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工作量大、覆盖区域大、建设难度大的工程，尤其拉美是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区域。因此，在认识到与拉美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有很多机遇的同时，也要意识到中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复杂环境和潜在风险。
一、社会经济发展存在隐忧
首先在社会方面，全球疫情导致经济低迷，许多企业经营状况不佳，纷纷破产倒闭，失业人数暴增。同时，高通胀带来物价上涨，民众的生活成本又越来越高，甚至在一些国家中会出现饥饿危机，贫困问题加剧。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发布《2023拉美社会全景》报告指出，2022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贫困率降至29%，比起2019年的水平下降了1·2个百分点；绝对贫困率降至11·2%，与2019年基本持平。虽然拉美地区贫困率指标有所改善，但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依旧较大。另外，拉美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迟迟出不来，无法进一步迈进高收入国家队列。其次在经济方面，拉美地区国家众多且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再加上由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重创，拉美各国的治理体系的缺失和治理能力的低效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据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委会在2022年12月15日发布的关于拉美和加勒比2022—2023年经济形势的最新报告，2022年拉美经济增长3·7%，相较于2021年经济增幅下降了4%。此外，拉美国家还面临着高通胀、债务高企、财政失衡等问题，因此，拉美的整体投资环境不佳，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领域面临较大风险，而中国“一带一路”在拉美投资的多是资金投入量大的重大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项目，因此，中国企业将要面临的是回报收益效率低和资金无法回收等风险。
二、内外政治安全困局明显
从内部层面看，拉美地区范围广泛，共有33个国家和若干未独立的地区，政治环境复杂。其中，一些国家难以在某一问题上达成一致，在各种不利因素之下，拉美生态加速演变。比如，首先，围绕委内瑞拉问题的左右对峙让拉共体陷入困境。2020年初，巴西博索纳罗政府以拉共体成员国围绕委内瑞拉问题分歧严重、不具备形成共识的条件为由，宣布暂停参与拉共体框架内的一切活动，拉美一体化进程遭遇困境，这将会影响中拉共建“一带一路”政策沟通的整体共识。其次，拉美政坛存在“左右摇摆”的特点，左右两翼对峙，在2022年的政治大选中，拉美左翼政府获得了全面胜利，但各国左翼执政地位并不稳固，此轮“粉红色浪潮”将会持续多久，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难题。另外，在2024年，拉美有7国迎来总统选举，政坛变革浪潮再度来袭，左右两翼政府在共建“一带一路”项目上所采取的态度和行动并不一致，进而影响中拉政策沟通。从外部层面看，无论是历史、语言还是文化，拉美都与欧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19世纪摆脱欧洲殖民者的控制以后，拉美又沦为了美国的“后院”。1823年，美国在拉美大肆推行“门罗主义”，宣布任何欧洲列强不得干涉南、北美洲的事务，美国试图将“美洲人的美洲”变为“美国人的美洲”。随着中拉关系的稳定发展、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拉美的独立自主意识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加入中国“一带一路”，欧洲国家和美国兴起了“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做法严重威胁和损害了其在拉美的利益和地位。特别是美国，早在2019年12月，美国官方推出了一项名为“美洲增长”倡议，目的就是与“一带一路”相抗衡，表面是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通信等领域进行投资，实际就是为了削弱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此外，美国政府还通过舆论来恶意诋毁“一带一路”，恶意抹黑相关项目，美国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曾表示，中国的行为是“邪恶的”，特别是其贷款行为是“掠夺性的”。以上外部风险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拉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上的政策往来与政治共识。
三、中拉人文差异阻碍联通
中国和拉美是两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地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之前，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构想，旨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合作，加强亚、欧、非大陆之间的联系。在这一构想中，中国与拉美的合作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方向。然而，中国与拉美之间存在着地理和文化差异性，这对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的“软联通”方面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首先，中国和拉美在语言和宗教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主要使用汉语，而拉美国家则以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为主。这种语言上的障碍可能会影响双方在合作中的“软联通”。其次，宗教信仰的差异也可能会在合作中产生一些文化上的冲突和障碍。再次，中国和拉美在价值观念和社会习俗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差异。中国强调集体主义和家庭观念，而拉美国家则更注重个人主义和社交关系。这种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可能会在合作中产生一些文化上的摩擦和冲突。最后，中国和拉美在商务礼仪、谈判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差异，这也给双方的“一带一路”项目合作与开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文章来源：节选自《动力、风险、策略：中拉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新格局》，原刊于《区域国别学刊》2025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出处、作者信息及由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编排
作者：范和生，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高锐，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