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具有创新性的20个经济体之一，发表的科技论文和专利申请量全球数一数二。然而，引领性原始创新成果不足、关键核心技术欠缺和全球影响力的科学家较少已成为影响高质量经济发展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掣肘。2006到2015年前1%高被引论文我国只占全球份额13.4%，而美国达51.1%。2012至2016年我国重大突破性科学技术成果仅占世界份额1.2%，而美国达44.9%。1901至2017年，美国科学家获诺贝尔奖279人次，全球占比46.5%；中国只有1人，占比0.17%。
唯有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系统创新，提高科技供给水平，优化“人才红利”存量，才能加速推动发展新旧动能的转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
高水平的科技供给实质就是引领性原始创新成果的供给，以及高水平科技成果有效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和水平。要通过高水平科技供给提升存量资源的优化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通过科技创新和“人才红利”激发经济发展从低能态跃迁到高能态，提升人均创造财富的水平和社会劳动生产率；要积极推进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日本明治维新，德国、法国的文艺复兴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强烈的需求环境。当下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够高的主要原因，一是引领性的创新成果不足，原始创新能力不强；二是企业研发能力比较弱，衔接和转化原始创新成果的能力不够高。只有通过增强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及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才能降低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形成的技术“需求外溢”的风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
基础科学研究的水平决定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从五次科技革命的发生和辐射以及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实践来看，基础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是形成科技革命和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德国、美国、英国、法国通过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国家实验室和学会等聚集全球影响力的科学家形成重大引领性科技成果。日本以技术立国著称，在技术发明陷入基础科学创新不足的困境而面临发展的挑战后，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战略，提升了原始创新能力已跃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对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保障，优化科研保障条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建设一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实施平台，吸收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形成重大原始性、引领性创新成果。
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改变尖端人才缺乏的现状迫在眉睫。邓小平强调，“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要摒弃依靠劳动力数量来补足生产率低下的观念和认识，代之以高水平科技供给和激活人才第一资源来提升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用“人才红利”的盈余来弥补“人口红利”的消失。美国成为科技强国的重要原因就是战时从德国、意大利吸引了一大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波恩以及战后开放的人才政策。俄罗斯科技强盛源于世界顶尖科学家的引入和实施高端人才本土化的策略。
要不断优化人才政策和人才环境，汇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营造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的政策和生态环境。建立健全科学的人才政策和人才评价机制。注重为人才提供事业发展平台和配套支持，大胆使用人才，强化人才评价的结果导向，对甘坐“冷板凳”的人才在评价体系、资源配置和待遇提供方面完善激励机制，鼓励原始创新和包容失败的发展环境。充分发挥创新主体在职称评审、绩效评价等方面的自主性作用，强化能力、实际贡献和创新成果的考核评价导向。建立健全人才梯次团队，用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加强尖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汇聚全球一流的科学家。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