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指国家基于地理位置、资源分布等因素形成的战略关系，地缘政治权力则指在这种关系中，各国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政治、军事等手段的能力。数字时代，国家同时在地理和数字空间互动、采用传统和数字多种手段争夺各空间资源、追求权力最大化的地缘政治新形态可被总体概括为复合型地缘政治权力。数字地缘政治开辟了数字空间的权力竞争，因而是形成复合型地缘政治权力的基础；各空间、空间内部的互联互通是复合型地缘政治权力的基本特征；相较于传统地缘政治权力的控制力，复合型地缘政治权力具有强大的赋能力。
一、复合型地缘政治权力的基础：从地理拓展至数字
数字时代，政治疆域从地理空间拓展至数字空间，传统的军事、武力较量延伸为以先进算力、算法为代表的数据收集和处理能力的技术竞赛，这种利用数字技术对数据资源和数据空间的争夺可称为数字地缘政治。与“地理—权力”相对，数字地缘政治强调“数字—权力”，体现着国家政治权力数字化的过程。复合型地缘政治兼顾传统地缘政治和数字地缘政治，国家在地理和数字的双重空间关系中寻求权力最大化，形成复合型地缘政治权力。
数字地缘政治意味着传统地缘政治中的博弈逻辑投射至数字空间。具体来说，国家在传统地缘政治中追求空间主权、武力较量的基本行为逻辑，延伸至数字地缘政治中则表现为对数字主权和数字技术的竞逐。数字主权强调一个国家控制其数字基础设施、数据和技术资源的能力，以及最大限度减少外部风险的管控力。2024年7月19日，微软系统崩溃带来全球范围的大规模“蓝屏死机”，但对中国几乎毫无影响，其关键在于中国具有强大的数字系统管控能力。数字空间以数据为基本要素，以通信基础设施为连接网络，以媒体平台、云平台、算力算法为节点。传统地缘政治中对领土空间和交通要道的争夺，反映在数字空间中即为对数据资源、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的竞争，网络攻防和技术应用能力成为国家提升权力位阶的核心竞争力。
数字地缘政治权力指国家以更先进的数字技术抢夺数字地缘空间的能力，体现数字技术与国家权力的互嵌。虽然数字技术本身是中立性的，但国家基于不同的数字资源禀赋，凭借对不同关键要素的掌控和垄断，能够拥有差异化的数字地缘政治权力。市场、安全和规范是获取数字地缘政治权力并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三重路径。市场逻辑强调数字经济在改变国内产业结构的同时，数字平台的跨国运营改变了区域乃至国际经济秩序；安全逻辑既包括数字技术对传统军事攻防力量的改变，还强调数据控制和隐私窃取带来的巨大网络安全和全球治理风险，同时国家通过操纵媒体、引导舆论并塑造国际公共议程，改变了国际政治秩序；规范逻辑则强调抢占新领域话语权与国家权力地位的双向互构作用。经济、安全和规范以及数字技术涉及的各领域共同形成了一国的数字生态环境，国家在数字地缘政治中的竞争力取决于其数字基础设施、制度保障及技术创新迭代速度，以更完善的数字生态环境强化地缘政治权力成为国家主要的政治目标。
二、复合型地缘政治权力的特征：从多元并存到多元联通
传统地缘政治的各空间权力可以并存但侧重优先性，如麦金德并没有否认海权的存在及重要性，但其主张国家应该优先发展陆权。数字时代，建立在数字地缘政治基础上的复合型地缘政治权力强调各空间、空间内部、各领域的联动性与互补性。
首先，地理空间互联互通。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局限于单一地理空间的分立和对抗，即聚焦海权与陆权、“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何者更有利于权力最大化。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将各地缘空间联合为一个整体：高速、稳定的通信网络使海、陆、空各个部门实时进行信息交流和数据传输；智能监控和预警系统能够实时监测海、陆、空的各个区域，及时发现潜在的安全威胁；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对海权、陆权、空权的各种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国家战略部署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不断增强。在海、陆、空的联通性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单一地理空间的地缘政治地位让位于三位一体的复合型地缘政治权力，单一的竞争模式转变为相辅相成的多元合作模式，各地理空间同时成为国家地缘政治权力的必要组成部分。
其次，地理空间与数字空间互联互通。数字技术依附于传统地缘政治空间，并为海、陆、空等空间资源赋能，在提升地理空间互联互通的同时，也强化了数字空间与地理空间的连通性。历史上，赋能传统地缘政治的技术——从青铜到钢铁，从蒸汽动力到核裂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单一的，而且这些技术有一个明确且固定的门槛，一旦国家达到了这个门槛，领先国的竞争优势就消失了。相比之下，数字时代的人工智能本质上是生成性的，通过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能够不断改进并提升技术性能，进而自我优化生成更先进的模型：“更快的飞机并不能帮助建造更快的飞机，但更快的计算机将有助于建造更快的计算机。”这种现象使得一个国家的力量源泉不再取决于自然资源财富或对某一特定技术的掌握，而是在于其不断创新的技术能力。
最后，多重领域复合协同。相较于传统地缘政治中对军事力量的侧重，数字时代的自动化、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拥有从根本上重塑工业、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力量，不仅推动了跨部门的协调协作，也重新定义了国家实力的组成。数字技术使国家间竞争延伸至各个领域，军事实力、数字经济、社会治理能力都成为数字时代影响国家发展水平、衡量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准，且数字技术使经济、社会与政治、外交和军事、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深度融合，大国博弈因此成为统合各个领域的综合实力较量。
三、复合型地缘政治权力的价值：从控制力到赋能力
传统地缘政治权力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国家对地缘空间的垄断与控制力（power），二是国家对地缘空间的开发与利用权利（right），二者相辅相成。那些最早开发或部署某些技术而占据上风的国家能够享有技术领域的先发优势，通过“对某些创新进行垄断控制”获得“显著优势”，使国家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国家的空间利用权利。而数字时代技术的最显著优势在于赋能力，其本质在于激活和放大一国原有的能力。数字技术的赋能力从赋能对象和赋能主体两个维度全面改变国家权力竞争的路径。
从赋能主体来看，数字技术在激活各领域发展潜力的同时，也改变了国家竞争力的构成。一方面，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国内各领域深度融合，如通过智能制造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以数字化转型重构政府治理能力以及提升金融、教育、医疗、生态等领域的水平。另一方面，通过赋能地理空间、军事力量等传统要素，数字技术将从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社会服务水平、作战能力等全方位提升国家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且技术的指数级跃迁将不断拉大国家间发展的差距，技术优势成为数字时代大国竞争的决定性因素。数字技术的全方位赋能改变了各领域在国家实力中的比重，从整体上影响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准。
从赋能对象来看，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权力，加快推动国际权力转移。数字技术的迅速迭代将全面提升权力的增速和影响，拉大国家间的权力差距，赋予数字领域先行者更大的优势乃至垄断性地位。通过将数字公共资源转化为私有财产，如垄断原始数据等，掌握更先进数字技术的行为体逐渐开辟新的“殖民领地”，并进入“数字殖民主义”时代。此外，数字技术在赋能工具和权力的同时，也要求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相应转变，进而引发各国对数字主权和治理权的竞逐。数字技术权力叠加数字制度权力不仅改变了国家之间传统的权力关系，还使得国家间围绕数字技术的博弈日趋激烈，乃至开启“数字冷战”。
文章来源：节选自《数字时代地缘政治权力的演化及影响》，原刊于《国际论坛》2025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出处、作者信息及由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编排
作者：王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