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将维持其霸权地位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 对于任何可能威胁其霸权地位的潜在挑战者，美国都本能地加以防范、警惕，甚至是遏制、打压。 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对中国崛起做出的反应并不令人惊异。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有寻找“他者”（尤其是“敌人”）以界定自我身份并确定对外政策的战略传统，而对“他者”身份的界定离不开美国与“他者”之间的互动。就此而言，美国对华战略至少受到两大因素的直接影响：一是美国“霸权护持”战略；二是美国对中国战略身份认知，而战略身份认知显然与中美之间的战略与政策互动密切相关。 美国“印太战略”将打压、遏制中国作为主要目标，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身份认知发生了重大转变。 “解铃还须系铃人”，在应对美国“印太战略”过程中，中国必须加大对美外交力度，加强战略沟通，有效管控分歧，积极塑造彼此正面认知，并在此进程中探索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一、加强战略沟通，防止战略误判
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发展阶段、意识形态、地缘环境、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甚至是根本差异，这为双方正确认知与判断对方政策动机与行为造成了困难与障碍。 因此，中美两国加强战略沟通，准确传达与领会对方意图与政策，防止战略误判与误算是极为重要的。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中美可能会走向战略冲突。 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上本无 ‘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一定程度上来说，中美对对方战略意图的认知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美方对中国战略意图存在严重曲解。 例如，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时，美国认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是意图“改变”国际秩序，“中共选择利用自由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并试图重塑对其有 利的国际体系。 北京公开声称它寻求按照中共的利益与意识形态改造国际秩序”，中国正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下，推动其全球治理的愿景”。拜登政府同样认为中国有志于 意图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中国的 国家战略目标是到2049年时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 该战略坚定寻求政治、社会、军事的现代化以扩展中国国家实力，完善国家治理，修 正国际秩序以支持中国的治理体系与国家利益”。然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目的不是将现有秩序推翻，而是推进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将积极参与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全球治理朝着 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将此视为对 世界做出重大贡献的具体实践，而美国则认为这是改变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行为。 因而，中美双方需要保持高层战略沟通，尤其是发挥 元首外交掌舵引航的至关重要作用，同时要在各层级上开展经常性磋商，保持经常性联系，更加清晰地表达双方的战略意图。 拜登政府时期，中美恢复与新建了20多种对话机制，在外 交、安全、经贸、财政、金融、军队、禁毒、执法、农业、气候变化、人文等领域取得了积极成果。 这些对话机制能否在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继续发 挥作用尚未可知，但保持与加强中美战略沟通的重要意义是确定无疑的。
二、建立危机管控长效机制
其一是因台海、南海等所引发的中美直接危机事件。 近年来，中美发生战略误判，以至于引发“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日益增加，危机预防与管控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从可能性上来说，美方强调与中国竞争不应演变为冲突，双方应 保持沟通渠道开放以管控分歧。 2025年２月13 日，美国新任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表示，特朗普政府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 突，美国不认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２月20 日，国务卿鲁比奥（Marco Rubio）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称，美国必须与中国进行沟通，因为缺乏沟 通可能会导致冲突。这表明美国有意愿且重视与中国建立危机管控长效机制。 为此，中国应利用双方在建立危机管控机制上的共识，适时建立富有韧性与效力的危机防控机制。 其二 是对第三方危机事件的危机管控。 所谓第三方事件是指在亚太地区，尤其在东北亚地区所发 生的突发事件。 这些事件不直接涉及中国与美国，或者仅直接牵涉到两国中的一方，但是又与两国利益紧密相连，如涉及朝鲜半岛形势、钓鱼岛争端、南海争端等问题。 第三方事件的危机防控机制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事前预防、 事中控制、事后巩固。所谓事前预防，主要表现 为针对该地区的敏感议题，建立起一套沟通协调机制，尽可能将问题化解于初始阶段。虽然第三方事件具有不可预知性，但是引发这些事件的背后因素是清晰的。 从根本上来说，这些突发事件是其背后因素未得到充分重视与有效处理的产物。 事中控制意为一旦突发事件发生之后，中美两国应该发挥各自的影响力，避免事态升级，将突发事件的不利影响控制在局部范围之内。 事后巩固是指在突发事件基本得到处理之后，还需要对这一事件进行经验总结，并及时稳固相关脆弱性环节，消除可能再次引发同类危机的诱发因素。
三、多层面、多主体互动加强中美关系发展正能量
一方面，扩大并强化与美国多层级交往交流，如增进与美国州与地方政府的互动，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更多助力。 从政治框架来看，美国是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并无直接的隶属关系，它们的利益诉求、价值取向、战略优先也不尽一致，甚至还存在严重的矛盾（如在移民政策方面）。 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采取一系列措施减少 甚至禁止中国企业为美国产业链供应链提供的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 案》第899条规定禁止联邦机构使用华为、中兴、海康威视、大华和海能达等五家中国科技企业的产品，美国商务部阻止公共部门和私人实 体采购和使用中国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 但2015-2021年美国至少有1681个州和地方实 体购买过以上5家中国公司有关的设备和服务。这说明中国维持并加强与美国州与地方 政府的联系存在巨大可能性。 据美中贸易全国 委员会发布的《2024年美国对华出口》报告显 示，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商品出口市场（2023年） 和第六大服务出口市场（2022年）。就2022年 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而言，中国是美国３个 州的最大出口市场、32个州的前三大出口市场， 以及43个州的前五大出口市场。从美国各州和地方决策者视角来看，相比于联邦政府对华强硬的“遏制”立场，美国州与地方官员从所在州、地方的利益出发，正努力“挽救他们花了几十年时间为选民培育的中美经济、教育和文化关系” 。中国应认识到州与地方政府更关切自身利益的诉求，充分发挥州与地方政府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继续深化与美地方友好关系，尤其重视强化与加利福尼亚、密歇根、华盛顿、纽约等传统贸易投资合作州的关系，以中美省州与地方政府之间更紧密的关系来促进中美双边关系重归正常轨道。
另一方面，发挥政党外交、立法部门交流的独特功能，影响与促进美国对华政治氛围的改善。 自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以来，美国两党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和判断日渐消极。 在美国政治极化的当下，两党在对华身份认知与政策应对上形成了总体上的一致，甚至竞相展现强硬立场，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之严峻。 美国国会大量涉华法案的提出反映出立法部门在对华政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些重要法案的通过意味着中美关系的低位震荡状态可能会超越政府周期而变得更加固化，从而对双边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带来更长期的挑战。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开展与加强政党、立法部门交流具有显著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 我们需要认识到，美国政党政治的本质是选举政治，赢得选举是民主、共和两党的核心目标，而 要赢得选举就离不开选民的支持，尤其是国会选举更离不开选区选民的支持，而选民最关心的还是自身利益与需求的满足程度。 因此，中 国应加大对国会议员的工作力度，强调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关系逻辑，特别是强调对国会议员所在选区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晓之以利害，促其在对华态度上持客观正面的立场，同时加强政党外交力度，根据民主、共和两党不同的政策偏好做有针对性的沟通，促进两党在对华认知上回归理性。 例如，民主党突出人权、气候、环境等议题，主张与中国在安全领 域展开合作，中国可在其关心议题上做出善意表示，为双边关系缓和创造氛围与环境。 共和党更忧心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安全威胁”，因此 侧重在军事上对抗中国，中国可在安全议题上加强沟通与解释，以安抚美国的焦虑情绪。 此外，对于那些冥顽不化的“反华派”，中国需要摸清其背后金主、所在州涉华利益等基本信息，适时而精准地作出反制行动。
四、维护与促进两国社会文化交流，努力建构对对方的正面认知
美方对华采取“全政府”竞争政策，但尚没有展开广泛的社会动员。 若美国对华战略实现 “全政府＋全社会”战略竞争模式，中美关系发展将陷入极为不利且难以逆转的境地。 因而，维护与促进中美社会文化交流，加强中美民众间的相互理解十分重要。 当前，中美社会文化交流面临着重大挑战，最突出表现在美国对中美人文交流的政策限制。 自建交以来，美国对于推进中美社会人文交流总体持积极态度，但自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以来，美国出台诸多限制政策，如对中国媒体在美活动、中国驻美记者签证予以限制；执法部门甚至对美国高校施压，迫使一些高校中断与孔子学院的合作；中止与中国内地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所有富 布赖特交流项目；展开所谓“中国行动计划” （China Initiative），制造中美社会交流的“寒蝉 效应”。 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还大力鼓吹如干预美国选举、影响美国舆论等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在社会与民众中污名化、妖魔化中国形象， 如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将新冠病毒称之为“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等，这使得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持续下降。 盖洛普2020年２月份进行 的调查显示，仅有33％的受访者对中国抱有好感，比2018年下滑了个百分点，这也是自1979年开始民调以来与1997年和2000年持平的最低点。 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民调也显示，66％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这比特 朗普执政之初上升了将近20个百分点；有6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力量与影响是“主要的威胁”。
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对华认知好感度仍长期保持低位状态，甚至更加糟糕。2021年3月16日，盖洛普对华认知民调结果显示，认为中国 是“美国最大敌人”的受访者比例在过去一年从 22％增加到了45％。自2020年以来，美国受访者连续四年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敌人”。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结果与此相似，其中对中国持负面观点的受访者比例从2018年的46％ 上升至2021年的67％，89％的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对手或敌人”。2024年５月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42％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美国的 “敌人”，比2022年、2023年分别高出17个百分点与４个百分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威廉·加尔斯顿（William A. Galston）认为， 民调结果说明美国民众对华认知发生重大转变，已将中国当成美国核心利益的“威胁”，将竞 争与冲突视作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并要求采取更强硬的措施，而且这种认知存在跨党派的广泛民意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虽然美国民意对华好感度总体下降，但年轻人对中国的好感度相对较高。 皮尤研究中心从2005年开始，每年调查一次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该调查显示，从2005年到2020年，50岁以上的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比例均高于18－29岁的年轻人。 例如，2020年4月的皮尤民调显示，18－29岁之间的 受访者对华持正面认知的达43％，30－49岁的为26％，50以上的为21％。2022年4月皮尤的民调也反映出这一特点。30岁以下的成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一个伙伴的比例为17％，远高于65岁及以上的受访者（4％）。2023年皮尤民调结果显示这一现象依然存在。不过，近两年美国年轻人对华负面态度的比例有所上升， 从2021年的68％上升到75％。因而，塑造美国对华正面形象的一个着力点在于加强两国社会人文交流，尤其是面向年轻人的沟通，这对于双边关系的持久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性与必要性，同时也日益显现出紧迫性。
文章来源：节选自《中国应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外交方略》，原刊于《太平洋学报》2025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原出处、作者信息及由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编排
作者：陈积敏，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郭芳翠，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