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所谓“南海仲裁案”,中国主张仲裁庭明显不具有管辖权，自始不接受、不参加仲裁。在中国不参加程序的情况下，仲裁庭分别于2015年10月29日和2016年7月12日作出了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的裁决以及关于实体问题的裁决。对于前者，中国声明“该裁决是无效的，没有拘束力”；对于后者，中国亦做出同样声明。问题在于，这一立场的规范证成，应处理国家同意原则与国际法上两组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国际司法仲裁中，国家同意是管辖权的基础。另一方面，判决形成后，既判力进一步保障判决结果的确定性。然而，既判力的事项范围是限定的，这对于区分判决后再次提出管辖异议与基于无效事由提出的判决无效主张，具有重要意义。
判决既判力的事项范围，包括判决主文及对判决形成具有基础性、不可或缺意义的判决理由。这一事项范围与国际法院规约第59条所称特定案件或“本案”密切相关，并进一步说明判决既判力限于“本案”的请求和请求原因(依据)。因此，在既判力射程内，无论管辖权决定是在单独的管辖权裁决中作出，还是在最终实体判决中与实体问题一并作出，管辖权问题作为既判事项，均将阻断判决后管辖异议的再次提出。但是，无效事由，包括裁判机构超越权限这一事由，通常涉及裁判机构审理案件的行为。因此，无效主张尽管针对原审判决，但其法律基础和请求事项均不同于原审案件请求，并不落入原审判决既判力的范围。
在国内法律秩序中，平等主体之间可以通过交涉、和解等自力救济手段解决争端，裁判机构则被赋予凌驾于自力救济手段之上的强制性的权力，构成争端解决的根本保障。在这一秩序中，对裁判机构近乎垄断性的重大权力赋予，当然要求裁判机构在同一秩序确立的规则范围内，尽职地而非恣意地行使该权力。既判力原则是裁判权制度保障的基础，而对裁判权行使的规则要求，则通过判决无效制度，勾勒出既判力原则的限度。
在国际法律秩序中，通过司法仲裁手段解决争端，仍然只是平等主体的国家之间自由选择的争端解决手段之一，裁判机构并未被赋予近乎垄断性的争端解决权力。通过司法或仲裁解决国家间争端，国家同意是裁判机构取得权力的基础。实践中，这一基础可能受到国家的挑战。为确保通过司法或仲裁解决国家间争端这一机制的有效运行，在管辖权问题上，裁判机构同样被赋予了某种垄断性权力：管辖权的决定权不在提出管辖异议的国家，而在裁判机构本身。作为国际裁判制度的基本原则，管辖权自裁原则已普遍体现于各类国际性法院和仲裁庭的设立条约之中。管辖权是实体裁决的前提，管辖权的决定权则是一项重大权力。对于享有这一决定权的裁判机构，必然存在相应的权力行使要求。
例如，《国际法院规约》第53条和《公约》附件七第9条明文规定，在一方当事人缺席程序的情况下，法院或仲裁庭负有查明自身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之义务。然而，若由此认为在双方当事人均出庭的通常情形下，法院或仲裁庭则无须查明自身管辖权，则显然不能成立。在当事双方均参与程序的情形下，法院或仲裁庭可以借助双方的主张与抗辩，对相关问题进行充分审查。此时，裁判机构查明管辖权义务的核心是尽职。
在一方当事人缺席程序的情况下，特别是当缺席方始终坚持认为裁判机构对案件明显不具有管辖权时，管辖权自裁原则无疑会使缺席方与裁判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凸显。在此情形下，上述明文规定法院或仲裁庭负有查明管辖权义务，其目的正在于缓和管辖权的国家同意原则和管辖权自裁原则之间的制度性张力。为此，裁判机构在查明管辖权时需保持“特别审慎”，对司法的适当实施给予“特别关注”,或如“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称，应承担“特殊责任”。
无论查明管辖权义务的具体内容如何，裁判机构在行使管辖权的决定权时若违反该义务，在现行国际法以国家为责任主体的责任制度下，均难以追究其责任。此外，裁判机构违反义务所造成的损害，可能不限于个别国家。例如，“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的行为被认为“伤害《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信誉，《公约》所建立的国际海洋秩序也会遭到破坏”。从这个角度看，既有的责任制度存在局限：其主要目的在于为不法行为的受害国提供救济；对于秩序维护，即使有所涉及，也只是通过向受害国提供救济而间接实现。
在国际法上，既判力原则作为一般法律原则，是管辖权自裁原则下国际司法仲裁机构裁判权的重要保障。裁判机构在行使裁判权，特别是管辖权的决定权时，同样应当尽职而不是恣意地行使权力。国际法上的判决无效制度，可以被理解为既判力原则这一一般法律原则的一个侧面：一方面，既判力原则保障裁判机构权力行使的结果；另一方面，这种保障仍以判决行为满足相应法律要件为限。判决无效论中的无效事由，从仲裁员腐败到未具明理由或超越权限，均与裁判机构行使权力时的行为有关。和国内法律秩序一样，国际法上判决无效并非对既判力原则的简单否定，而是从裁判权行使合法性的角度揭示既判力的内在边界。其理论意义在于，在国家同意、裁判机构自主性与判决终局性之间建立必要的规范联系，使国际裁判权威不仅来源于判决的终局性，也建立在裁判行为符合以无效事由为中心的法律要件的基础之上。
在国际法上，争端解决仍属于国家保留的主权权能，并未像国内法秩序那样被最终交由裁判机构垄断。因此，判决无效在国家间争端解决中具有重要意义。原案当事国围绕判决无效事由的对立所形成的新争端，可以通过其自由选择的手段解决，包括双边谈判、调解，或者提交原审裁判机构之外的司法或仲裁程序。围绕无效事由展开的、针对判决既判力的攻防，是一种客观存在，并始终贯穿于国家间争端解决这一政治—法律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构筑无效主张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难以由其他主张代替。
既判力和判决无效，既相联系又相对立。在不同秩序下，可以借助无效事由调整两者之间的平衡。无效事由被极端限定且适用标准过于严格，可能使既判力的效力几乎难以突破；反之，则可能使既判力原则名存实亡。无论如何，以损毁判决既判力为目的而主张判决无效，必须具备合法理由，即无效事由，主张者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在国际法上，判决无效事由具有较高的成立门槛，这有利于维持判决既判力的推定，并维护通过司法或仲裁解决国际争端的安定性和可预期性。事实上，国际法院在有关案件中，尚未支持过判决无效请求。因此，国际法上判决无效论的功能，与其说是削弱既判力原则，不如说是在无效事由框架下协调既判力与裁判权行使的合法性。
“南海仲裁案”裁决无效论的构建和展开，关键在于，在既判力射程内，以明确的无效事由及其具体论证为基础，阐释裁决效力何以仍可成为国际法评价对象。“南海仲裁案”管辖权与可受理性裁决中的说理，表现出“未具明理由”的主要特征；实体问题裁决中，仲裁庭在其自身认定为管辖权基础的南沙岛礁地位问题上，系统性、大规模地背离解释规则。这为“南海仲裁案”裁决无效论提供了具体支撑。
可以预见，未来中菲就南海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时，菲方仍会以裁决具有既判力为由，力图影响争端解决的方向。在双边争端解决上，裁决无效论可以用来回应所谓以裁决为基础解决中菲南海问题这一主张；在多边场合和国际法话语叙事上，也可以用来解构所谓“裁决已成为国际法一部分”的论调。其现实意义不在于以单方的管辖异议当然地消除裁决的法律效果，而在于通过围绕裁决效力展开的法律论证，为双边谈判和多边话语交涉提供一套具有规范依据的分析框架。将无效主张建立在明确的无效事由和具体论证之上，可以在维护国际裁判制度安定性的同时，为中菲南海争端的政治—法律解决保留必要空间。
来源：节选自《“南海仲裁案”裁决无效论：既判力射程下的构建和展开》，原刊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6年第4期
作者：张新军，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