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海上安全关系存在结构性的竞争关系，最主要原因是双边政治和战略层面的互信缺失，其次是“第三方因素”的外溢影响，巴基斯坦的“推”和美日的“拉”，使得印度倾向于从竞争与防范的视角审视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但也有主观臆测和夸大渲染成分。中印海上安全战略文化和现实利益，决定两国存在推进海上安全合作的空间和驱动力。随着两国海上安全利益和力量逐步走向全球，中印不仅需要妥善处理好在各自邻近海域的安全关系，还需要在全球海上安全治理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地区海上安全机制建设等领域谋求合作。近期推出“印太视域下的中印海上安全关系”系列文章，本期为该系列第三篇《中印海上安全合作路径思考》，第一篇请点击《中印海上安全矛盾：印太竞争弧》，第二篇请点击《中印海上安全合作的必要和可能》。
第一，加强战略沟通，确保海上安全关系总体稳定。
2018年4月印总理莫迪访华，在武汉与习近平主席举行非正式会晤，就“国际格局和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以及各自国家发展愿景和内外政策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确保印太海域和平稳定发展，应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中印可借助战略平台探讨印太海域安全秩序问题，如美日印澳四边“印太磋商”、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等，明晰各自原则、立场和底线。
第二，妥善处理好中印海上安全关系的主要障碍。
中印有建立稳定海上安全关系的必要与可能，但如前所述，此过程将面临双多边的诸多挑战。2018年7月31日，中印举行第二轮海上合作对话，但从两国外交部门各自发表的内容相差较大的新闻稿可以看出，双方对下一步落实海洋合作（包括海上安全合作）仍有待磨合。总体上看，需重点克服海上安全合作中的如下障碍：一是对彼此海洋安全战略和政策实践的疑虑；二是第三方因素的干扰，主要是美巴；三是双边海上合作对话机制并未常态化，缺乏海上安全力量间的常态化交流、互动；四是对各自邻近海域的海上安全机制缺乏参与度。
第三，加强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
中印应该“搁置争议面、扩大合作面”，携手应对共同的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比如海上恐怖主义、海盗、海上跨国犯罪、海上联合搜救等。特别是印度洋海域广阔，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相对严重，印度应该欢迎中国在保持意图透明的情况下，更多参与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活动，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如，中印可就维护两国在中东北非海外利益的协调合作，包括打击海盗、危机撤侨等。
第四，推动各自邻近海域的海上安全机制建设。
海上安全机制建设的缺失或效率低下，使之无法有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同时使大国间失去彼此规制的平台和手段。中印可在前期战略沟通的基础上，共同推进地区海上安全机制的建设，欢迎对方在机制内发挥应有作用。比如，印度可以允许中国更大程度参与印度洋海军论坛，而中国则可推动构建东南亚海上执法论坛等。
第五，加强全球海上安全治理层面的合作。
中印作为新兴海上力量，对现有西方主导的海上安全秩序会形成挑战，且中印拥有有别于西方的海上安全文化，因此两国在海上安全秩序和治理层面有很多共同利益。比如，中印可倡导新的海上安全治理观，区别西方马汉式的海洋安全观；双方可增强深海、极地等战略新疆域的规则制定，中印2013年都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也提供一定基础；中印可在维护沿海国国家安全、反对借航行自由名义开展抵近侦察等方面加强协作；中印还可借助金砖国家峰会平台，推动金砖国家在推动海上安全秩序变革、更好维护发展中国家海上安全利益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文章来源：边界与海洋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