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场域结构看，如果说西方海洋文化是在由其塑造的“中心－边缘”的现代化差序格局中持续入场与不断出场，那么当今中华海洋文化则是根植于“历史－现实”的时间语境与“中国－世界”的空间语境而持续巩固壮大并自我更新。这无疑要求中华民族既要深刻认识当前国际海洋秩序深刻变革对建构中华海洋文化主体性提出的迫切要求，又要切实明晰我国在海洋文化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对深入统筹“两个大局”的积极作用，从顶层设计层面确保中华海洋文化主体性建构不迷失、不缺位，始终成为新时代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的关键支撑。
一、在时空共演中推动中华海洋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价值革新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海洋文化主体不能故步 自封，要持续通过对中华海洋文化价值的创造性挖掘为海洋强国建设开拓文化空间。 作为 一个在海洋文化领域经历过繁荣与阵痛的后发型国家，中国始终坚持在实施海洋强国战略 中观照历史与现实、自身与世界的双向变迁，并将时间与空间维度的动态调整作为制定海洋文化发展政策的重要考量，在双轨并行的时空共演下挖掘中华海洋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价 值革新力量，以此实现对西方海洋文化话语的祛魅，在返本与开新中建构独属于本国的海 洋文化主体性。
置身于纵向的“历史－现实”时间维度中不难发现，中华海洋文化始终在国家海洋需求与涉海能力共同划定的框架内进行调适和更新。 “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文化观念和中庸之道的价值理念使得国人崇尚治理秩序的稳定与巩固，因此统治者希冀通过长期存续的朝贡体系促使“蛮夷地区”实现对中原的“归顺”，以文化强势塑造稳定治理结构。 此种文化优越感投射到海洋领域，使得统治者一贯“选择吸引海洋而非征服海洋”。 与欧洲海洋文化的扩张性与进攻性不同，中华海洋文化以吸引式的包容和合塑造出了独属于本民族的文化形态。 近代以来，面对“炮舰外交”裹挟下的西方海洋文明冲击，文化主体重新识别内外环境变化，革新我国海洋文化内容，对海洋文化主体自觉不断进行解码重塑。 虽然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将海防建设、海洋经济发展、海洋权益维护作为海洋领域主要着眼点，但此后的海洋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和“中国的希望在海洋”“和谐海洋理念” 等论调无不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纵向的时代变迁中对海洋文化的注意力不断提升，中华海洋文化含义及内蕴的价值观念日益丰富多元，文化主体性在逐渐壮大的海洋文化群中得到重构与巩固。
从“中国－世界”的空间变革看，中华海洋文化一经进入世界舞台便开启了与西方海洋文化话语的交锋。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构建的现代化差序格局使得西方文化话语被认定为一种超越时空的普世化存在，其海洋文化中蕴含的冒险与开拓精神虽在某种程度上征服了海洋，却也孕育了“西方中心论”的分裂鸿沟，“开放而不包容”的文化特质使得世界海洋文化发展陷入历史窘境，“这一窘境，准确地说就是以普世价值自居的海洋文明之殇”。 伴随着西方海洋文化领域矛盾的不断积累，中华海洋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应将更多目光转移到发掘本民族海洋文化价值特色和演进逻辑上来，避免陷入西方文化话语的泥沼，在客观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海洋秩序的深入演变中拓宽海洋文化视野，把握海洋文化发展规律。 中国首创的“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政府在面对海洋领域激烈变革下的一种创新式战略应对，是中国积极推动与各国在海洋领域务实合作的生动体现，标志着中国正以多元并包的海洋文化话语超越“西方中心主义” 的话语垄断，在挑战与重塑差序海洋格局中为中华海洋文化主体性建构提供坚实支撑，是对我国和平、合作、和谐海洋价值观的彰显。
二、在主体性建构中提炼中华海洋文化价值阐释规律
在人类社会进入“海洋世纪”这一基本论域下，中华海洋文化建设旨在服务于海洋强国战略，提升海洋领域国家文化软实力，其不仅从思想理念层面全面阐释了中国共产党海洋观的独有特质，还系统展现了中国如何在西方文化霸权下构建包容多元的海洋文化格局。 新时代中华海洋文化主体性建构依托海洋文化话语，表征为一套包含增强政治话语解释力、核心概念整合力、目标效能影响力的多维系统。 这一系统的有效运作以主体始终树牢海洋文化自觉为依托，在不断延续优秀传统海洋文化生命力中彰显中华海洋文化价值阐释的一以贯之。
首先，从话语层面出发，对中华海洋文化的价值阐释突出表现为将与海洋文化政策相 关的政治话语进行多维解读，以增强普通民众对特定文化话语的理解力。文化话语是文化本身的外在表达，中华海洋文化理念内含于海洋文化话语中，伴随特定时代海洋文化政策 而不断出场。 政策的形成源于领导人对海洋文化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见式把握，侧重于宏观上的战略布局，而文化建设的主体在人民群众，因此需将海洋文化政策以一种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形式呈现出来，在“接地气”式的出场样态中 延续优秀传统海洋文化生命力。 如厦门“以高水平生态修复助推高质量发展，生动诠释了 人海和谐的理念转换，拓宽了‘两山’理念转化通道，有力证明了‘碧海银滩也是金山银山’”，将海洋生态治理的复杂概念变为简明易懂的话语表达，使宏观的海洋生态文化政策切实转化为推动地方海洋治理的现实力量，以此促使普通民众达成共识，培养海洋生态文化主体自觉。
其次，中华海洋文化本质上是一个多元杂糅的文化有机体，既蕴含了在长期历史嬗变 中孕育而成的传统海洋物质文化、海洋精神文化、海洋制度文化等，又囊括了在新时代海洋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复杂文化理念。 因此，对中华海洋文化的价值阐释绝不是零星碎片式的话语表达，而是在遵循一定历史逻辑和发展理路基础上的核心概念整合。 在建构中华海洋文化主体性这一过程中，除了要对单个的基础海洋文化概念进行阐释性转化以提升其理解 力外，还需进一步从提升整合力角度着眼于海洋文化核心概念对于基础概念的引领和统 摄。 以“海洋意识”与“海洋素养”两个概念为例，两者均在特定维度上从属于海洋文化，但 “海洋意识与海洋素养作为海洋教育推进过程中的一体两面，前者是表层，后者则指向内核”。 伴随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和海洋文化体系的丰富革新，为持续塑造国人海洋文化主体性，理应将单纯的海洋意识教育上升为更为核心的海洋素养培育，把国民海洋意识整合进更具常识性与基础性的海洋素养体系中，以更深层次的海洋认知和更广维度的社会参与引导海洋文化主体在人海互动中进一步树立海洋文化自觉，在核心概念与基础概念的深刻统一中全方位巩固中华海洋文化的主体性。
最后，中华海洋文化的价值阐释工作担负着舆论回应与历史导向的双重任务，在深入 推进过程中，新时代中华海洋文化主体性建设的实践路向得以更加明确。 新时代中国海洋 事业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同频共振，其所依托的绝不是西式的海上无序扩张，而是走 的和平共赢的海洋发展之路。中华海洋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不仅系统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海洋领域的独特面貌，而且深刻揭示了中国如何在遵守国际海洋秩序的基础上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海洋文化精华，在与资本主义海洋观的交锋博弈中塑造国人海洋文化的主体 性。 一方面，当代中华海洋文化愈加向世界展现出“中国特色”，即它生发于国人对千百年 来中华优秀传统海洋文化精华的深刻挖掘和对中国历代海洋事业发展逻辑的系统把握，从 文化角度揭示中国特色海洋强国之路生成的历史必然，全方位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在海洋文 化领域的显著优越性。 中华海洋文化的“中国特色”能够有效帮助我国海洋文化主体在面对某些西方国家的诋毁或误解时摆脱“文化失语”窘境，在与世界对话中彰显自身海洋文化主体性。 另一方面，“海洋命运共同体”“蓝色伙伴关系”等话语型文化出场具有鲜明的历史导向功能，既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中国在擘画世界海洋发展蓝图时的立场与态度，又有效改变了目前国际社会对于海洋发展前途命运的既有认知，在消解西方海洋文化话语霸权和推动我国海洋文化主体性建设返本开新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综上所述，当前中华海洋文化主体性建构及对海洋文化价值的合理阐释具有充足的内 生动力和外部契机，面对个别主导性海洋强国的文化霸权，中华民族只有既坚持“以我为主”的文化本色，又注重在与世界其他海洋文化的交流对话中自省自察，方能在全球海洋秩 序深入变革演进使中华海洋文化主体性建构更具适应性与创造性，持续为新时代海洋强国 建设谱写文化新篇章。
文章来源：节选自《论中华海洋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建构与价值阐释》，原刊于《南海学刊》2025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出处、作者信息及由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编排
作者：阚昊，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王付欣，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