两国对于伊朗拥有核武器的不同程度恐惧感，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了各自危险评估的结果。由于地缘政治和宗教文化等因素，以色列一直视伊朗为关系到自身生死存亡的头号敌人，因此，对伊朗及其武器装备有一种巨大的恐惧感，而美国对于伊朗的态度主要取决于自身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域外的美国没有以色列所体验的那种恐惧和不安。
另一方面，面对某一政治话语或事实，情感能决定和建构受众的认知，即认为什么才是真的，形成一种超出所面对事实的价值判断。情感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的推理，促成某种信念的形成。一个人的情感经常始于某种评价，这种判断就会产生一种倾向。人即使是理性的，大脑在进行选择时也是具有一定的偏好,会直接影响对现状的理解选择。比如，爱国主义使人们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这种自豪感能引导行为体做出自己的国家是好的判断。再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父母出生在轴心国的美国人比那些父母出生在同盟国的人们更容易低估德国统治的世界秩序，更不容易支持美国的各种干预政策，实际上，情感因素起了作用。此外，情感直接影响理性选择，能和认知一起建构理性,情感也能强迫大脑专注于某一方面，直接影响决策和身份的形成。由于人所感觉的便是自我所相信的，⑤这使情感成为一种内化机制，促使人们经常把所感觉到的作为一种理解的证据，影响人们对事实证据的理解和选择。在国际关系中,诸如信任或不信任、喜好或厌恶、赞同或反对、尊严或羞辱等情感态度都会影响到决策者如何选择和理解事实证据和数据，并作为行动实施的依据。比如，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起源离不开印度对中国的情感判断和错误认知。面对中国的克制和忍让，有着强大民族主义情感和大国心态的印度却错误地认为自己占据主动优势。然而，在现实层面，印度军事实力远不及中国。所以，这种既自大又自卑的矛盾情感促使尼赫鲁政府产生某种机会主义的心理,认为中国不会武力反击其军事挑衅，所以，不仅对中国的和平主张置之不理，反而急速推进“前进政策”，最终迫使中国发动军事反击。
（四）接受效果
在特定社会语境下，当政治话语或事实表达传至受众后，积极的话语受众在解读话语信息过程中，会充分调用背景知识,并在情感认知的指引下对此话语或政治事实进行相关的理解和回应。在言语者通过语言建构社会现实的过程中，他会将其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主导思想通过多样的符号编码在相关的话语叙述中。虽然这样的信息表达有时意图很明显，如战争时代的军事动员宣传，但在和平年代,言语者试图建构的主导思想往往是内嵌于和交织在各种象征符号和语码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阅读倾向、情感认知和意识信念。
面对同样话语，受众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理解是因为他们在接受过程中动用的背景知识储备和情感经验不同,也正因如此，从针对同一话语或事实的不同理解中可以发现内含于特定话语中所蕴涵的特定阶层利益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在借鉴霍尔的受众分析理论基础上，受众理解某一政治话语或事实的效果可划分为三种，即完全接受、协商性理解和完全反对。
在理解和接受话语信息的过程中，受众一方面在生成主体性意义，另一方面也确定自我在社会意义网络中的身份和地位。在理解和接受国际政治话语的过程中，受众有可能完全接受言语者的观点、立场和思想。虽然这有可能表明，受众只是被动吸收所传来的信息，但这不代表受众自身没有进行积极主动的思考。完全接受的结果表明，受众是在综合权衡身份归属、自身利益和预期的基础之后而做出的选择。当受众接受和认同特定话语所建构的社会事实时，言语者所期待的话语效果就会实现，受众个体身份与说话者所代表的团体身份之间会实现进一步的聚合，而受众身份认同和意义反馈也会进一步巩固内嵌在此政治话语中的特定思想。与之相反的情况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受众可能会完全拒绝所接收的话语信息。这时，言语者所预期的话语和传播效果则无法实现。受众此时甚至会在深入解码政治话语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主体性意义，反抗言语者在思想层面通过话语建构的垄断身份或地位。尽管受众完全接受或完全拒绝某一特定政治话语的情况不常见，但重要的是要分析和探讨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的现象，以及会造成哪些后果。
在大多数情况下，受众在接受和理解特定话语时采用的是协商性立场。这意味着，在面对某一国际政治话语时，受众体现出很大的理解选择性和区分性，在接受部分信息的同时，拒绝一些内含于原先话语或事实中的信息。因此，在协商式解码过程中，受众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能依据自己的背景知识和情感经验,做出进行选择、增添和删除等理解实践，生成主体性意义，并将其反馈给言语者,参与社会意义网络的建构。而在此过程中,受众个体身份也得到不断协商和建构。在政治话语研究中，身份的形成与意义密不可分。在社会意义体系内，“自我”身份的形成和确定总是伴随着对“他者”身份的认知，而身份协商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话语体系内“链接”（linking）和“区分”（differentiationｄ）的意义逻辑链条所建构的。例如,随着美国特朗普总统“美国优先”理念的实施,尤其是美国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TPP）、《巴黎协定》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日益体现一种“反全球化”形象，而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全球化支持者和推动者”的身份也更加突出，对比后二者的身份更加鲜明。至于受众的主体性意义和身份在国际政治话的理解和语接受过程中是如何实现协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经验性问题，需要实证案例分析的开展和探讨。
结语
面对同样的话语或事实，不同受众会产生不同理解。本文致力于从理论层面回答这一经验困惑。语言具有政治性、权力性和建构性等特点，一直影响国际关系的进程与结果，也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所关注的一个要素。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学界关于语言的研究多集中在探讨语言和话语在建构社会事实过程中的本体作用，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语言建构主义、安全研究、国际规范研究及后结构主义等国际关系中的“后”理论，却很少关注话语受众对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和主体性意义的生成过程。因此，在借鉴受众分析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在概念层面将国际关系场域下的言语对象定义为“积极话语受众”，将受众理解和接受话语的过程视为社会意义生产的过程，具体探讨社会语境、背景知识和情感认知等因素对受众理解特定话语以及生成主体性意义的影响，并指出话语接受可能实现的三种效果。
国际话语传播中的受众不是被动接受所传来的话语信息，在接受和理解特定政治话语或事实的过程中是积极主动的，社会语境、背景知识和情感实践都会起到过滤、引导和协调作用，使理解产生倾向性，影响理解结果、个体协商自我身份，以及个体意义所参与的社会意义网络建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本文所选取的研究对象是话语或政治事实，但相关研究结论也适用于理解国际政治中的信号发送、传递、接收和反馈。国际政治沟通的文本类型是多样的，文字、图像或外交行为实施每时每刻都在释放特定的信号和印象，而如何理解接受这些信号并做好印象管理则显得尤为重要，这些直接关系到对行为的判断，而评估的结果会直接推进或阻碍国际关系的某一特定进程。对此，本研究可以带来如下启示：在释放特定的政治或外交信号时，应该综合考虑即时的社会语境、受众的背景知识和情感认知等，做到有目的和有针对性地传达政治或外交信息，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区域采用不同的话语和叙述方式，使受众最终理解和接受的内容符合信号释放者和话语表述者的预期。因此，在释放外交信号或进行对外宣传时，不能将话语受众视作是固定不变的，要关注“对方的话语体系、思维习惯、接受习惯”，应该在深入和实地调研受众所处的社会语境和个体或群体特征的基础上，做到有的放矢，提高对外政策和战略宣传的针对性和相关性。
另外，本文在很大程度上是概念层面的宏观探讨，还需要进一步开展细致的理论研究和经验性分析。后续研究可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开展：一是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讨论受众在话语接受中的理解和意义生成机制。例如，政治话语的文本呈现类型和新媒体传播技术如何影响受众理解和意义生成实践；受众的背景知识和情感实践如何建构其理解的惯习，又如何影响其接受话语或外交信号；二是进行话语理解和接受过程的案例研究，搜集和建立有关特定受众的数据资料库。比如，“一带一路”是当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抓手，从政府到社会各界都高度关注，而对外宣传更是重要一环。而关于“一带一路”，不同国家由于其地域、发展阶段、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一带一路”的理解和反应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对于不同国家应采取不同策略，需开展有关“一带一路”信号的释放和对外宣传的国别受众研究，如“一带一路”国家的社会文化语境差异，不同国家对中国的不同背景知识储备和情感认知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以及原因等。在此基础上再来设计和调整后续的相关外宣工作；三是思考和拓展话语受众研究的方法论。例如，除话语分析外，可借鉴田野调查法来深入考察受众在接受政治话语时的日常生活情境，通过开展个人或集体采访获取受众的背景习惯和情感倾向，通过现场观察来获知不同受众群体面对同一话语或事实是如何协商自我身份、如何产生基于社会语境和自身惯习的主体性认知、从而影响其理解实践的。总之，加强国际政治话语的受众研究，可以使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意义和理解有全面认识，这既有助于理解政治话语以及各类外交信号和行为，同时也有助更加有的放矢地开展对外沟通、对外宣传和印象管理等具体实践。（注释略）
文章来源：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作者：孙吉胜 何伟 分系外交学院教授、北京市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基地首席专家；外交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