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苗：中华文化影响力在“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提升路径

中华文化的立体层次、丰富视角和广阔空间在合作国家未能得到与经济合作进程相匹配的影响，国际传播问题只是表象。针对“一带一路”的全球经济合作框架属性，这里倾向于以理查德·彼得森(Richard. A Peterson)所提出的文化生产思维来突破当前困局，即更加侧重文化作为表现性“符号”的物质存在而非规范性“价值”的精神存在，主张将文化影响的切实提升与文化经济的细分开源通盘布局，在具体的文化生产、文化扩散、文化贸易和文化消费活动和事件中生成和承载中华文化影响力。把握现状和正视问题，紧贴中国文化资源，遵循国际文化经济规律，接轨全球文化市场趋势，在与合作国家在文化经济层面的对话、扩散、合作和共享中找寻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提升路径。
一、文化生产视角的“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对话路径

“文化生产”这个术语在彼得森的理论体系中涵盖了“创造、制作、市场化、分配、展览、吸纳、评价和消费文化内容的全进程”,而这里所言的文化生产视角更微观地聚焦于狭义的文化创造和制作，强调对文化符号生产进程中的跨文化对话进行关注和探索，以期解决“一带一路”国际公共产品推进过程中强烈的政府、外交和企业属性给业已形成的中华文化社会性和潮流性影响所带来的冲抵。文化影响是在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所谓“时空压缩”的漫长文化变迁过程中形成的，从古典性到现代性、从地方性至全球化，人们的时空观点和文化日常只有在对话生产中才有可能发生改变。而文化对话生产的基本逻辑便是杂糅，即不同文化元素和形式在碰撞与融合的时空互动过程中产生新的文化形式和内涵，于“第三空间”释放影响。这意味着，在跨文化生产这一基础环节就不再固步于纯粹的中华文化命题创作或单方强推，而是因应对话原则有“取”、有“舍”、有“予”地开展文化创造和制作。

在传统的文化产品制作之外，尤其需要重视文化译介、文化创意和文化展示等典型而高效的对话型生产。针对文化译介，文化出版“走出去”工程应专门组织力量研究、挖掘、引入和影响真正了解合作国家的“杂糅式”创作人选，他们的跨文化生活经历和学识积淀使其得以做出深思熟虑的创作选择，既有跨文化风格接受的周全考量，又有跨文化审美期待的自主思考，能在符号边界、国境边界和身份边界的跨越对话中发散出中华文化的魅力，可以符合国际市场运行规则的方式吸引和扶助他们开辟“第三空间”的译介。而文化展示作为一种具有“可参观性”的文化创作生产，通过给予人们一种“此地别处”的跨域意境和交互体验而成为当前尤其活跃和显在的对话型生产，需要高度重视以虚拟空间、现实空间和交互空间错杂相叠的产业创作样态，主动将原创性和地域性的文化元素嵌入具有“世界通行证”样式的国际展示形式，激励和扶持相关设计、策划和布展企业在合作国家的数字文化展示、城市文化展示、场景文化展示和体验文化展示市场中积极作为，激发当地民众“此地别处”的体验冲动、情感理解、价值共鸣和文化认同。
二、文化扩散视角的“一带一路”合作国家传播路径

共建“一带一路”基于其独特的地缘发展历史，当下尤其应以具有“凿空之旅”意义的地理学文化扩散理论而不是囿于传播学范畴的文化传播理论，来探索文化扩散视角下的中华文化影响力提升。文化扩散(Cultural Diffusion)理论的关键学者瑞典地理学家T.哈格斯特朗(Torsten Hägerstrand)在其1953年首次出版的著作《作为一种空间过程的革新传播》中揭示了“信息场”→“革新波”→“接受面”的扩散动力机制，把文化扩散过程比做海浪的运动，并引入数学方法定量研究文化扩散，从空间角度对文化的扩散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该理论认为迁移扩散(expansion diffusion)和扩展扩散(relocation diffusion)共同生成了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扩散，前者依赖于移民群体直接增加接受面，后者倚借文化革新赢得接受面的增长。共建“一带一路”在经济生产和贸易往来中显然增加了迁移扩散的机会，特别是以文化传媒、文化交流和文化教育为代表的市场化扩展扩散，能够更加有效地推进文化革新和接受。

首先，在“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积极参与文化传媒市场发展具有促成中华文化接触扩散的天然优势，新兴的网络跨境传播更是为突破距离限制和条件障碍提供了时代便利。这就需要全面检视合作国家这一文化扩散靶群，按国别去研究、锁定和影响各国文化传媒领域可能的接受者和革新源，通过与之展开市场化的媒介技术培训、传播资源共享、媒体产品协作、传媒工程参与来进一步扩大文化接触面，并以此作为关键性、基础性的市场建设起点。

其二，在文化交流领域，长期以来由文化演出、展览和会议构成的政府文化交流项目占据主体，无法摆脱等级扩散传受门槛过高的弊端，造成文化在划分标准的空间中逐级扩散，不具备空间的连续性，甚至随时可能在某一层级戛然而止。根本的解决办法是通过自建或他建与官方文化交流互补的多层次、宽领域的市场渠道，为加大对外文化交流的商业化、合作化、民间化程度提供切实的政策和环境支持。

此外，文化影响力的提升还需要文化教育产业的刺激扩散(Stimulus diffusion)加持，即“一种文化现象由一地传到他地后，保留其思想实质而扬弃其原有形式的扩散过程”。在合作国家文化教育市场的开拓中兼具全球化意识与在地化意识，兼备文化自信和文化互鉴，由资源导向转为需求导向，针对不同国家空间的文化接受者保存实质、扬弃形式，开拓分校、独立机构、收购/合并、学习中心/教学点、联系/网络、虚拟大学等多种办学模式，尤其在东南亚、中亚和中东欧补齐跨境办学和文化刺激扩散短板。
三、文化贸易视角的“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参与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推进文化多样性的合作方略，文化产品、服务和技术不仅具有商品属性，还是具有国别地域特色的文化影响载体，作为进出口销售方式的文化贸易正是在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才得以成为可能、成为需求。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研究院全球文化贸易数据库,可以查询并统计2011至2017年，包括135个合作国家，45个非合作国家和中国在内的共计177个国家的年度文化进出口汇总及分类数据，为呈现特定时段“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贸易市场全景，并从变迁和差异中发现基于文化多样性的全球合作可能提供了研究路径。结果显示，2011至2017长达7年的时间里，中国(12.14%)和合作国家(33.57%)在全球文化贸易进口领域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非合作国家(54.29%)的年均额相比并非遥不可及，个别年份甚至平分秋色，而且合作国家的文化进口额处于稳定增加的状态，突破传统格局的国际文化流动市场正在形成。对于中国而言，这一市场广袤而多样，蕴藏着巨大的文化影响机遇。

可见，“一带一路”背景下，致力于产品、服务和技术交易的文化多样性将是当前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的一个重要路径，而施展国际参与新思维是提升文化影响力的突破口。其一，可通过文化产品、服务和技术的“一体化”国际参与促成文化多样性，加强影响力度。其二，在平衡进口与出口贸易渠道、拓宽境内和境外展会渠道和管理长期和短期分销渠道等“渠道化”国际参与中展示文化多样性，扩大国际影响广度。最后，在“分工化”国际参与中体现文化多样性，增强国际影响亮度。以“分工化”参与为例，在中国与合作国家文化贸易中异军突起的视听和互动媒体产品类就是代表，其背后是十年来中国相关企业通过“联合制作”参与国际分工、共享国际市场的长期努力。分析2019—2020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数据可以发现，此类公司当时占比就已达41.8%,表现出了参与全球分工合作的强势劲头。这些在文化贸易市场国际分工化合作中诞生的新锐力量，不仅其闪耀的品牌蕴含着国际影响力，而且在内容研发、流量运营、终端生产等生产和服务环节都具有提亮中华文化的巨大潜能，当从文化影响资源的角度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文化消费视角的“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共享路径

具有全球意义的大众化消费时代正在到来，在延展至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活动体验与参与过程中，世界各地的人们正在形成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社会关系。当代大众文化“是通过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等既相互接合又截然不同的几个环节生成并维系的”,旅游和娱乐两大将生产、传播和贸易从消费视角加以文化融合的领域，在合作国家媒体关注榜单上占据数一数二的席位（参见图1），其文化影响价值却远未从消费视角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关注和挖掘。

图1 “一带一路”合作国家中华文化产业关注的年度和全时段分布
      鉴于“文化+旅游”在“一带一路”国家产业呈现数据中的首位效应，一方面可在海外文旅推广中用足“一带一路”的国际出行资源，特别是中国出行意愿更为强烈的亚太国家；另一方面当在海外文旅定位中反映出度假休闲的文化消费趋势，针对“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消费文化多样性现状，在海外市场培育中将精力和资源投放至入境游客更加关注的语言互通性、体验适宜性、生活便利性、空间友好性和交流亲近性上，拉近“文化距离”的同时力求提供时尚化、线路式、分层型、互动性的文旅产品，增强“文化引力”。同样，考虑到“文化+娱乐”作为合作国家媒体所呈现的第二大产业，致力于文娱的文化共生影响，将资源调动、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专注于拥有大众化元素和世界观要素的文娱IP上，吸引“一带一路”国家本土第三方联合运营，有针对性地结合本土文化风俗、语言需求和市场规则，在内容创作、工作方式和人才储备上以一种全球观对网络文化IP进行差异定位、精细打造、合理开发、再孵升级和在地运营，更多地以文化生存、文化生活和文化生产的大众视线为出发点开展融媒传播，大胆尝试传统文化现代表述、地域文化国际包装和创意文化全球联动的内容策略，最大限度地打通IP产业链，在漫画、影视、游戏和音乐的国际化和本土化中实现网络文化IP的全产业变现，助力中华文化产品、符号和精神在文娱产业的文化共生中获得新的影响力增长点。
      总之，共建“一带一路”是旨在通过建立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国家经济成功的背后往往是培育潜能、创造可能、塑造动能的人文与政策、环境与历史在发挥作用，文化影响是推动贸易、旅行和投资等国家经济印象的重要影响因素。鉴于共建“一带一路”的经济合作属性和文化扩散特性，结合中华文化影响力在合作国家新闻报道的数据呈现与传播分析，文化影响与文化经济共进并举当作为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