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五年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经历了从理念到行动，从愿景到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重大进展，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热情参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一带一路”区域合作与发展将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该如何应对？本报特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就此进行解析。
一、挑战：战略协调与战略抗衡同步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经过五年的发展，“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您认为“一带一路”区域合作面临哪些新问题和新挑战？
翟崑：由于现阶段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致使“一带一路”区域合作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一是战略协调与战略抗衡同步发展。目前与俄、英、法、德等大国，一些沿线支点和节点国家，以及与一些国际和地区组织的战略协调和对接较好，与日本的战略沟通有所改善，但来自印度、美国等的战略抵制与抗衡也很突出。主要大国较难在“一带一路”上达成共识。二是政策沟通与政策抵消同步发展。“政策沟通”在“五通”中的效果比较突出，一系列备忘录和协议的签署堪称中国对外战略的制度性创新。但是仍有一些国家或出于疑虑，或受制于其他大国，回避绕行或两面性突出；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指责“一带一路”建设缺乏透明度，导致债务增加；某些国家的政府更迭导致政策反复。三是正面展示与负面反馈同步发展。有一大批优质示范项目签约开工，高标准，高收益，惠及民生；但国际社会也普遍反映部分项目风险大、收益慢、周期长，过于突出中国元素（标准、投资、技术、劳工），忽视生态环保，不被当地民众理解和支持，也遭遇一些NGO和反对势力的攻击和抹黑等。
二、应对：保持“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引领性
中国经济时报：对于这些困难和问题，您有何政策建议？
翟崑：目前我们要做的是把握机遇，克服挑战，因此，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加大关注力度。一是保持“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引领性。一方面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在物质层面的“大有之道”，另一方面加强“一带一路”在道义层面的“泰通之理”。二是政策沟通要做到长期动态可调整，提高内外对接的专业精准性。目前应该着力加强与国际和地区组织共建“一带一路”的政策协调及相关合作规则的制定。三是加强在海外项目管理方面的沟通协调，最好是能建立相对统一的海外项目评估管理机制。四是政策沟通着眼于提高和改善国内外的民生，发展民生导向的“一带一路”经济合作模式。五是优化“一带一路”的内外形象塑造、专业支持和第三方评估。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下一个阶段，“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有哪些新机遇？
翟崑：“一带一路”的区域合作的确可以用“前景广阔”来形容。一是区域合作范围在扩展。除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外，非洲、拉美等地区也积极要求与中国合作。二是区域合作的形式更加丰富，包括直接投资、自贸协定、发展战略对接等。三是“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以及海上几条通道将会带动新型区域合作，包括地区制度性合作以及海、陆、空、天、网等方面的多维连接。四是通过互联互通、产能合作、贸易投资等合作，中国与相关区域的内外联通性和通达度加强，比如最近发展势头良好的南向通道建设，将会加强上述作用。
三、保障：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规划
中国经济时报：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五通”之首，政策沟通取得了哪些成果？
翟崑：政策沟通是五通之首，五年来起到了顶层设计、搭建框架的作用。政策沟通的效度，决定了“一带一路”的总体进展情况。五年来，政策沟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主要表现在签署合作协议、形成国际共识、提高政治互信、对接发展战略、带动区域合作。进而言之，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
中国经济时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现阶段“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在政策沟通方面面临怎样的挑战？
翟崑：“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政策沟通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传统的领土争端问题、地缘政治矛盾、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的加剧问题。二是相关国家政府换届，政策逆转对共建“一带一路”影响很大，最近表现比较突出的是马来西亚。三是国情区情不同，利益诉求不同、规则机制不同、承载力不同，给区域合作的管理方面带来巨大挑战。比如，适用于中国与东南亚的合作机制，就不一定适用于中国与中亚、中国与非洲。有些大型项目不一定适合一些国小人少的国家。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