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态势与制度基础
贸易与投资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南海地区有效推进的基础。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及相关制度建设发展是否平稳，是否具有显著的抗干扰能力，是检验“一带一路”倡议能否在南海地区有效推进的重要指标。
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总量，以及中国在东盟国家中的投资比重，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在商品贸易方面，总体上升趋势明显。2007 年之后，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量占东盟对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比重首度超过 10%，并且增长动力强劲，于2016年达到峰值16.46%。在投资方面，中国—东盟投资关系在21世纪也实现了稳步快速增长。2016 年中国对东盟投资超越了 2012 年，达到 92.10亿美元，其占东盟接受全部投资比重从2012 年的 6.95% 增至 9.52%。
区域经济的制度化发展也有了相应的进步。《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与实施，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及与东盟签订《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投资协议》，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最终全面建成标志着区域经济的制度化的不断发展。
将“一带一路”建设纳入已有的制度框架， 成为中国和东盟深化经济合作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2014 年8月，中国和东盟开启了自贸区升级谈判。中方“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升双方贸易投资便利水平”、“加快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成为共同努力”等四点建议成为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并在《中国与东盟关于修订< 中国—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东盟各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关于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的联合声明》中得到了初步彰显。
综上所述，中国与南海地区国家的宏观经贸关系一直处于稳定的上升状态，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及相关合作制度的发展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南海地区的战略推进提供了扎实的现实基础。
中国与南海声索国经贸关系的良性状态
中国与越南、菲律宾这两个因南海争端而在地区政治安全领域存在阶段性对立关系的国家的经贸关系稳定度，是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在南海地区经济基础是否稳定的显性指标。
中国对越商品贸易总量在2004-2016年期间增长了10倍多，达到 718.94 亿美元。投资方面，中国对越南的直接投资总量虽有波动，但整体仍呈增长态势。近几年来，中越两国关系虽因南海问题未有明显改善，但双方在投资方面迅速反弹的事实说明，中国对越直接投资与中越政治安全关系之间的关联性并不明显。
与中越经贸关系的发展轨迹类似，中菲经贸关系在因南海问题对立最激烈的时期仍一直保持着上升态势，贸易合作态势相当积极。
2012—2016 年是美国“重返”东南亚、实施亚洲“再平衡”政策的关键阶段，美国以南海问题为抓手直接引导了中菲、中越政治安全关系的对立。然而，中国与越、菲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却在整体上呈现出相对稳定的上升态势。经贸关系相对于政治安全关系的反差显示，中国与包括越南和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已经形成一个相对独立且稳定的系统，南海争端的影响基本被限制在政治安全领域。这种状况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在南海地区推进的经济基础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稳定度和抗干扰能力。
经贸关系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支撑度
在南海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必须考虑国际竞争因素。比较国际战略竞争对手和中国各自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才能检验出当前政策所依托的经济基础对相关政策具有多大的政策支撑度。
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和日本不止一次明确将中国视为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在南海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绝对绕不开美日两国，如欲以其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为基础支持相关政策的发展，必须参考与美日两国同类指标的对比状况。通过细分要素的方式比较中美日对东盟国家经贸关系将涉及中，中国相对美日在商品贸易总量、商品贸易顺逆差状况、投资格局三方面综合比较优势越大，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对“一带一路”相关政策的支撑度就越强。
商品贸易总量：2000—2016 年期间，美日对东盟的商品出口贸易均维持增长趋势，且波动幅度较小，对中国的进口总额呈现快速上升态势，在2006 和 2007 年先后超过美国与日本，在 2009 年之后呈现出持续超过美日两国的加速增长以及总量上小幅胜出的优势。商品出口方面，对中国的出口在2010 年超过日本，在 2014、2015、2016 年三年间达到了远超美日两国的状态。中国成为东盟稳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显示出相对于美日的绝对优势。
商品贸易顺逆差：从 2000—2016年期间，东盟对美国的商品贸易基本上处于顺差和顺差逐渐扩大的状态；日本的商品贸易的顺差或逆差总体上有围绕平衡线上下小幅波动的态势。相对于美日两国，东盟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以2011 年为界，呈现出前期虽有波动但相对稳定，而后期迅速拉大的态势。
这表明，东盟在对美国的商品贸易中获益较多；对日本的商品贸易基本平衡；对中国贸易处于越来越明显的不平衡性状态。因此在区域战略竞争和政策对抗的情况下，中国仅凭借商品贸易还不足以抗衡美日两国。
投资：在东盟引入外资的格局中，美国、日本是东盟外资的主要来源国。日本对东盟的投资一直保持高位平稳发展，美国对东盟国家投资波动较大，但是总体水平并不比日本差太多。随着美国“重返”东南亚并以南海问题为抓手实施“再平衡”政策以来，美国对东盟的投资一直在增加，中国对东盟的投资相对美日两国明显处于劣势。2011年，中国对东盟的投资高点与美日两国的低点持平，随后进入平稳的低速增长阶段。
所以，相较于美日两国，中国虽已取得进出口商品交易量的优势，但在贸易顺逆差结构和投资方面均处于下风。鉴于商品贸易顺逆差结构与贸易双方国内产业结构有关，而投资状况还取决于投资国和资金引入国双边关系及双方投资（引资）的意愿与政策的影响，短中期内弥补中国在这两方面的缺陷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中国以经贸关系为基础支撑南海地区“一带一路”建设仍有待加强，维持南海地区相对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对于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一带一路”倡议顺利推进仍具重要意义。
经贸关系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拓展度
“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经济政策的社会、政治评价需要引入美日等竞争对手的同类数据比较，而明显受战略竞争对手影响的越南、菲律宾等与中国在政治安全关系方面存在矛盾或潜在矛盾的国家的效果分析更具典型意义。
越南、菲律宾对中美日进出口贸易总量上均体现了中国相对于美日两国的快速增长。
越南对中美日商品贸易方面，2004-2016年期间，越南对美国的商品出口基本上都接近中日两国的总和，中国则在2014 年超过日本。进口贸易方面，越南对美日商品进口一直处于低位缓增状态。
菲律宾与中美日商品贸易格局中，2000—2016年间美国和日本一直是菲律宾最主要的商品市场，并先后保持菲律宾第一大商品出口市场的地位（2010 年前为美国，之后是日本）。菲律宾对中国的商品出口贸易上升趋势明显，但总体落后于美日两国。在菲律宾对外商品贸易进口方面，其2012 年中国商品进口贸易额超越美国和日本的进口贸易额，并迅速拉大差距。
比较越南、菲律宾在中美日贸易中的顺逆差（净出口）状况，中国与美日两国反差很大。其中，越南对中国商品的进口与对美国商品的出口形成截然相反的对比，显示出越南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和对美贸易顺差强烈的反差及其完全相反的发展趋势。与越南情况相似，菲律宾对美日两国的净出口量总体上朝着有利于菲律宾的方向发展。2004—2016 年，菲律宾对美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状态， 对日本的少量逆差从 2006 年开始转向明显的顺差。菲律宾对中国的贸易则显示出从顺差转向逆差的明显趋势，而且在2010 年后呈现出逆差逐年迅速增加的态势。在顺逆差态势明显相反的状态下，越南和菲律宾对中国、美国、日本贸易各自的获益感会有明显差异。
外资来源是从越南、菲律宾角度考察其与中美日关系的另一重要视角。越南方面，日本一直是越南最大的外资来源国；美国对越南的直接投资波动很大，在 2011 年前领先中国较多。菲律宾方面，美国和日本一直是菲律宾的外资主要来源国。中国对越南和菲律宾的直接投资均落后于美日两国。其中，对越投资在 2012年前一直在低位徘徊，2013 年中国对越投资出现了第一次明显上扬，2015—2016 年出现再次上升趋势。中国对菲律宾的投资一直非常少，长期处于低位运行的状态。
比较越南、菲律宾对中美日贸易和投资情况，越菲两国从美日消费市场和投资的直接获益要明显超过中国。这种经济上的直接获益转化成社会普遍的获益感理论上也强于中国。鉴于近年来越菲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一度针对中国的积聚，以及在国际上积极配合美国炒作南海问题的政策表现，美日等传统区域秩序主导者相对于中国似乎拥有更多经济政策转化为社会、政治效应的能力。中国若要利用当前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结构和直接投资拓展在东盟国家的相应社会、政治效应，其能力建设尚有所欠缺。
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在南海地区的推进是一个以经贸关系为基础，逐步拓展区域内国家社会、政治联结的过程。依托于商品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一带一路”建设的起始阶段将获得应有的爆发力。然而，经济基础转化为社会、政治效应的支撑力和延展度的根本转变则需要中国与区域国家商品贸易结构、投资结构、消费市场结构等多方面的合理对接。在美日等战略竞争对手高度重视南海地区并在与一些东盟国家的商贸顺逆差结构和投资格局等领域拥有优势的情况下，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短期内不太可能有很多借力政治反哺经济的政策空间。依托经济关系，增强社会亲和度、培育政治关系是“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推进的必由之路。因此，未来应完善对南海地区国家，尤其是关键国家经贸政策的衡量思路，增加科学、全面的社会效应、政治评估指标。
文章来源：本文系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与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2016年联合设立项目《南海热点问题跟踪、评价及对策研究》的研究成果，原刊于《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6期，对内容进行了一些删减，并省略了引注。
作者：鞠海龙，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副院长，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南海研究室主任。林恺铖，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