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各国海洋发展史来看, 存在着四种不同的海权发展模式, 相关国家在海洋发展道路上遵循各自的海权理论思路, 走上了不同的海权发展道路。
第一种模式, 世界性海洋霸权大国, 包括英国、美国。其政策趋向是主张航海自由、自由贸易、利益共享, 以全球性海洋霸权为目标。
第二种模式, 挑战世界海权的海洋强国, 包括日本、俄罗斯。其政策趋向是主张推进海军建设, 快速扩张海权, 但自身能力限制、过度战略透支, 最终未能实现其海洋扩张的目标, 导致失败或受阻。
第三种模式, 崛起中的新兴海洋大国, 如印度。印度作为崛起中的新型海洋国家, 致力于海洋大国发展, 力图实现在印度洋的主导地位, 其政策趋向是主张扩充海上力量, 实施排斥性海洋政策。但由于各大国不允许印度独控印度洋, 且印度目前的能力与其海洋战略存在差距, 难以实现其地区性海洋霸权的目标。
第四种模式, 发展中的海洋国家, 包括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国家。其政策趋向是以东盟为聚合体寻求集体主义安全利益, 主张实行大国平衡战略, 在中美竞争之间最大程度地寻求经济、安全利益, 尽可能确保并扩大自身的海洋权益。
参照以上四种模式的海权理论思路, 作为崛起中的新兴海洋大国, 中国亟需构筑符合国情的海上安全与海洋发展的大战略以及相应的海权理论。
这是因为, 上述英美等海权大国崛起乃至称雄全球的过程中, 不仅具备强大的海军 (硬件) 这一基本要素, 还拥有丰富而成熟的海洋战略以及海权理论 (软件) 支撑, 二者共同组成了英美海权大国的基础。例如, 马汉的海权学说, 为美国拓展海权和成为海权大国做出了重大贡献;英国海洋战略学家科贝特则是归纳和演绎出了一种“具有海洋国家特色”的军事战略理论, 涉及国家大战略、有限战争和海陆联合作战等重大军事战略理论问题, 对西方海军战略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目前, 我国海军能力建设等硬件建设的成就日益瞩目, 但缺少成熟的海权理论。因此, 我国应当加强构筑海洋安全与发展战略的相应海权理论。
一、中国学者关于海权建设的观点和思路
2000年前后, 因周边海洋安全形势的急剧变化, 中国掀起了研究海权理论的高潮, 很多中国专家学者参与其中, 出现井喷式的研究成果, 很多成果探讨中国海洋战略并提出各种对策建议。不少专家认为, 海洋安全已经成为各国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 海洋战略不仅决定了一国国运的兴衰, 而且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至关重要。
到目前为止, 关于中国海权建设, 大致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
1.中国应完全成为海权强国
譬如, 倪乐雄认为, 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的结果表明“海权对陆权拥有绝对的优势”, “中国正由传统内陆农耕国家演变成现代海洋国家”, “我们不得不从陆权走向海权”。石家铸认为, 中国应“由传统的依赖陆地资源、陆上力量的‘大陆型’国家转变为主要依托海洋资源和海上力量的‘海洋型’国家, 从而使中国进入通向世界强国的最佳战略轨道”。
2.中国应以陆权为主, 海权只做补充
有关海上安全相关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分析, 以唐士平、叶自成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 提醒中国应该避免陷入“海权困境”。他们认为, 中国发展海权、增强海上通道的安全保障力量, 受到地缘政治的限制、总体国家力量的制约, 并且可能因此与霸权国家和周边国家发生冲突, 反而导致海洋甚至整个国家的不安全。
唐世平认为, “中国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强国”, “片面追求远洋海军只会给我们带来包袱乃至灾难, 因为美国很有可能会认为我们要挑战它的海上霸主地位, 大多数亚洲国家都将会选择和遥远的美国来结盟以平衡近邻的中国”, 海权论“并不一定适合于中国这样的一个以陆权为主的国家”。而叶自成、慕新海则认为, “中国不太可能成为海权大国, 甚至不可能成为海陆兼顾的大国, 而只能定位为建设具有强大海权的陆权大国”, “中国不一定能成为一个西方式的海权国家, 但却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的海洋经济的国家, 一个非军事海上力量在海权中占有重要比重的国家, 一个海洋大国”, 中国海权须从属于陆权。
3.中国应成为陆海统筹的复合型海权
譬如, 刘中民认为, “中国海权力量的有限发展在主观上不会也不可能以美国海权作为挑战的对象, 中国的海权发展战略也不可能是放弃陆缘安全及其战略安排而选择全球性海权战略, 而仅仅是在谋求满足主权需求和一定海洋空间的有限的海权战略”, “中国应走综合性海权、陆海统筹的复合型海权、有限性区域性海权、和平式海权的发展道路, 妥善处理与美国海洋霸权的关系”。吴征宇则认为:“作为一个位于边缘地带的陆海复合型强国, 中国在未来要实现持久的外向型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是必须在陆海两方面保持恰当的平衡。”在具体的中国海权与海洋战略选择路径上, 大多数中国学者都认为, 要避免重走西方传统海权的老路, 应坚持中国特色的新海权与海洋战略。譬如, 石家铸认为中国海权有非强权性、非霸权性和非扩张性的特点, 它“遏止周边海洋冲突”、“促进国际海洋和平”。张文木则认为, 中国海权有自己的“个性”, 中国“需要发展出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保护其海外利益的海军力量, 并随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大而扩展”, 但应是有限海权, “基本不出主权和国际海洋法确定的中国海洋权利范围, 海军发展不出自卫范围”。根据上述观点, 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已经建设性地提出了以下海权理论思路。
(1) 海权建设目标为“有限海权”
很多学者在比较研究基础上, 提出中国实现海权目标应当吸取的教训。例如, 朱锋认为, 简单迷信21世纪的中国就是要拷贝美国和英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海军霸主地位的认识, 已经不符合今天时代和世界发展的需要。张文木认为, 中国未来50年的海权只能是有限海权, 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海洋战略应坚持“地区性守成”原则。
(2) 海权建设的具体切入点
从研究海权出发, 分析中国海洋政策的目标与框架, 鞠海龙提出可将南海作为启动中国海洋政策的战略切入点;刘新华分析了中国发展海权的内外环境, 认为应该坚持稳中求进的战略, 具体可将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发展海权的战略基石与契机;胡波分析了中国海权发展的条件、环境与战略目标, 并结合海洋经济、海上力量建设对构建中国海权发展战略提出了政策建议。
(3) 海权建设的能力配置
张文木结合国家对外战略的新进展, 对新形势下的中国海洋政策进行分析;杨震、周云亨则结合具体案例, 认为大型舰船的服役将反作用于中国的海权观念, 大大增强中国海权的物质基础。
二、建构中国特色海权理论探索和对策建议
中国作为“崛起型海洋大国模式”和“后发的陆海复合型”模式, 今后在建构中国特色海权理论方面, 需要关注以下要点:
1.坚持“地区性守成”目标, 发展立足于地区的“有限海权”
上述主要的海洋大国英、美、日、俄、印等国的历史实践可以看出, 英美追求“无限海权”由其地缘政治特点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决定的。但是, 从海洋地缘政治角度来看, 中国的海权不同于英美等国的海洋发展模式, 中国需要发展“有限海权”。中国海权发展的重要原则, 是避免俄罗斯等国的战略透支教训, 经营亚洲, 坚持“地区性守成”目标。
2.注重海陆均衡协调发展,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的发展重心在于陆权, 海权的发展略显滞后, 且与陆权的实力相比以及周边国家海权实力对比, 差异性较为突出。历史上, 东面的中国、西面的土耳其亚洲部分和中间的波斯都是海权与陆权之间争夺的重点, 也都涉及陆权的因素。基于我国的地缘政治特点, 我国应该注重海权与陆权并重。这一点, 美国的发展路径值得我们借鉴, 因为美国是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海陆复合型强国。
对于中国而言, 不仅要注重海陆的均衡协调发展, 还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展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海洋发展的同时, 也要谨防掉入海权与陆权对抗的逻辑怪圈。中国作为一个海陆复合型的大国, 在处理传统的海权与陆权关系时, 应当更为灵活, 如采取战略克制策略。概言之, 就是降低相关敏感问题的影响, 塑造他国对中国底线和标准的认知, 扩大合作领域, 提高彼此收益。总之, 在我国发展“海洋强国战略”的过程中, 陆海并重, 跳出海权与陆权对抗的传统逻辑。
3.加强“信誉信用信心”体系建设, 构建中国特色海权理论
2019年4月23日,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纪念活动上, 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主张, 其含义为, “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 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今后, 中国应大力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占据海洋安全的道义制高点, 以“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国际海洋合作, 推进海洋发展, 形成良好的海洋合作态势。
作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价值观的话语体系, 应考虑构建“信誉信用信心”体系。其一, 信誉。中国特色的海权发展观, 将树立中国作为东亚地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维护公正公平、和平合作友好之海洋发展。其二, 信用。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不谋求海洋霸权, 将与相关国家一起共同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的国际海洋法制, 努力为地区海洋发展提供公共产品, 在维护中国国家海洋权益的同时, 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问题。其三, 信心。中国将与相关国家一起, 在海上通道安全、海洋经济开发发展、海洋环境治理等领域加强合作, 坚定维护稳定发展安全的海洋秩序, 并为新时代“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4.作为后发型海洋大国, 中国应坚持“包容、开放、合作、发展”, 努力推动建设“一带一路”, 谋求合作共赢
在历史上, 英美两国实行包容性、开放性的海洋政策, 开展航海自由、贸易自由政策, 实现了海洋大国的目标。中国作为后发型海洋大国, 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后, 加快了中国与带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 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 为中国更快推进“海洋强国”战略, 有效保护中国的海洋利益与海洋安全, 走向深蓝大洋、实施整体发展战略打下良好的地缘战略根基。
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 互利共赢已成为世界各国合作的共识, 地缘政治已让步于地缘经济, 互利合作正成为世界各国寻求共同发展的唯一途径。
文章来源：原刊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05期
作者：高兰，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