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冷战思维作祟，国际舆论中对中国的偏见、误解和疑虑依然存在。与此同时，当前国际格局、媒体业态、传播生态等均发生了深刻变革。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偏见、误解和疑虑依然存在，这一定程度也是美国对华整体舆论战推波助澜造成的。基于历史经验和客观现实，中国需要正视南海国际话语权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主动而为，积极塑造，将南海国际话语权建设深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以实现海洋强国为出发点，以建设“蓝色伙伴关系”为纽带促进身份认同，通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利益共享，凭借“海洋命运共同体”进行理念扩散。
一、将构建南海国际话语权纳入南海战略统筹规划
中国海洋话语权的弱势地位不可能一日改变，在当前国际舆论格局下，有必要将构建南海国际话语权纳入南海战略总范畴，常抓不懈。与此同时，中国需要加强南海战略传播协调机制，在国家层面统筹不同部门间的南海话语对外传播。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以此为契机，可适当提高中国在南海的利益诉求透明度，减少外界猜疑、误解和误判。重点可将涉南海问题的话语议题从美西方长期关注的地缘政治、军事安全潜移默化地转向海洋治理、地区合作等相关议题。譬如，在21世纪海上丝路之路倡议框架下，可赋予南沙部分岛礁新定位和新功能，尝试打造国际科学研究的保障区、国际旅游区等交流合作平台，这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推进的必备基础设施和公共平台，也是中国当前经济和技术条件可以保障的，更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生动范例。
二、加强南海问题的基础研究、理论储备与成果转化
全球化以来，美西方国家主导和控制了海洋，也主导了国家海洋秩序话语体系的构建。尤其是在海洋战略、海权理论等学术研究和话语权问题上引领了“潮流”。
中国争夺南海国际话语权需要具备自身的核心理念和理论支撑。一方面要从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起步，以历史视角全景式还原南海争议产生的背景、原因及演变过程的真实面貌，对近年来西方舆论和学术界反复炒作的荒谬言论和错误观点进行有说服力的系统批驳和回应，这是当前一项紧迫任务。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发掘西方媒体刻意回避的事实，发出与西方不同的声音。中国要立足全球视野，兼具本国国情，构建具有前瞻性与创新性的南海议题核心理念，丰富基础理论储备。尤其在海洋政策、海洋理论等方面形成独具特色的话语和理论体系，打造“中国学派”。
三、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下大气力，要从战略高度对国际传播进行设计与布局。
其一，准确把握对外话语叙事与传播策略之间的逻辑关系。南海问题涉及高敏感的主权问题，更适合通过“双轨”或“多轨”渠道作为“一轨”的有益补充。从以往经验来看，借助“外脑”“外嘴”发表理解和支持中国南海政策的言论，尤其是通过美西方学者、媒介明显更具说服力。因此，要甄别、遴选并发挥可运用国际媒体平台的传播功效，尤其是借助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宣传中国立场主张，实现本土化、精准化传播，则可以事半功倍。通过资本运行，收购知名媒体的运作权是一条途径，但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对国际社会诬称中国正在操控海外媒体，尤其是中文媒体来扩大影响力，鼓吹推动对冲“中国叙事”的言行要予以批驳。
其二，海外机构既是讲好中国故事，强化对外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平台，也是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渠道。要加大主动出击的力度，通过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延伸工作触角；与国外学术界，尤其是同东盟国家的智库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联合研究、共同举办成果发布会及研讨会等方式，用高层次的知识对话达成共识，化解分歧。例如2015年在华盛顿成立的中美研究中心（ICAS)，就搭建起了一个中美交流新平台，通过吸纳外国专职学者来研究中国，研究中国问题，讲述南海故事，进行有价值的探索。
其三，与时俱进，重视互联网等前沿技术革新构筑的传播平台。当前国际传播已经从国家为主导的“国际传播1.0”转向多元主体参与的“国际传播2.0”时代。中国当下网民规模为10.67亿。这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要善于借助网络新媒体放大国际上有利的声音，转化为舆论优势，从而提升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但南海问题具有其特殊性，要科学理性引导网民区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界限，以防出现观点极化现象。
四、重视智库支撑作用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中国对外宣传现阶段仍是以政府主体为主，尚未形成各类话语主体通力协作的大格局。相比之下，美国官方、军方则素有利用智库平台发表对外政策的传统，智库可看作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指示器和风向标。智库既能以召开研讨会、发表文章、接受采访的方式影响受众，也能通过递交建议报告、提供咨询的方式影响决策层，全方位、多路径参与到南海问题的对外传播中。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为例，从2011年起不间断举办南海问题国际研讨会，美国国务院官员到会发表演讲成为常态，过去的主旨发言嘉宾包括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 Cain）、众议员兰迪·福布斯（Randy Forbes）、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以及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兰德尔·施赖弗（Randall G.Schriver）。因此，构建强大的海洋话语权需要智库作为政府的“左膀右臂”，参与海洋政策的制定与研究成果的转化。2015年1月，中国在国家层面出台《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为新型智库建设明确了发展方向。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在舆论引导和对外交往方面作用独特，尤其是经验丰富的对外舆论斗争重点智库，应发挥引领作用，努力破除“西方智库优势论”。
争夺国际话语权同样也在于人才竞争。首先，世界范围内每年都召开各类国际论坛或研讨会，主题议题也经常与中国有关，都是中国可以积极发声的重要平台。相关部门可以有针对性选派和组织官员、学者、媒体代表参加，阐述中国的立场观点。这也是中国增加与世界互动，宣介中国政策主张的最直接方式。其次，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而言，南海问题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其话语权提升需要培养和储备一批数量充足、梯队合理的具有良好政治素养、理论水平、政策水平与业务能力的高端复合型人才队伍。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一事印证和凸显了中国高端海洋法人才短缺的尖锐问题。此外，选拔和培养优秀法律人才，积极参与到国际海洋法规的制定中，尤其加强在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等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司法机构的影响力也迫在眉睫。
文章来源：节选自《中国构建南海国际话语权：实践探索与未来进路》，原刊于《东北亚论坛》2024年第1期
作者：罗亮，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中国南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吴士存，系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南京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