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举足轻重的海洋大国，正在建设海洋强国，拥有比较丰富的自然性海洋资源，正在不断孕育人文性海洋资源。对标人文性海洋资源及其战略运用的分析框架，中国建构海洋强国身份、积累制度性权力和获得外部信任预期三个要素还没有完全贯通，统筹国家战略与海洋战略、战略性与具象性、内部发展与外部话语三对关系尚有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的空间。
一、建立认识和战略运用人文性海洋资源的自觉
我们要认识到，中国做陆海兼备的海洋大国、海洋强国是一种“均值回归”。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的跨海交流史，其开发海洋“渔盐之利”的历史同样悠久。
从明清禁海到鸦片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侵华战争，近代中国经历了海洋实力最为孱弱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亲自关心国家海洋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开展国际涉海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海洋事业的重视达到空前高度，在海洋强国战略目标引领下，中国海洋事业持续推进，海洋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维护海洋权益取得历史性成就，涉海管理体制机制优化整合，国家涉海中长期规划更趋系统，海洋人才培养与研究投入力度几何式增长。虽然各国对海洋经济的分类标准和统计范畴有着显著不同，造成平行比较和综合统计存在困难，但从海洋经济发展规模来看，中国占据一定优势。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中国海洋国家身份的生动诠释，也是自然性海洋资源和人文性海洋资源的不断累积。其实践逻辑和政策逻辑是，随着国力增长，中国可开发利用的自然性海洋资源越来越丰富。因海洋事务天然具有国际属性，中国海洋行动的活跃和海洋强国建设受到国际社会和各方关注，中国越来越多在国际涉海事务中提出自身立场和利益关切，开展涉海国际交往和国际合作，也由此产生和发展了越来越丰富的人文性海洋资源，包括海洋事务管理与协调体制机制、海洋经济发展经验和模式、海洋科技与人才储备、制度标准，乃至海洋发展观、海洋合作观等海洋价值理念。
上述情形符合人文性海洋资源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从另一方面看，正是基于实践和政策的发展，当前的中国已经步入需要战略运用人文性海洋资源的阶段，需要更好地挖潜，使之系统化，以更好地服务于海洋强国建设及国家战略目标。
二、建构战略性的中国海洋国家身份
战略性的海洋国家身份基于地理、文化等基本国情，需符合国家战略方向，服务于国家战略部署。中国海洋强国建设关乎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具有重大深远意义，海洋国家身份建构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
第一，陆海兼备、陆海统筹的海洋强国。这是由中国地理属性和发展战略决定的。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部、毗邻太平洋，拥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超大国土面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东西双向开放，中国与陆上邻国、海上邻国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和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要求“坚持陆海统筹”，陆海统筹是党中央推动建设海洋强国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重要观念。陆海统筹指明了中国并不是只重视海洋或陆域，而是要发挥陆海兼备的优势，以统筹陆海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世界上大多数海洋国家不是岛国而是陆海兼备的沿海国，陆海对立不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客观发展实际和期待，陆海兼备、陆海统筹使中国的海洋国家身份更具普遍性。
第二，崇尚和合的海洋强国。这是由中国的文化基因决定的。“崇尚和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追求的理想境界。即使中国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辉煌的航海事业领先于世界长达17个世纪，作为海洋大国、海洋强国，中国都不曾像西方那样将海外侵略扩张作为发展的主要手段。何况中国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饱受外敌从海上而来的欺辱，更使中国人与海洋霸权思想有着心理距离。当前，“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历史潮流，崇尚和合使中国海洋国家身份更具包容性。
第三，乐于并能够引领全球海洋治理的负责任海洋强国。这是由国际格局演变的大趋势所决定的。美国仍是全球霸权国家，但“东升西降”态势不可逆转，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变量。中国把自身角色定义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在制定国家战略和对外战略时拥有着眼人类前途命运的高度自觉。全球海洋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将推动包括全球海洋治理在内的国际治理体系持续完善，推动全球海洋治理的负责任海洋国家身份形象具有先进性。
第四，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海洋强国。这是由国家战略目标所决定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的二十大确立的中心任务。海洋强国建设必然在国家总体发展目标和战略体系框架之内，海洋强国建设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和重要任务，建设海洋强国寄托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时代夙愿，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使命。因此，海洋强国的身份定位建构，必须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总目标确立。中国式现代化，“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作为其有机组成，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海洋强国建设也同样具有引领性。
三、建构具象性的中国海洋国家身份
具象性的海洋国家身份建构要基于客观发展实际，并兼顾外部关切。中国是全球国土面积第三大国、人口规模第二大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制造工厂，是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工业第一大国。中国的超大规模体量，决定了中国在多类别统计中总量惊人。涉海统计
亦然，包括海洋经济总量、水产消费量、海运吨位、港口吞吐量、填海面积等，均居世界前列。这决定了中国做“海洋大国”相对容易，但“是不是海洋强国”“是哪些方面的海洋强国”需要科学精准、分门别类进行分析评估和相应阐释，也只有精准地建构具象性的海洋国家身份，才能更好地支撑起战略性的海洋国家身份建构。
不可回避的是，由于中国体量巨大，导致一些相对负面的数据看起来同样“惊人”。如，远洋渔业捕捞量、海洋塑料垃圾与微塑料污染向海排放总量、中资船队的海运碳排放量等。这些数据频频被美西方恶意炒作。更值得重视的是，美西方对于中国海上军事力量和执法力量发展的渲染炒作。美西方恶意解读中国军费增长，鼓吹中国海警“军事化”，污蔑中国“以武力或武力威胁改变现状，是海上强权国家”。
正视客观实际和妥善化解外部压力两者需要兼顾。在确立中国的海洋国家身份时，要不回避国际质疑，要有利于宣传中国为全面迈向海洋强国所做出的努力和作为负责任大国的积极贡献，将坦率承认客观现实与精准批驳谣言诽谤有机结合。如，不回避向海排污量，但持续宣介为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正在积极倡导和实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蓝色经济发展模式，依托科技创新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与加大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海洋生态文明有机结合，推动内涵式发展。
基于上述逻辑，立足中国的发展实际和外部关切点，中国海洋大国身份至少应包括以下六组定位：中国是水产捕捞大国，更是资源涵养大国;中国是航运大国，更是减碳大国;中国是开发大国，更是保护大国;中国是排放大国，更是治理大国;中国是经济大国，更是政治大国;中国是海军大国，更是维和大国。这六组定位能够较好兼顾内涵式发展和对外宣介的平衡，但具象性的海洋国家身份建构绝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不断充实内涵和外延，久久为功。
在此基础上，具象性海洋强国身份的建构可聚焦至科技、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即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的推进，海洋强国建设须重视内部发展和外部话语的统一。具体而言，应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引领下，将海洋科技强国、海洋经济强国、海洋文化强国作为海洋强国建设的优先重点领域。因为，科技、经济和文化强国是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和重中之重，这三方面既是海洋强国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也对其他方面具有牵引拉动作用，且可以彰显中国能够对外提供海洋发展的新动能和涉海国际公共产品，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下全人类共同的发展诉求，从而建构自信且负责任的海洋强国身份。
四、统筹海洋强国身份建构与国际制度性权力、外部信任预期获取
中国是全球海洋治理的后来者，随着综合国力和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中日益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中国对内不断提升海洋认识，完善治理水平，更新治理理念;对外积极参与国际涉海事务协调，包括在联合国环境大会、联合国海洋大会等框架下和涉海国际组织中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发展中国家分享相关技术，在西北太平洋海洋治理和向小岛屿国家开展援助方面，取得诸多成绩;海岸带综合治理、蓝色经济、海洋牧场等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开始走出国门。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海洋强国建设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愈发复杂，前文已经提及，战略性与具象性的海洋国家身份建构与国家战略、具体实践息息相关，且需兼顾内外。同理，在外部环境的影响愈益凸显的背景下，获取国际制度性权力和信任预期的重要性愈发突出，而获取国际制度性权力和信任预期需要与自身确立的兼具战略性和具象性的海洋国家身份以及积累的制度性权力相结合。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综合考量的内外因素尤为复杂，何时、何地、何事以何种方式进行多边、双边协调是一门外交艺术，需要切实提高战略运用制度性权力的能力，将自身制度性资源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力，提高议题设计、标准制定和话题引领能力。既让国际社会接受中国是海洋大国、海洋强国的基本事实，同时努力在国际社会建立信任预期，形成良性循环。即，中国是海洋大国、海洋强国，更是一支建设性的力量，中国的强大能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承担更多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和国际义务，推动全球海洋治理合作走向善治。
第一，战略运用具象性的海洋国家身份和制度性权力，多做国际贡献。战略运用人文性海洋资源需要国家自觉，其操作层面则是涉海机构组织和相关行为体的自觉。从主体上看，涉海部门机构及其专门人才需要自觉总结、挖潜和利用好各自涉及的自然性海洋资源，推动其向人文性海洋资源转化，并自觉进行战略运用。从具体内容上看，中国在港口、航运、水产养殖、海岸带管理、深海科考调查、海洋环境治理等多个方面积累了诸多经验，具有先进性和借鉴价值，可以转化为人文性海洋资源来助力外交。包括:有针对性地对对象国开展涉海交流和涉海援助，比如渔业技术援助、港口开发援助;在涉海国际组织和区域海洋治理合作机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如以中国实践和经验为基础制定海上公共卫生应急方案、深海采矿规则等。
第二，围绕普遍关切，强化信任预期。人类对海洋的了解还不及太空，“联合国海洋十年计划”旨在倡导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以深化全人类对于远洋深海的全方位认识。中国作为海洋科技强国，有条件积极参与，并在贡献力量的同时建立新的合作机制和平台，系统地对外提供技术支持和数据服务。这一进程中所作出的国际贡献，是海洋科技强国身份的彰显，而且自身拥有的制度性资源向国际制度性权力的转化也将带动外部信任预期的提升。同理，可以在蓝色伙伴关系和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框架下锚定重点议题和领域，搭建海洋可持续发展、海洋经济科技国际合作和重大国际议程磋商的平台;举办世界海洋发展大会，吸引涉海组织向我落户，在国际平台阐释中国的海洋价值理念，宣介中国特色海洋国家身份，引领全球和区域海洋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成立专项基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开展多边或双边以及地方政府层面科研机构、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合作对话新机制。
文章来源：节选自《人文性海洋资源及其战略运用——海洋强国建设的演进探析》，原刊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4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原出处、作者信息及由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编排
作者：王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海洋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