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东盟国家是“一带一路”合作的“深耕区”。东盟的东部增长区(东增区)包括文莱全国、马来西亚东部部分地区、印尼部分地区以及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和巴拉望岛，总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7000万。除文莱外，东盟东增区所处区域为马、印尼、菲三国相对偏远和不发达地区。近日，由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和中国社科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利平等学者组成的东盟东增区考察团，赴菲、文、马、印尼四国，与当地政界、学界、企业界和媒体交流“一带一路”话题，探讨中国如何与这个东盟区域内最大、最年轻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区深入合作。《环球时报》记者特邀请王义桅、许利平两位学者讲述此行的见闻和感受。
同等重要的“硬对接和软对接”
环球时报：在东南亚国家同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中，当地老百姓有哪些获得感？你们此行听到哪些希望抓住“一带一路”合作机遇的呼音？
王义桅：“一带一路”建设从中国周边开始，东南亚国家是“深耕区”，已取得不少早期收获。比如，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动工，激活泛亚铁路网。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口号“要致富，先修路”也日益深入当地人心。中国与马来西亚“两国双园”(中马钦州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建设，并未因为马国内政局变动而受影响。一些东南亚学者也注意到，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提出“大建特建”计划，呼应“一带一路”倡议。此外，像越南提出的“两廊一圈”、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都可以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加快互联互通。
许利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来，一些项目在东南亚稳步推进，当地老百姓也深有体会。如印尼的雅万高铁项目经过的地区，相关方获得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补偿，有的甚至获得很好的安置。项目涉及哈林姆机场附近的军事用地征用问题，相关企业为当地军人新盖了条件远优于其他军事营区的楼房和生活设施。
在此行交流中，文莱妇女商务理事会执行主席告诉我们，“一带一路”给文莱中小企业带来机遇和新的发展空间，“一带一路”将为文莱经济多元化提供新路径。文莱以石油天然气开采为支柱产业，但随着油气产量下降和价格下滑，文莱面临产业转型，电子商务能给文莱中小企业提供新商机。印尼外交部亚太与非洲司司长也表示，“一带一路”延伸到南太平洋地区，未来印尼和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合作的潜力巨大。
环球时报：如何才能更好地让东南亚国家把自身经济发展策略和“一带一路”对接呢？
许利平：这些对接蓝图更多侧重于基础设施，产能合作、工业园等领域，对于人文交流的对接还显得不足。总体来说，“硬对接”非常重要，“软对接”也要克服诸多挑战。比如，一些东南亚国家至今还没有设立中国文化中心，这里面因素比较复杂，需要消除一些历史分歧，更好地面向未来。
环球时报：在对外交流“一带一路”合作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把握好哪些重点呢？
王义桅：“一带一路”倡议在阐释和实践中，在一些国家会遇到一些“悖论”，因为讲好“一带一路”故事需要把握好多重矛盾。举例来说，有些国家的学者对“一带一路”存在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悖论。我在马来西亚大学中国研究所介绍“一带一路”时，用了蒙内铁路、亚吉铁路的例子，有当地学者就说：“我们是‘亚洲四小虎’，不是非洲!”可是当讨论马来西亚新政府想叫停东海岸铁路项目时，他们又表示“希望得到非洲国家那样的优惠条件”。
消除“中国硬件、西方软件”悖论
环球时报：东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还存在哪些认识上的误区？对这些疑惑和误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许利平：在调研中，我们听到当地一些人的误解或疑惑，如“一带一路”涉及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会不会单方面有益于中国、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会不会增加当地财务负担等。对此，我们尽量用鲜活的案例和平等视角来化解对方的误解和疑惑。如告诉他们“一带一路”的英文翻译从过去的“One Belt One Road”到现在的“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就充分表明“一带一路”是个倡议，核心是“共建”，对方同意则可“共建”，对方不同意则可以不“共建”。从“一带一路”5年的实践来看，中国从来没有强迫对方参加“一带一路”项目，而是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稳步推进。针对“‘一带一路’单方面有益于中国”的担心，我们的解释是：“一带一路”项目的推进坚持“市场化”原则，不存在你输我赢的局面，否则项目将不可持续。
王义桅：举例来说，文莱是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有自己的特点，如“小国寡民”(国家性)、“小富即安”(社会性)、“小心谨慎”(国民性)，因此，我们在与文莱进行“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时不仅要按照国际规则、符合对方需求，还要尊重当地的宗教文化习惯。
环球时报：受历史影响，东南亚国家和欧美、日本、印度有很深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系，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会“搞平衡”。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上的合作会受到域外因素干扰吗？
许利平：不可否认，欧美、日本和印度对东南亚影响较深，它们的一些大企业在当地也构筑了强大的利益链条。在这种大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大项目建设和落地很难避免域外大国的影响，如雅万高铁、中泰铁路等项目的推进也曾一波三折，背后都有域外大国的干扰。
王义桅：举例来说，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硬件”是东方的，或受到中国影响的，但“软件”是西方的。我一到马尼拉机场，就看到韩国LG和三星以及中国华为的产品广告，行李传送带上也有中文广告，但中国和韩国对当地的影响更多还是限于商业。从机场出来，一路上看到的是天主教堂，这是西班牙殖民时期留下的印记。二战后菲律宾又沦为美国殖民地，按照一些菲律宾人的说法，美国殖民政权1946年7月4日授予菲律宾名义上的独立，并将政权转移到被灌输了美国思想的政治家和官僚手中。7月4日也成了“美菲友谊日”。据说美国驻菲使馆的规模不小，算得上美国在全球的一个大馆。可以说，有的东南亚国家经济基础还是发展中国家，但上层建筑往往是发达国家那一套。“一带一路”合作就是要消除“中国硬件、西方软件”这样的悖论，比如从文化的角度，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可以一起建博物馆，一起修订历史教材。
我在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演讲后有个问答环节，有印尼人士说“听了中国学者的介绍，消除了很多误解”，并表示“印尼高度重视中国，两国是全面战略伙伴”，还有的表示“两国人文交流机制正活跃起来，联合海底考古等可以塑造共同历史记忆”。还有的很坦率地说：“印尼对‘一带一路’建设秉承的‘共商’原则没有异议;但提到‘共建’有些担心，因为印尼希望不只是与中国共建，还要与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共建;对‘共享’有保留，但实际上，印尼更担心成为美国盟友体系中那样的‘代码共享’，损害国家主权和安全。”
环球时报：美国一些舆论最近在提到“一带一路”时，总会不负责任地夹杂着所谓“环境破坏论”“经济掠夺论”“地缘扩张论”等说法。在东南亚国家，类似的说法有市场吗？
王义桅：据了解，一些有西方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在东南亚十分活跃，西方有关对“一带一路”的质疑也会影响到东南亚国家。加上有的东南亚国家对过去“中国输出革命”的记忆仍比较深，对当地华侨华人发挥的作用也比较敏感。
许利平：东南亚国家与西方国家关系亲疏不同，对某些西方国家妖魔化“一带一路”论调传播广度和深度也有所不同。像文莱这样与中国友好的国家，主流媒体很少见到妖魔化“一带一路”的论调，而对媒体较为开放又与西方较为亲近的国家，有时能见到类似言论。不过，总体来说，即使在传播广度和深度较强的国家，这些妖魔化论调也只是配合国内一些政治热点进行炒作，影响有限。
“老马识途!中国要有自信”
环球时报：马来西亚今年大选后，新政府做出一些政策调整，你们怎么看有关“马新政府重新审核上一任政府签订的大项目”的说法和做法？
王义桅：每当一些国家政局变动，就有人盼着“一带一路”项目躺着中枪，但要知道，我们的合作项目不怕重新审核，审核了更有利于项目行稳致远!对中马“一带一路”合作，我想说：“老马识途!中国一定要有自信。”马来西亚新政府的一些表态并非“冲着”中国来。实际上，马来西亚离不开中国，马来西亚欢迎与中国合作。正是怕产生误会，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近期就要来中国访问。
许利平：中马大项目的重新审核，主要是马来西亚国内政治使然，与中马关系没有必然联系。最近马来西亚新政府内阁顾问和部长相继访问中国，这充分表明，中马合作的大方向不可逆转。对马来西亚新政府来说，减少国家财政负担，建设一些轻资产的项目是未来的趋势，这与“一带一路”项目推进并不矛盾。未来中马在“一带一路”项目上可能更多发挥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积极性，使得中马“一带一路”合作更具可持续性。
环球时报：你们这次主要考察的东盟东增区有哪些明显的特点？
许利平：东盟东增区具有四大优势：一是传统和文化高度相似性，主要为马来人，讲马来语;二是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该地区还被称为“东盟的菜篮子”，也有很好的旅游资源;三是发展动力足;四是机制逐渐完备，东盟东增区合作机制建立于1994年，至今形成了首脑会议、部长会议、高官会议和工作组会议四大机制，并成立了促进中心。
当然，东盟东增区过去有四大劣势：基础设施匮乏、缺少发展资金、缺乏适应当地的实用技术以及恐怖主义威胁。通过“一带一路”合作，东盟东增区可以在石化项目建设、港口合作建设、旅游合作、工程承包等方面获得“红利”。
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等东盟国家位于中南半岛上，与中国山水相连，对“一带一路”中的互联互通感受更深。这几个国家都属于澜湄合作机制的成员国，3年的澜湄合作机制启动，更加推动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东盟东增区四国，与中国隔海相望，相对中国较为遥远。虽然这个地区大都属于欠发达地区，对“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切实好处还缺乏全面了解，与中国有效的合作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但该地区发展动力强劲，对“一带一路”合作的期待也会逐渐增加。
王义桅：这里面也有“内与外”的悖论。我们这次东南亚之行，多次听到当地朋友这样问：“一带一路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相信，随着“一带一路”合作的深入，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会关注：“我们能为‘一带一路’贡献什么？”作为学者，我们也在思考如何让“丝路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需要我们很好地摸索和总结。
文章来源：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