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下，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一方面逐渐失去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另一方面也正在丧失领导全球治理的“能力”，全球化进程因而遭遇了相当大的阻碍，世界各国在应对全球问题上的合作进程也正在放缓，全球治理亟需注入一股新的动力。而习近平主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审时度势，开创性地提出了其全球治理理念。习近平的全球治理理念至少从四个层面与旧有的、逐渐失效的西方全球治理体系形成鲜明对比，它始终以联合国为基本框架、始终以共同发展为基本路径、始终以平等包容为基本态度、始终以不干涉内政为基本底线。这一思想的生成，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实现全球善治，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全球治理；全球化；国际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的车轮一直在高速行进。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深入，世界亟需有效的全球治理。但2008年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重创了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严重阻碍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达国家中，贸易保护主义全面抬头，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恶化了全球贸易的增长。种种事态都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全球化的动力。
全球经济不景气作为一个宏观背景，催生和激化了一系列新、老矛盾：2016年，特朗普利用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成功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上任伊始便抛弃了自由贸易的大旗，肆意挥舞关税大棒，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受到波及，更直接挑起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作为世人眼中全球化先锋的欧盟，其成员各国在经济改革、政治统合、难民危机等政策上存在严重分歧，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的成功，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表明欧盟的一体化进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观世界各国政坛，代表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的政治右翼势力普遍有做大做强的趋势。除特朗普外，巴西新任总统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奥地利总理库尔茨(Sebastian Kurz)等，这些右翼政治人物皆是在此次反全球化浪潮中当选。近几年来，传统安全领域的事态发展也多有不顺：美朝第二次领导人越南会晤不欢而散，给朝核问题的前景投下阴影；伊朗核协议已经走到了破裂的边缘；中东乱局并没有随着“伊斯兰国”组织的式微而走向和缓；新西兰的清真寺恐怖袭击表明，各种极端势力的触角已经遍布全球。此外，全球军控、气候变化、地区经济合作等议题随着欧美发达国家的带头“退群”，在可预见的将来无不是阻碍重重。
总之，结合当前的世界形势，以及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以下三点是较为明晰的：第一，全球治理亟需中国的积极参与，美国作为曾经的全球化“列车驾驶员”，现在不仅放弃“驾驶”，甚至要为一己之私“大开倒车”，全球化列车亟需注入新的动力，此所谓“外需”。第二，由于中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与日渐广泛的国家利益，中国在维护全球化发展上不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有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来维护国家利益的客观诉求，此所谓“内需”。第三，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参与全球治理这一重大外交议题上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进取态度，此所谓“决心”。
本文将从对全球治理理论的溯源开始，以中国的内外现实情况为基础，来解读习近平的全球治理理念。
一、全球治理理论溯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二字成为西方学术界的流行词汇。
全球治理这一概念诞生后，各国学者、国际组织纷纷从各自的角度，运用不同的路径来认识和设计全球治理。德国前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瑞典前首相卡尔森（Ingvar Carlsson）等28位国际知名人士，1992年在联合国框架内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并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发表了题为《天涯若比邻》（Our Global Neighborhood）的报告。在学界，美国学者芬克尔斯坦（Lawrence S. Finkelstein）较早地尝试对全球治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他认为，全球治理是在无最高权威条件下对跨越国家边界关系的治理，某种程度上全球治理表现为各国政府内部行为的国际化。学者惠特曼（Jim Whitman）后来又归纳了六种对全球治理的典型定义：作为国际组织行为、作为国家与非国家活动的结合、作为自由主义霸权所隐秘的一面、作为公共政策网络与合作伙伴关系、作为对具体领域的管理，以及作为一种概括性的现象。
近年来，随着全球治理这一概念和相关理论的发展，东西方学者们逐渐将讨论的重点着眼于如何更有效地推动全球治理，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成果。比如英国学者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主张打造所谓的“全球契约”。他认为，“我们当前面临着成立世界政府或者解体的二选一局面”，国际社会将不得不打造“全球契约”，否则，全球化的政治经济体系就会开始解体。美国学者格罗斯曼（Brad Glosserman）等人认为，“由于缺乏全面而统一的全球治理方案，世界将出现新的领导方式”，即所谓“自愿联盟”。“它们不如传统的联盟或国际机构那样持久，往往是临时拼凑，且就事论事，是集中力量处理具体问题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不断变换的联盟。与从前的全球治理体系相比，领导权的行使会较为零散，取决于具体情况，也更加不稳定，但却更可能取得具体成效。”
中国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也开始密切关注全球治理这一主题，近年来也形成了一批极富意义的研究成果。比如，蔡拓认为，当前学界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研究可谓泾渭分明，国际问题研究大多从中国外交政策与战略上研究全球治理，而政治学理论研究则聚焦于国家治理，体现出国际研究与国内研究界限森严、相互割裂的理论思维。显然，不打破这种割裂就无法形成整体性治理的大战略。因而，他提出要将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相统筹，作为当代中国两大战略考量，一方面借助全球治理深化国家治理，另一方面依托国家治理推进全球治理。再如，卢静认为在当下这个国际格局大变动的时代，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的陈旧性、国际机制的复杂性、全球治理议程的急剧膨胀、各主要大国的利益分歧与理念竞争，种种因素使得全球治理体系面临五大问题：治理机构代表性不足、治理责任错位、治理政策失灵、治理“盲点”凸显、治理规范缺失。她认为，通过确立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推动国际规范的包容性发展、增加国际制度间的积极互动、重视顶层制度设计以及建设更有效的基层制度等措施，国际社会可以改革全球治理体制，以增强制度的实效性。
总之，自全球治理这一概念诞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从未停止过对全球治理理论的探讨。然而，西方的全球治理理论从实践层面来看，是不太成功的。因为当今世界出现的种种反全球化迹象已经表明，它无法应对和解决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尤其是在今天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相对实力衰落、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现实政治经济大背景下，世界需要中国更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中国也需要更积极地向世界提供“中国智慧”。
二、全球治理需要中国，中国发展需要世界
当今世界形势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的根源来自于以美欧为核心的西方主导世界能力的下降。1991年以前，世界主要分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个阵营，“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其所领导的华约集团解散，世界进入了欧美主导全球的局面。于是，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心部分即美欧的力量。但当下的实际情况则是，美国与欧洲自身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领导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愿皆有所下降。于是，整个体系的不确定性日趋明显。而中国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上是非常确定的因素，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稳定力量。同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愈发需要一个稳定繁荣的外部环境，因为多年的全球化进程已经将世界各国深入地联系在了一起。再者，自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外交方面更加积极主动，对承担全球治理责任，有了更强的心理自觉。
第一，当今国际格局中，东西方力量对比的根本转变，以及西方主导全球治理能力的缺失，从外部要求中国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全球治理。“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局面，即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凸显，以及中、俄、欧、日诸强并存的格局。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崛起，令国际格局有了新的、质的变化。一定程度上说，自“冷战”结束以来，金融危机前的国际格局变化虽然意义也非常重要，但并不具备根本性，因为近代以来“西方横霸天下500年”的局面并未受到挑战，恰恰相反，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还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强化与确认。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美国的唯一霸主地位受到挑战，国际格局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转型，东西方实力对比产生了根本转变。经济实力的消长是做出此判断的依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中心分散化发展，形成了欧洲、北美和东亚三大全球经济最重要的支柱区域。作为东西方经济实力对比的转折点，传统欧美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1970年的74.8%下降到2013年的52.7％，东亚、拉美等地区的经济占比分别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以东亚地区的崛起最为引人注目。2014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4.3万亿美元，贸易顺差 3 824.6 亿美元，占发展中经济体总货物贸易总额的74.7%。2014年，发达经济体货物贸易逆差总额为7 063.2亿美元，而美国货物贸易逆差高达7 920.1亿美元。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出现的货物贸易持续顺差，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全球制造业中心开始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散的现实。2013年，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总比重则从64%降至49.8%，非西方国家则从35.9%上升至49.9%，可见非西方国家历史性地在经济总量上超越了西方。
在上述进程中，中国通过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综合国力快速提升。经济上，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全球占比从2008年的7.2%上升到了2018年的15.86%，翻了一倍多,美国的占比则为23.89%，中国居第二，是第三名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倍左右。若以更为激进的计算方法，即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的话，截至2017年，中国的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高达23.3万亿美元，超越了美国的19.3万亿美元。按照权利持平论者根据历史得出的经验法则，作为挑战者的新兴大国经济实力达到守成国80%的时候，双方就将处于大致的权利持平状态。军事上，中国自1999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后大力提升军事建设的投入力度，连续20年的投入使得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和作战能力有了极大提升，伴随航母、第四代战斗机、055型驱逐舰等一批高精尖装备形成战斗力后，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将有更大提高。随着近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一超多强”这一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实力结构开始逐渐变化，中国从“多强”中脱颖而出，开始向另一个超级大国迈进。尽管如此，从全球格局来看，“两超多强”格局还刚刚处于萌芽阶段，中国远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能力，也未曾拥有过抗衡美国的想法，即便经济上与美国实力正在接近，但中国能否持续发展并最终超越美国，仍存在一定的未知数。
中美实力消长所反映的也是现存全球治理机制遇到的一大挑战，即美国的相对实力衰落，以及治理能力、意愿的衰退。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虽仍位居世界首位，但受到债务失控、产业空心化、失业率常年居高等问题的困扰，已无力带动全球经济增长，也失去了维护自由贸易体系和全球宏观稳定的兴趣。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保护主义色彩日益浓厚，其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通过打压其他国家来维持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在安全和外交领域，美国采取了一系列不负责任和失败的政策，也对国际秩序及其自身的领导地位造成损害。世界对美国所领导的“越反越恐”的反恐战争失去信心。美国在“巴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的姿态让自己成为整个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敌人。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对外政策更是体现了美国现如今的“狭隘心态”。美国领导全球化能力、意愿相对下降，同时现有其他西方大国或大国集团无力弥补美国的领导地位，现有国际组织无一能为全球化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全球化领头人“青黄不接”很可能是导致目前全球治理领域诸多问题的首要因素。
在此情况下，事实上国际社会已经逐渐出现了“期待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积极作用的声音”: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Klaus Schwab）于2017年在达沃斯会见习近平主席时表示，“世界正进入多极化转型时期，达沃斯论坛更加期待中国声音，期待倾听习主席诠释中国如何在国际事务中施展有责任的领导力”。2017年中国两会召开前，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Amina Mohammed）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发展不仅造福了中国人民，而且惠及全世界……习近平主席所谈的对整个人类来说都非常重要，他谈到了可能性、机会。他借助他的领导力，使得这一切变得可能。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无疑需要中国这样的领导作用”。
当前，全球治理机制有陷入倒退、甚至崩解的风险，因而从外部层面来讲，当今世界需要中国挺身而出，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该拾起全球化的大旗，回应世界期待，扛起“中国担当”。
第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对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意义重大。客观地讲，中国等新兴国家是现行国际治理机制与国际和平环境的受益者。维护和改善当前国际体系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回望过去的四十年，可以认为，中国是现行国际规制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的受益者，而中国的态度也一向是支持现行国际规制体系继续发挥作用，并且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中国若想要持久地实现经济发展，首先就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来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国际主流环境。据统计，1978年到2017年，经过改革开放40年，按人民币计价，中国进出口总额从355亿元提高到27.8万亿元。从2013年起，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并连续三年保持这一地位。2014年起，国内居民出境人数超过一亿，2018年国内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流量）达1 430.4亿美元。中国目前的投资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维护这样大规模的海外利益、海外华人华侨的人身财产安全，十分需要构建一个和平的国际大环境。
在政治领域，中国始终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法准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赞赏。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也赞成加强安理会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在国际贸易制度领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实现了与世界各经济体的互动，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与完善，成为了一个被各方所认可的“成熟的”、“负责任的”伙伴。在国际金融货币领域，中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重要成员，在其中的作用也不断扩大。1997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通过IMF框架向泰国政府贷款40亿美元；2015年11月30日，IMF执董会决定同意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简称SDR）篮子货币，历经二十多年的努力，人民币最终成为被纳入一篮子货币体系的新兴国家货币，这对于提升新兴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可见，若因全球治理的失效而损害了国际规制的运作，以及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不仅会降低中国获取、利用国际公共产品的水平，同时也会极大地浪费中国为现行国际规制投入的资源。
另外，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也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这是中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尽管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价值在当今世界仍然具有很大的市场，但西方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强势推行其“普世价值”，也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且随着欧美国家内部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种族主义等右翼思潮的泛起，以及美国继续推行愈发自私的、排他的对外政策，有理由相信，包容与互惠将战胜狭隘与偏见。
第三，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正确认识、总结国内外形势后，决心以更加积极进取的姿态，为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冷战”结束后，邓小平根据世界经济与政治发生的重大变化，敏锐地把握到时代的主题已开始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及时提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对“冷战”结束后的20年中国对外政策指导思想的一个高度总结。由于彼时，中国经济实力尚弱，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外局势还扑朔迷离，因而当时的中国更多的是在全球化当中做一个跟随者，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全心全意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这种情况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有了较大的改变，而直至党的十八大召开，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在结合国内外局势后，决心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
三、习近平的全球治理理念
习近平主席的全球治理理念内涵丰富、外延广阔，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2015年9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系统阐述中国的全球治理观，标志着中国将以更加积极、自信的态度参与全球治理。以此为起点，中国领导层开始系统地学习全球治理理论。在习近平总书记组织的第27次、第35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专门邀请国际关系学者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两个题目进行了针对性学习和讨论。2016年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针对世界经济、金融、贫困治理等议题，提出中国的解决方案，阐释了中国的全球治理哲学。
欧洲自300年前，以对殖民地的疯狂掠夺，开始了其所谓的“全球治理”；美国则从1945年反法西斯胜利以来，以西方阵营领袖的身份主导全球治理。虽然近代以来，欧美国家主导全球事务的时间较长，但其过程中充满血腥与不平等。相较而言，虽然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时间较短，但习近平主席在外交实践中，提出了与欧美迥然不同的全球治理哲学。从人类历史上看，大国崛起一定会提出引领世界未来的合作倡议和价值理念。“一带一路”就承载着这一使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彻底告别了近代以来中西体用、赶超西方的思维逻辑，成为世界领导型国家，不再纠缠于哪个外国月亮比中国圆——其实我们共一个月亮，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理念，既有对历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全球化进程的历史反思，又有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现状的具体考量。它的内容可以概括为：维护现有国际机制，不颠覆现有国际秩序；追求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同安全；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结伴不结盟；追求国际公平正义，不干涉他国内政。
第一，始终以联合国为基本框架。中国一向重视联合国协调机制在全球议题上的领导作用。目前拥有193个会员国的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它是战后世界秩序的基石，在各类全球议题上发挥着持续广泛的影响力。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又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并于2018年超越日本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联合国处理国际事务时的合法性，与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客观上要求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时以联合国为轴心。无论是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抑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现有的会员国之间以联合国为平台，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协议，携手解决问题。这一国际协调合作机制，有助于管控和化解国际冲突，协调和解决全球性问题。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在1990—2016年之间，参与了联合国24项维和行动，派出维和人员3万余人次。派遣维和人员维护地区和平，并不是会员国的义务，但是中国派出的维和部队是五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最多的；其中，中国派出的维和部队以医疗人员、工兵为主。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当气候变化日益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时，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大会，实践《巴黎气候协定》关于大幅减少单位GDP能耗的承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十分重视联合国这一平台，拥护和执行联合国决议。而美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退出协定。截至2018年12月为止，美国已经正式退出或宣布退出了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气候协定》在内的十几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组织或决议。除此之外，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拖欠联合国会费的国家。2019年6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透露出联合国面临财务困难的信息。他指出，美国作为联合国第一大会费国，长期拖欠会费，累积拖欠约10.55亿美元，其中今年拖欠费用6.74亿美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每年在军费上的支出超过 7 000 亿美元；拥有11艘核动力航母；在海外驻扎超过30万美军。
事实上，美国从来是以自身利益为核心，来参与全球治理的。尤其是近年来，联合国框架内通过协商与对话解决国际议题的多边主义国际机制，遭到了美国的严重破坏。2017年12月，美国不顾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强烈反对，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驻以大使馆由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此前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也在翌年5月由特朗普在白宫宣布退出。美国无视联合国既定决议的单边主义行径，及对多边主义及相关国际机制的破坏，使国际社会的许多努力遭到严重削弱。此前的2003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合部队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借口伊拉克境内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且包庇恐怖分子，单方面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战争发生十年内，美国投入军费超过2万亿美元，致使数十万平民成为难民。事后，美国非但没有找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令中东的局势日益混乱。由此可见，美国主导下的全球治理，是以美国及其领导下的联盟体系为轴心的。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全球性议题上，美国经常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出尔反尔，肆意践踏或牺牲他国权益。
第二，始终以共同发展为根本路径。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多次强调：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发展理念，并不是以邻为壑、一遇到问题就想要向外转嫁矛盾的狭隘发展观，而是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共同发展。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已经使各经济体休戚与共。首先，共同发展与平等互利是相互依托、相辅相成的。没有平等互利，就不是共同发展。与西方国家为了自身利益，不惜牺牲落后国家利益的发展模式不同。习近平主席摒弃赢者通吃的旧思维，鼓励共同参与、各尽所能，从而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世界经济体系。当下，造成一系列反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原因，即许多国家、民众未能充分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繁荣，而共同发展便是解决这一全球化痼疾的良方。其次，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2018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量的30%，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中国至今已经持续了四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中国一方面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另一方面也需要广大的海外市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和重视发展优先是中国对自身成功经验的总结。除此之外，强调发展优先有助于跳出意识形态问题的陷阱，有助于为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寻找最大公约数。全球治理议题与各国国内的发展休戚相关，特别是对于尚处在工业化早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有通过发展才能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该倡议是中国近代以来主动提供给国际社会的崭新的治理方案。中国作为倡导者，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欢迎其他国家的共同参与。截至2019年8月底，中国已与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95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合作文件，这其中大部分的合作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截至2018年3月，丝路基金约70%的承诺投资额投向了“一带一路”建设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仅此一项，投资项目涉及的总投资额超过800亿美元，而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帮助别国搞建设的参与投资。据预测未来10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GDP实际年均增速将达到4.7%，远高于全球2.8%的年均增速；GDP 总量将由2018年的23万亿美元增加至近40万亿美元，GDP占世界比重将由31.1%升至38.2%。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习近平主席也十分注重保护生态环境。例如，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更加具体的事例中，肯尼亚的蒙内铁路与中巴经济走廊中的瓜达尔港建设过程中，中国工程师在设计和建造上充分考虑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赢得了好评。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并不是相互对立的。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以发展为优先的全球治理理念，并不牺牲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自然利益。通过长足的经济发展，各国国内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也必将得到极大缓解。
相比之下，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则以自身的利益、安全为主要目标。一旦国际共同利益与其国家利益相悖，牺牲其他人是美国的一贯做法。2018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借口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宣布美国联合英国和法国对叙利亚军事设施实施精准打击。这种无视联合国决议，公然践踏国际法的做法，是造成中东局势持续动荡、难民潮不断外涌的根本原因。习近平主席在谈到安全时曾提到：“安全应该是普遍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的责任。我们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理念，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向非洲国家提供包括无偿援助与无息贷款在内的60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非洲的发展。习主席在讲话中重申了“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义利观，强调不会在对非洲的援助与投资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与此相对照，美国在非洲的外交策略与全球治理理念并不报以长远和发展的眼光，而是为维护自身的绝对安全，甚至对非洲国家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例如，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出于担心非洲的“失败国家”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打着反恐战争的旗号，重点围绕军事领域加强对非洲的援助，旨在加深美国在非洲的军事影响力。据报道，美军每年在非洲各地进行3 500次训练和军事干预行动，平均每天10次。中国与非洲的交往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与优惠的贸易条款，帮助非洲国家实现经济的发展。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在传统安全框架之内，干涉非洲的发展。事实上，美国所倡导的安全是排他性的，常常意味着牺牲他国利益与发展。由此可见，美国的种种做法并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为维护其霸权地位，转嫁自身国内的危机与矛盾。
第三，始终以平等包容为基本态度。习近平主席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谈到：“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截至2019年9月27日，中国与全世界179个国家建交，结成了110对不同层次的伙伴关系，在伙伴关系中，国家可以大小不同、利益不同、责任不同，但所有社会成员的法律身份相同，故而伙伴关系是互利互惠，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平等交往关系。由十个国家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领土面积超过449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超过6亿，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然而，东盟国家内部发展水平极不均衡、地理环境十分多样、社会制度也千差万别。尽管如此，中国与东盟于2003年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自2009年起，中国连续九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七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8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额达5 878.7亿美元，是1991年双方建立对话关系之初的60倍还要多。伙伴关系运行的目的，不在于制造和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而是促进、扩大、维护伙伴国家间的共同利益。
而美国主导下的全球治理体系则将世界各国划分为八个层级。美国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充当世界的领导者；美国之下的英语国家，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国家处于第二层级，由于同文同种的天然纽带，这些国家更容易获得美国的信任；美国的其他盟友则处于第三层级，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约有五十几个盟国，这些国家构成美国霸权的支柱，美国则为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护；第四个层级是伙伴，绝大多数国家都处于这一层级；第五个层级是战略竞争者中国；第六个层级是现实的战略对手俄罗斯。俄罗斯热切希望成为美国的伙伴，然而美国国内反俄情绪根深蒂固，认定俄罗斯为大国竞争的主要对手；第七个层级是敌人，诸如伊朗、朝鲜、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索马里海盗、“伊斯兰国”组织（ISIS）都包括在内；第八个层级为被特朗普称为 “粪坑国家（shithole countries）”的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在美国划分的八个层级世界之下，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成为了首要目标；英语国家及其他美国的盟友则是恩主与食客的关系，处于美国保护伞下的这些国家依靠向美国交纳各种形式的“保护费”,从而把安全托付或半托付给美国；次一层级的所谓美国的“伙伴”则完全不是平等、民主的关系，这些国家是随时可以拉拢或被抛弃的对象；处于更下层级的战略竞争者、对手与敌人的这些国家则是美国及其联盟体系制造敌人、团结内部的备选国方阵；处于最底层的“粪坑国家”命运最为悲惨，美国人对这些国家的前途、命运不屑一顾、置若罔闻。相反，中国的伙伴关系网络则从建立之初便体现出了平等思想，因为伙伴关系的基础是共识，即“求同存异”，中国不强迫他国接受中国的庇护和号令，而是尝试与这些国家寻找“公约数”进而通过合作逐渐扩大共识、共同利益。这一点可以体现在双方伙伴关系的升级，比如从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上升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因而，美国所宣称的“自由”、“民主”、“平等”便不攻自破了。
第四，始终以不干涉内政为最终底线。习近平主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用了历久弥新、历久弥深、历久弥坚这几个词，并多次阐明中国一直是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实践者。新中国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对外交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即互不干涉内政原则。过去七十年间风云变幻，然而中国从未改变其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二战后，由于民族意识、主权意识的普遍觉醒，许多国家对干涉内政十分敏感，只有严格遵守不干涉内政原则，才能在全球治理中凝聚最大的共识、形成治理的合力。2016年1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开业，短短三年多的时间，亚投行的成员数由成立之初的57个增加到了目前的93个，累计批准贷款75亿美元。截至2018年初，亚投行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为重点，覆盖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非洲等6个地区13个国家，撬动其他投资近400亿美元进入相关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亚投行的贷款政策充分借鉴了世界银行、亚洲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现有多边机构的经验和教训，但亚投行没有像其他多边机构那样附加政治条件。西方国家常常声称：附带政治条件是为了保障援助达到预期效果与目标。世界银行也在研究报告中赤裸裸地指明：只有实现良治的国家，发展援助才能刺激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中国支持良政的态度是鲜明的，然而选择怎样的方式去协助他国建设良政、实现发展，是强权高压还是交流互鉴？中国选择了后者。
美国处理全球问题时经常充当“大哥”的角色，对别国的事务指手画脚。例如2019年，自反对派瓜伊多（Juan Guaido）自行宣誓就任总统以来，委内瑞拉政局不断恶化。特朗普认定马杜罗（Nicolás Maduro Moros）执政下的委内瑞拉是威胁美国与西半球安全的国家，并声称不排除军事介入的选项。目前为止，美国虽未像出兵越南那样直接干预委内瑞拉局势，但是包括针对该国石油、黄金的经济制裁组合拳之外，美国不忘裹挟欧盟一起声援瓜伊多。然而，在美国的干预之下委内瑞拉的局势非但没有得到好转，除持续上涨的通货膨胀率之外,2019年开始又遭遇大规模停电危机，国家愈发动荡。
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是开放的，更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在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之下，欧美等西方国家处于主导者的优势地位。然而，西式的全球治理在思想上非但无法摆脱乌托邦的窠臼，而且在残酷的现实政治实践中其内在问题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发展阶段不同、价值准则不同、判断标准不同、行为模式不同，因而世界上不存在世界各国、各民族都一致认同的“普世价值”。西方国家将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等一系列对外宣传包装成所谓的“普世价值”，以非西方国家是否认同美式价值作为判断敌我的标准，试图通过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向全世界输出西方价值。在此背景之下，全球治理成为了西方输出自身价值、执行单边主义的工具。例如，打着人权的旗号，西方国家武力干涉中东与北非，强行在这些地区推行所谓的民主化进程，造成了中东至今不可收拾的混沌局面。西方国家的全球治理体系以意识形态为度量衡，缺乏对非西方国家的人文关怀；以武力干涉为惯用手段，经常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其政治实践的载体。因此，西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不是帮助其他国家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而是用一元化的价值判断去同化多元化的世界，进而保持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控制，进一步牢固西方国家的世界霸主地位。
习近平主席的全球治理理念为陷入困境的全球化进程提供了中国方案。其中，海纳百川的精神、求同存异的原则、多边主义的立场，无疑与虚伪的西方全球治理理论形成鲜明对照，另辟出解决全球问题的蹊径。
四、结语
当今世界无疑正在经历大调整：第一，中国的全面复兴进程，代表着几百年来世界权力转移的对象首次出现根本性变化；第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相对实力下降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系列单边主义行径，国际格局趋于紧张动荡，旧有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走向崩解的危险；第三，全球化无疑将持续下去，但由谁主导？是否公平？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全球化进程的未来存在诸多疑虑。显然，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中，需要中国发出确定、坚实的声音。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主席以高远的全球视野、深厚的思想渊源、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深刻的理论内涵，系统阐释了“中国方案”的基本框架、根本路径、基本态度和最终底线。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实现全球善治，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文章来源于：太平洋学报
作者：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石雨松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专业2018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