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也是“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的结果。因此，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特别融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等三种资源。而要完整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海权思想，同样要融通古今中外这三种资源。
一、马克思主义海权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海权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海权思想的理论指导下，结合世情、党情、国情和海情，对中国海洋事业、海洋问题的思考，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市场、海上贸易、海上运输、海军建设、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等思想的继承、发展和丰富。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市场和海上贸易的思想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因此，为了不断扩大产品销路，必须去开辟广阔的世界市场。在马克思看来，正是新航线的开辟才促使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加速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融合。因为联通世界的新航路开辟，世界市场得以建立，而市场、殖民化、商品贸易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马克思主义还指出，海洋对国家发展起到关键作用。荷兰、英国正是通过控制海上贸易，成为资本主义强国。资本主义国家围绕海洋展开博弈，结果促使了世界霸主更替。一句话，得海洋者得海上贸易，得海上贸易者得天下。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海上运输的思想
海上贸易的开展，国际国内市场的融合，都离不开航海技术的进步和海上运输业的发展。由于身处工业革命时代，马克思“充分地认识到了运输业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中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促成了世界市场第一次真正形成。正是由于造船与航海技术的进步，使被海洋分隔的国家最后也因海洋连成为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一个过程的产品能够以什么样的速度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另一个过程，取决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工业的发展需要相应的市场，需要航运业的发展，而航运业又扩大了市场，加速了工业发展。所以，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指出：“除了开采业、农业和加工制造业，还有第四个物质生产部门，——这就是运输业。”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联系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中间环节便是海上运输业的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关于海军建设的理论
恩格斯在《海军》一文指出：殖民时代，就是建立海军以保护殖民地及殖民贸易的时代，“从此便开始了一个海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频繁、海军武器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成效的时期”。也就是说，在恩格斯看来，近代海军就是为了保护殖民地以及殖民贸易而建立起来的。航运业的发展需要海军为其保驾护航；航运业的发展与殖民制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海军和殖民地为航运业提供的便利，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为了争夺海外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海洋成为了角逐的战场，海军在此时具有关键性作用。恩格斯指出：“自 16 世纪中叶起，新崛起的海上强国英国，不断地挑战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无敌舰队在海战中遭到惨败。从此，西班牙的海上霸权为英国所取代。”英国也正是凭借其强大的海军实力又击败了俄国的海上舰队，才继续维持着其海上霸主的地位。恩格斯还在《反杜林论》中强调：“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海战能使战场空间变宽、规则改变、海战逻辑创新。海军建设依靠科技，但不能完全依赖进口，要有自主生产能力，否则必然受制于人。
（四）马克思主义关于海洋争端和平解决的思想
第一，遵守国际条约的思想。马克思说：“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②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国际条约的制衡作用，并强调“国际条约必须遵守”，违反国际条约必须遭受国际社会强烈谴责或制裁。第二，倡导和平解决海洋争端。马克思主义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创了以和平与合作，而非战争与对抗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马克思主义非常认可这一解决问题的方式。
总之，马克思主义海权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海权思想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海权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海权思想的形成、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海洋文化
思想观念与实践行为的根源在于文明。任何一个国家的战略都根源于其深远的历史与文化。中国共产党的海权思想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既秉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思想营养，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又结合时代特征予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一）中国共产党的海权思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的基因
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归根到底是根源于文化，是文化、理念的产物。习近平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从本质上来看，中华文明是和平文明，中国传统文化是和平文化。从儒家“和为贵”思想、孙子兵法“慎战”思想与中国历史经验可以看出中国具有和平主义的历史传统；而中国共产党因承袭中国历史传统和优秀文化，自然也具备这样的传统。中国主张亲仁善邻，兼爱非攻，协和万邦，“德化天下”而非以霸道治天下。中国历史上曾拥有开拓海疆的实力，但却无扩张海洋权益的要求。不管是“塞防”，还是“海防”，其本质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和平性的“防御”思想。自古到今，中国“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毛泽东多次强调：建设海军，主要是为了保卫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邓小平也指出：中国海军不称霸，是防御性的。不管什么武器，包括核潜艇都是战略防御武器；不管海军发展到什么程度，也还是战略防御。
（二）中国共产党的海权思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仁”的基因
仁者爱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仁”为核心。因此，处理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文明之间的关系的原则是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以和为贵；处理利益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坚持利己及人，共赢共享的原则。中国实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谐海洋”“一带一路”倡议，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都是力求合作共赢，强调世界各国利益与共，这就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求同存异、包容多样、休戚与共的文化基因。习近平指出：“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①以“天下一家”与“和谐包容”为特性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体现在海权思想上的就是“世界之海”而非“国家之海”的情怀与理念。党和国家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容天下，和而不同，“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辩证思维处理文明的冲突与海洋争端，共建共享共治“世界之海”。
（三）中国共产党的海权思想继承和发展着中华优秀海洋文化
“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海而居的中华先民早就受益于海，他们得‘鱼盐之利’，享‘舟楫之便’。”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海洋文明，自古就具备厚重的海洋文化气质。尽管海洋文化从来没有占据主流，但丝毫没有影响它在开发、利用、保护、治理海洋伟大实践中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和谐理念，“单则易折、众则难摧”的协作诉求。中国海洋文化是和平文化，是包容文化，是文明文化，也是秩序文化。“‘郑和模式’的‘文明海权’”是不以侵略为目的，而是以传播中华文明、追求世界和平为价值目标的国际友好交往典范。中国海权思想有机融入中华海洋文化蕴含“海纳百川”“和谐包容”“天下一体”“亲海敬洋”理念。中国共产党倡导“和谐海洋”“一带一路”、海洋命运共同体，无疑闪烁着和而不同、“以和为贵”这些杰出智慧的光辉，其所倡导和坚持的共赢共享原则，正是传统文化的“天下为公”、利己及人理念的实践。
三、西方海权思想的批判吸收
从西方思想史看，主张发展海权的不乏其人。以马汉、莫德尔斯基、莱曼、科贝特为代表的西方经典的海权理论和以戈尔什科夫为核心的前苏联海权思想，都强调依靠军事力量实现制海权，为争取制海权无视他国主权。它们既是海权争夺的产物，也是海洋争霸的指导思想或工具。无可讳言，这些海权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强烈的侵略性、疯狂的扩张性和时代的局限性，反映了海洋霸权国家的意志和野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列强侵略扩张的工具。但客观来说，其并非没有一点可学习借鉴之处。它们通过对海洋历史的总结，揭示了海洋与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紧密相联；揭示了开发、利用和控制海洋，建设海军的重要性；揭示了构建国家海洋战略的重要性。
（一）强调海洋对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被世界公认为“海权理论之父”的马汉认为，“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乔治·莫德尔斯基和威廉·汤普森认为海权对世界大国的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具有“控制海洋”“力量投射”“海上控制”“海上联系”等功能。戈尔什科夫强调：海洋是桥梁和交通线，连通了世界，具有重大价值。“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地球财富和地球本身”，“国家海权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因而也确定这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国家海上威力的实质就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最有效地利用世界大洋（或如常说的地球水域）的能力”。因此，开发海洋资源、利用海上交通要道，对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人类开始利用海洋以来，一个大的历史教训就是囿于陆上战略的一方最终必败。
（二）海军是控制海洋的先决条件和核心力量
马汉强调指出：要控制海洋就要有强大的海军，因为强大的海军是控制海洋的先决条件和核心力量。而控制海洋主要又是实现对海上交通线与战略基地的控制。为了争取和保持制海权，必须拥有强大的海军舰队、庞大的商船队以及分布广、战略定位重要的海军基地。海权既体现在海上商业上，也表现在海上军事行动上。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认为，“要想拥有全球性的强国地位，海军虽然不是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而且海军力量的大小是区别地区性大国与世界性大国的重要标尺。戈尔什科夫也指出，要实现对海洋的利用，就需要一定力量的海军，海军在国家海洋权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莱曼提出了“海上优势”论，认为美国必须具有“确信无疑的海上优势”，要以前沿部署、海上威慑以及与盟军联合为支柱。
（三）全面发展海权的思想
要发展海权，政府一定要有海洋意识和发展海上力量的决心，且政策要具有连续性。海洋权固然重要，陆权也不可或缺。“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朱利安·科贝特反对把海权的作用绝对化，认为海权是利用而非占领海洋。发展国家海权体系也决不意味着只是单纯地开发利用海洋，而必须全面发展海军力量、海运能力、海洋科研以及海洋保护等。
因此，西方传统海权理论仍然影响着世界对海洋、海军和海洋战略的决策过程，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海权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海洋自身价值日益丰富，海权的目标也不再只是控制海上交通线，谋求海外殖民地，而谋求更大的利益范围。那种传统的追求独霸海洋，实施海洋资源和海上交通线垄断的海权思想，既不符合国际法，也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所以，中国共产党吸取和借鉴这些海权理论有价值的部分，在国际法和国际海洋法的范围内行使海洋权益。这些海权理论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并为中国海洋政策的制定与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所以，西方海权思想成为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海权思想的一个重要外部思想基础。
文章来源：节选自《中国共产党海权思想的理论渊源、历史根据与现实指向》，原刊于《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作者：王历荣，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