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广泛影响力，西方世界更多以竞争思维审视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2017年7月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Michael Clauss）接受FT中文网专访时直言：“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我们原则上支持这个项目，但它是一种中国式的全球化路径。”那么，“一带一路”是“中国式的全球化”吗？
全球化，最先是以欧洲为中心、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20世纪中后期西方学术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全球化思潮，其中美国学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批判欧洲中心观和提倡建立全球史观，主张将世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主义的分析单位，而不以独立的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指出了现代世界结构中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是一种空间共存关系。但是，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假定前提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西欧与其他地区区别开来，将现代与传统区别开来，这又表现为欧洲中心史观。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采取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形成了单一中心或单一主体的全球观念，存在诸多弊端。当代以美国和欧洲为中心的全球化正在出现危机，“逆全球化”现象愈演愈烈，有如英国脱欧等重大事件的发生，全球化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式的全球化。
第一，“一带一路”是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纠偏。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西方国家在全球化的外衣下剥削非西方国家，掠夺其资源，攫取全球绝大部分的经济利益，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全球化路径。“逆全球化”说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出现了问题，西方输出的秩序正在解体，全球化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消除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化的弊端，让全球化惠及更多国家和地区，使得世界各国都能搭上全球化的快车。
第二，“一带一路”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途径，并非重起炉灶。全球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主要受益者，同时将成为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建设者。“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开放包容的全球化理念，既要争取东南亚、南亚、西亚等沿线国家的积极参与，也欢迎欧美等西方国家共襄盛举。“中方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涵，就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促进协同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一带一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基础建设实现互联互通，正在给全球化注入强大的新动力，引领全球化迈向更加美好的新时代。
第三，“一带一路”是为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秉承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将其融入全球治理体系之中，开创“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新模式，建设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这么大，问题这么多，如何实现全球治理？习近平主席提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提出了中国方案。2017年2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2017年11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载入联合国国际安全领域决议，联合国决议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理念的支持，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者，也是实践者。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相辅相成的，“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治理注入鲜活的中国动力。中国努力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注入更多的中国元素，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话语体系是由“西方中心论”建构起来的，中国“话语缺失”问题十分严重。我们亟需反思西方中心论，解构西方话语霸权，积极建立以中国为主体的话语体系。“一带一路”虽是新概念，但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借助沿线各国人民所熟知的“丝绸之路”这一历史符号，作为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情感纽带，表达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我们要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文化理念，在世界体系中注入更多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元素，增强中国文化自信。
自信来自历史深处。中国有着深厚的海洋文化传统，我们急需发展中国海洋史学，充分挖掘中国海洋的历史与文化资源，弘扬中华海洋文明的优秀文化基因，善于继承中华海洋文化精华。随着海洋意识的觉醒，在国际史学界，海洋史被认为是“未来全球史研究的核心学科”，愈来愈多学者承认“海洋史已成为历史学中的‘显学’”，认为“通过海洋史，可以构建一个史论式的世界史认识框架”。近年来，中国领导人提出“建设海洋强国”与“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海洋问题备受关注，中国海洋史研究也从边缘走向主流，2016年《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海洋文明史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上，需要更多的优秀史学工作者积极投入其中，推动史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其一，我们要整合国内外现有的学术资源，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努力打造一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海洋史研究队伍，深化以往薄弱环节的实证研究，深入研讨中国海洋史学的学科属性及其内涵，完善中国史学体系与结构;其二，我们要加强理论创新，发展中国自己的海洋史学理论体系;其三，我们要积极参加高规格的国际海洋史学学术会议，争取在顶尖的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向世界学术界推介中国海洋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但要真正消除误解，中国学界要有所作为，既要对西方学界提出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诸多质疑给予正面回应，又要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合理性与创新性进行科学论证，加强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新闻网络媒体的积极作用，加强舆论宣传和舆论引导，在国际舞台上广泛传播中国好声音，让西方世界重新认识“一带一路”倡议。
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 2018年1月 第26卷 第1期
作者：杨国桢（1940—），男，福建龙岩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海洋史；王小东（1987—），男，福建柘荣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海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