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坚持以海为本立法导向

海事刑事法律具有其独特的属性，针对陆地犯罪的一般规定，无法直接应用于海事犯罪。尽管司法机关为协调陆海规则的冲突做出诸多努力，但海事刑事立法的缺失，仍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裁判尺度的不一。日益严峻的海上安全形势，迫切期待载在刑法中将海事犯罪罪名独立列明，建立起以海为本的海事刑事司法体系。完善海事刑事立法的根本路径是修改刑法，增加关于海上犯罪的特殊条款。如：可在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中，加上“事故发生在水上的，依照……规则处理”。修改刑法，能够在根本上解决海事犯罪与陆上犯罪的冲突，既能保证刑法体系稳固，又能保障海事犯罪法定化，且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夯定坚实基础。针对当前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也可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明确海事犯罪的特殊处理规则，以满足当前打击海事犯罪的现实需要。

2.明确海事行刑责任法律边界

海事行政处罚与刑事追责在原理、内容和构造等诸多方面明显不同，海洋治理既需要行政手段的惩戒，也离不开刑事处罚的威慑，行刑二者兼备、衔接有度，才符合“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要求。近年来，我国海事行政处罚的力度不断加强，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行政法律责任的法律规定和适用程序比较健全，但在涉及进一步追究刑事法律责任时，缺少相关追诉机制。由于刑事法律的适用范围直接关系到了公民生活的自由空间，对刑事责任的设定，必须十分慎重。刑法具有谦抑性的特点，对一切犯罪行为的追究，必须遵循罪刑法定的原则，但过度强调海事行政处罚措施的使用，将会缩减刑法适用的空间。目前，我国在海洋安全治理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以罚代刑问题，亟需厘清海事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法律边界，尤其是行政处理和刑事程序的转化规范更应明确具体。海事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明确后，海事行政执法机关与海事刑事侦查部门的对接程序也应及时细化，唯有将海事行政处罚与刑事追诉紧密衔接，方能有效推进海洋安全治理。

3.履行海事刑事司法国际责任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海洋安全治理的联合体，需要世界各国对海洋安全治理秉持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守则。关于海事刑事责任的国际公约，是各缔约国对海洋安全治理所达成的具体共识，将国际海事刑事犯罪规范转化为国内刑事立法，则体现了各国遵守、稳固和发展国际共识的态度和胸襟。我国参与了一些海事刑事国际公约规范的体系设计和程序安排，应将国际公约的理念、原则和制度积极转化为国内法的一部分，并在具体案件积极适用，以回应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在刑事司法领域，国际公约不能直接适用于具体的刑事案件。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我国应重点关注日渐突出的海洋安全问题，积极研判国际公约的法律原则和具体制度，适时将国际公约条文转化为我国法律规定，有力制裁各种侵犯海洋权益的不法行为。

1.制定领海有害通行追诉制度

刑事司法管辖权是一国司法主权的体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沿岸国对其所属不同类型海域享有差别化的法律权利，相应的刑事管辖权力也有所不同。海事刑事管辖既不能过度强调主权致刑事管辖肆意扩张，也不应一味主张航运自由致刑事管辖形式化，既要保证国家能够有效管辖其主权海域内的法律问题，又要避免刑法管辖过度阻碍航运自由。根据国际通行做法，沿岸国允许外国船舶在其领海无害通过，但对于有害通过行为会积极行使刑事管辖权，以维护其领海主权与安全。为维护我国领海权益，应明确规定外国船舶通过领海时，如有侵害我国国家利益或公民权利的犯罪行为，对有关人员判处刑罚，并对船舶所有人处以罚金，这既可震慑具有不良意图的外国船东，也为追究相关当事人刑事责任提供制度依据。

2.明确毗连区犯罪行为刑事管辖

海事刑事管辖与传统的陆地刑事管辖相比，存在很多特殊之处，具有很强的自体性特征。同属一国主权范围内的陆地，不论其地理位置与地貌的差异如何，其适用的刑事管辖规则是统一的，但对于同属一国主权范围内的海域，刑事管辖规则却大有不同。国家安全、海关管理、财政政策、卫生防疫和入境出境管理均属于我国关注的重要事项，在毗连区内，任何船舶和人员如有涉及上述事项的犯罪行为，我国均有权管辖。关于毗连区刑事管辖权的行使，如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来解决，不仅程序繁琐，而且会导致刑事诉讼法的原有规定不协调，可由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来明确毗连区犯罪行为的刑事管辖问题。

3.行使公海水域犯罪普遍管辖

海洋的巨大效益性决定了海洋争端必然存在，我国一贯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海洋安全责任观。“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不排斥海权的存在，其强调的是各国应在争取海权的同时，兼顾平等协商、公平公道的原则。在国内法律的制定中，既要积极与邻国开展管辖权的协商谈判，将双边、多边管辖协议转化为国内法的具体规则，又要遵守国际法律原则，杜绝无依据的单边管辖权扩张。立足于海洋强国战略，兼顾和谐与稳定的管辖布局，是我国海事刑事管辖制度的最佳选择。公海是人类共有的水域，与国家管辖水域不同，国际法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将之据为己有。普遍管辖权的行使是为防止国际犯罪，世界各国针对国际管辖权的行使问题，签署了多个国际公约。我国应主动参与公海的安全治理，积极行使普遍管辖权，这不仅是我国履行国际条约的应尽义务，更是我国参与国际海洋安全治理的良好切入点。

1.厘定海事刑事侦查机关职责范围

我国海事行政执法及司法体制改革后，海事刑事侦查权统一由海警局行使，虽然海警局已全面设立，但相应制度和人员配备尚不健全。海警局作为刑事侦查机关，负责海事刑事案件的刑事侦查和移送，但在重要证据的收集上，其介入海事案件的时机落后于海事局，对证据的侦查能力也略显逊色。应进一步明确海警局的具体职责，规定海警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控制涉案人员，保全重要证据。刑事侦查终结后，及时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以保障海事刑事司法程序的高效进行。

2.化解海事行刑程序衔接困境

在海洋安全治理的整体布局上，海事刑事司法职能需有别于行政执法，海事刑事程序要求运行流畅。在司法实践中，应积极促进海事刑事司法流程向更细致、更明确的方向发展，尤其要及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海事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建立海事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相关法律问题，组织、协调海事司法行动。在海事案件行刑衔接的具体程序上，实行级别对等原则，由于审理海事刑事案件的海事法院属于中级法院，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为地市级检察院，市级海事局和市级海警局应及时参与涉刑海事案件的调查和侦查。

3.推进海事司法“三审合一”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给海事司法提供了历史性发展机遇，亦对海事司法提出了更高要求。海事刑事案件通常涉及海洋、航运、船舶、气象等专业技术知识，且需要适用国际法律法规。我国海事法院已储备大批“懂法律、懂航运、懂外语”的专业法官，为海事司法“三审合一”打下了人才基础。另外，海事刑事案件的事实经常与海事民事、行政案件的案情相互交织，将三类海事案件统一交由海事法院审理，有利于海事纠纷得以案结事了。

文章来源：节选自《“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我国海事刑事司法的完善》，原刊于《法学论坛》2023年第6期

作者：付本超，山东大学法学院研究员，司法实务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