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秩序因大国实力对比的此消彼长而发生深刻变化，新的话语权力中心正在形成。不过，当前国际合作话语权的“中心-外围”不平等格局依然存在，中国拥有的话语权仍与国家实力并不完全匹配。“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为中国国际合作话语权的成长壮大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未来我国在提升话语权方面还需从加强理论建设、突出价值导向、推动话语对接、优化传播平台4条路径入手，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话语体系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播，为彻底改变国际合作话语权的不平等格局贡献中国力量。
首先，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理论建设是夯实话语权的前提。强大的话语权背后必须有坚强的理论体系作支撑。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因此，我国亟须在学理层面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理论的完善，使之能够比肩乃至超越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的影响力。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理论的完善需要遵循3个原则：一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探索国际合作的规律。二是坚持“共同实践-共同利益-共同合作”的逻辑，承认实践对塑造利益和促成合作的决定性作用，克服西方合作理论将“权力”“制度”“认同”等作为独立变量的缺陷。三是尽可能吸收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和思想智慧，挣脱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使兼容并蓄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理论的突出品质。目前，包容性全球化、“一带一路”发展学等已经作为重要的学理性成果为国际合作理论的宝库贡献智慧。在下一步理论建设的过程中，我国学界需要及时总结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形成的创新经验，积极与沿线国家开展相关学术交流与对话，不断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理论的内涵。在理论充实的基础上，还应通过鼓励和开展中西方关于国际合作理论的学术争论，通过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建设“学术共同体”等方式，增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理论的影响力。
其次，凸显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是扩大话语权的关键。“普世价值”将西方国家信奉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社会规范等预定为全世界都应遵循的唯一标准，本质是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霸权的体现。因此，中国国际合作话语权的提升应将增强话语的价值感召作为当务之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论述为中国国际合作话语权的价值追求指明了方向。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价值实践路径的多样化，即各国对民主、自由、人权等的实现方式应“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它不是要把哪一家的价值观奉为一尊，而是倡导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充分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在价值主体、价值共识、价值目标、价值实践、价值取向、价值逻辑6个维度上存在重大区别，在理论基础、思维方式、理论品质、理论旨趣、实践路径、价值形态层面都实现了对“普世价值”的自觉扬弃与全面超越。突出中国国际合作话语中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取向，有利于提升中国话语对非西方国家的感召力，争取这些国家的民心和支持。
再次，推动话语对接、构建“一带一路”话语共同体是拓展话语权的捷径。共建“一带一路”所提倡的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等理念实际上与沿线许多国家的国际合作观一脉相通，但是由于沿线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不尽相同，在政治文化制度和信仰上千差万别，中国话语在传播时不仅耗损大，而且障碍多。鉴于不少沿线国家也推出了本国的发展合作战略，努力与这些战略达成话语对接、主动构建“一带一路”话语共同体不失为提升我国话语权的一条捷径。所以，中国需积极发掘中外合作话语的共同点，以此搭建对话的桥梁。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被不少国家和国际组织所理解和接受，而且受到了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等的认可，甚至被写入一些合作协议和政策文件。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和20多位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在主席声明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词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话语共同体的重要纽带。因此，中国与沿线国家应继续加强研究并深入挖掘双方合作话语中的通用语、联结词，发挥这些共同话语的“以点带面”作用，促成话语体系的融通，壮大“一带一路”话语体系，使之能够与美西方话语体系比肩。
最后，优化国际话语传播平台是增强话语权的助力。长期以来，传播能力不足是“外围”难以摆脱对“中心”话语依附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长，中国对打造强大的国际话语传播平台益发重视。截至2023年，中国与共建国家已成功举办6届“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建设“丝路电视国际合作共同体”,各种双多边媒体合作机制化开展，媒体国际组织活动亦有声有色，成为凝聚共建国家共识的重要平台。中国与共建国家媒体共同成立“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积极推进国际传播“丝路奖”评选活动，截至2023年6月底，联盟成员单位已增至107个国家的233家媒体。未来，中国依托共建“一带一路”提升国际合作话语权。一是政府、媒体、学界、民众四方话语权载体要对各自的路径优化整合，实现灵活嵌入。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智库交流纳入论坛议程就是鲜活案例之一，它将官方话语平台和学术话语平台有机融合，使阐述的合作话语体系既有感染力又具说服力，增强了围绕共建“一带一路”的公共沟通，澄清了对共建“一带一路”的误读。类似的跨界、综合话语传播平台的建设或完善应是未来提升话语权工作的重点之一。二是要在话语传播平台建设过程中强化新媒体外宣思维。如，既可以通过手机电视、多语种网站、APP新闻终端等媒体构建多语汇集、多元形态、视听交互、优势互补的“一带一路”国际话语传播格局，又可以通过在Facebook、X(原Twitter)、TikTok等网络社交平台发布相关内容，进行“一带一路”话语立体生动的传播。三是各传播平台还需进一步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切实了解受众所在国的关注习惯、知识结构、风俗文化等，并积极调动在地的传播人才力量，传播“接地气”的中国话语，使中国的国际合作话语体系更具亲和力、感染力。
十多年来，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国际合作话语权的提升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国应在审慎评估既有优势和面临挑战的基础上，在话语的理论支撑、价值追求、共同体建设和传播过程等领域“多管齐下”,不断使自身的话语权在实践中成长壮大，与广大“外围”国家共同努力，改变对美西方“中心”国家的话语依附现状，促进国际合作话语权格局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文章来源：节选自《“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国际合作话语权的提升》，原刊于《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作者：张弛，系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