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综合性、长期性、全局性倡议，未来对我国在政策协调、跨部门合作和创新央地互动模式等方面都提出了新要求，也对现行对外工作模式提出了新挑战。为适应新的国内外环境，我国要致力于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完善。
一、加强“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不能仅仅依靠中国中央政府的推动和政策优惠，要建立一套常态化机制来维护其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处于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维度交织而成的国际性网络之中，蕴含着多样的、不确定、不可预测和互相关联的风险，因此亟须加强市场、规则、标准方面的“软联通”,创新和完善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经贸规则。这可以从官方合作机制、半官方合作机制和民间合作机制三个层次着手构建。
官方合作机制。一是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既有国际机制的融合嵌套。通过依托现有国际或区域组织架构，既可以建立更为广泛的多边对话机制，加强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和协调，也可以享受制度红利，避免制度间竞争甚至冲突。二是定期召开高层会议，让各国领导人就合作议题进行直接对话。一方面，高峰论坛常态化、机制化，并采取轮流主办的模式；另一方面，可考虑成立“一带一路”倡议理事会，由共建国家代表组成，以充分尊重各参与国的利益诉求。三是在政府层面，签署双边合作协议、谅解备忘录等文件，明确合作方向和目标。
半官方合作机制。一是在能源、交通、矿产、金融、税收、海关、贸易、投资、教育等特定领域设立专业工作组，由各国政府代表和专家组成，共同制定合作计划、政策建议等；二是针对特定领域制定共同投资计划，并设立合作机构负责项目管理和执行。
民间合作机制。一是建立商业联盟。鼓励不同国家的企业和商协会组成商业联盟，共同探讨商业机会，促进投资和合作。二是推动人文交流。通过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比如建立学术机构合作、举办文化节庆等活动，促进民间的交流和理解。三是设立跨国合作基金。成立私人和公共基金，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相关项目。
二、探索对外经济合作新路径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势必要打破传统互联互通的旧模式，在与现有国际结算和经贸互动规则深度交融的基础上，开创互联互通新模式，寻找对外经济合作的新引擎，从而探索出一条“共商、共建、共享”的新路径。
一是创新贸易方式，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结合“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经济现状，充分借助互联网技术，优先实现不同国家间企业的全面对接，这将为国家间产业合作的深入推进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发展跨境电子商务还能有效地拓展共建国家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与潜在机遇，使它们能够更加充分享受共建“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实际效益。二是推动建立资金多元、利益风险共担的投融资模式。“一带一路”建设资金需求量大，未来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缺口还会存在。缓解融资问题的关键在于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强国际合作。因此，要着重加强与国际多边金融组织合作，特别是与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等地区金融机构一起开展项目合作；牵头组织国际性银团对“一带一路”大型建设项目提供金融支持；加强与当地大型银行合作，共同投资项目。三是制定中国基建标准，塑造合作典范，打造示范项目，从而为未来高质量建设提供参考。这需要在借鉴国际先进规则标准的同时，兼顾标准涵盖的诸多方面，包括主权保障、财政可持续性、透明度、环境友好度、反腐、地方参与等。四是做好基础性风险防控，筑牢安全保障根基。应搭建更加完善的、包含对东道国投资信息的收集、处理与分析等内容的大数据平台，全面评估参与国经济、金融、政治、社会、对华关系等各维度投资风险，向有关企业和公众公布各国投资安全环境变化的相关信息。同时，还要针对每一个重大项目建立“一带一路”建设风险防范体系，完善风险事前防范、事中及事后处置体系。
三、提高文化软实力，深化人文交流
“一带一路”倡议并非仅仅局限于物理联通和经济合作，最终目标是通过加强人文交流，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认同与合作，从而实现更加深远的发展。为此，“一带一路”建设要从经济合作不断向人文、教育等领域拓展。
一是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强和丰富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包括开展各种体育交流，互办艺术节、电影展和图书展，共建联合实验室和研究中心，以及进行志愿者服务等。二是加强文化旅游的推广。文化旅游对于扩大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交流，促进中国文化元素走出国门，实现文化与经济利益的有机结合，具有特殊的意义。三是深化教育合作与交流。加强人文和教育互联互通，完善中国同共建国家人文、教育交流合作平台，建设软环境平台。例如，继续在共建国家开办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孔子学院、鲁班工坊及其他文化教育机构。四是增进“一带一路”智库交流。智库交流是中国与共建国家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可以在推动各方人文交流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五是促进民族交流。“一带一路”沿线生活着众多民族，发展程度不同，文化各具特色。有些民族是对象国家的主体民族，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力，而有些民族虽然不是对象国家主体民族，但在国内政治生活的某些领域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切不可忽视。
四、增强中国海外安全利益的应对与保障能力
中国在海外活动的安全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短板，目前我国应对地缘政治安全风险的能力有限，需要提升我国安保力量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一是通过维和行动来增强安保能力。我国于2014年派遣700人的维和步兵营参与联合国在南苏丹的维和任务，以维护当地和平稳定，同时保障了我国员工的安全和石油开采活动的顺利进行。二是依托中资企业的投资活动，推进安保力量的国际化。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活动增多，安保需求也随之增加。这为我国安保力量“走出去”提供了契机，可以增强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能力。目前，我国已参与中巴经济走廊的安保活动，为相关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支持。三是国际活动也为我国安保力量的提升提供了机会。大型国际活动如奥运会、世博会和领导人峰会，为我国安保力量提供了实践的平台，使其在国际事务中能够展现专业能力。四是借海外人员加强安保。我国已与多个国家达成协议，派遣安保人员参与当地的巡逻工作，以确保海外中国商人和游客的人身安全和重要利益。
五、弘扬三大全球倡议治理理念，做大做实做强发展共同体建设
“一带一路”所提供的发展援助，既是一种“经济外交”,也是一种“发展安全观”。共建“一带一路”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全球发展、安全与治理理念，蕴含了三大全球倡议的深刻内涵。“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无疑是将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不断深化、普及的强力纽带。面对提升中国影响力、感召力和动员力的战略任务，今后的“一带一路”建设要充分调动中国社会的巨大热情、奋斗精神和聪明才智，走向海外实操的企业、组织和个人更需要着眼21世纪的大国竞争与地缘政治角力，展现更加国际化、法律化和规则化的参与，保持“一带一路”建设的互惠性、开放性和规范性。
文章来源：节选自《“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回顾与展望》，原刊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5期
作者：朱锋，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