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走过了11年的历程,正在从理论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对中国的对外关系和世界共赢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值此“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也已经被列为一级交叉学科。探索和开展“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区域国别学发展,需要更加深入地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总结过去11年的实践和理论,预测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国内外形势,谋划相关的战略和政策,努力建设自主知识体系,培养出更具实践自觉、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的复合型人才。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与人才培养在新形势下相辅相成,需要更加紧密互动。
一、建立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
第一,提高政治站位、悟透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作为中国学界成员,需要高远的政治站位。首先,要努力学习和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倡议重要论述的意义。面对世界之变、历史之变、时代之变,习近平总书记站高谋远、胸怀天下,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与现实、理念与行动、目标与路径、要求与方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论述,为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宏阔实践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导。其次,要深刻理解国家把区域国别学列为交叉学科的战略意义。区域国别学围绕国家战略发展和战略传播需求,服务于中国与世界各区域和国家的互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这种学科定位使得区域国别学在国家战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区域国别学为国家制定政策和开展各类涉外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和智力支撑。再次,要深刻研究在当前阶段提升“一带一路”和区域国别学科建设质量的目标,把基本政治理论和战略学界的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相结合,从而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第二,明确战略任务和坚持问题导向。区域国别学科需要服务于国家战略,这是中国学界的基本共识,但在“什么是国家战略”以及“如何服务国家战略”等问题上,还需深入研究和认真实践。 首先,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战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是中国的国家战略,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研究和区域国别学科根据自身的特点、特长和特色为之服务的最高目标。中国区域国别学界需要提高历史使命感,既要与举国上下共同投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更要发挥交叉学科融合发展的专业优势,为国为民咨政建言。其次,服务大国外交的国家战略。对于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界来说,至少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服务好国家的外交战略:一是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这一外交中心任务进行研究,重点是“三大全球倡议”。二是深入开展战略性研究。中国区域国别学界要想国家当下之所急、谋国家未来之所需,加强前瞻性、战略性和储备性研究。三是在全覆盖基础上提质升级。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校系统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已经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学界要与国家战略同步前进,有时还要提前进行,努力争取“第二次飞跃”。再次,服务国家战略的问题导向。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性问题和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在抓住主要矛盾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上做出应有的贡献:一是在参与实践中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中国的区域国别学要关注世界形势和参与国家外交外事活动,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反映实际情况和探索解决实际问题。二是提高理论自觉和实现理论创新。当前的国际形势非常严峻,各种现象复杂纷繁,区域国别学的教学和研究需要不断地在实践中提高理论意识和理论自觉,在可能的条件下还要进行理论创新。三是在咨政建言中助力国家解决问题。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界因其专业而负有特殊的任务和职责,需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积极做好咨政建言。
第三,加强学科建设和系好“首粒钮扣”。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国别学科既有重合、也有区别,例如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人才培养。上海要发扬主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重视学科建设的传统,在新形势下做好以下工作:其一,要优先建设面向重点区域、重点国家和重要国际组织的研究。上海要做到定位清晰、特色鲜明、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学科发展格局。早在2000年,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就被批准为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8年,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诞生,它是在教育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支持下,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举办和运营的协同研究平台。现在从全国来说,上海的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国别学科建设都是名列前茅的。其二,要抓紧硕博学位点的起步工作。要在2025年正式招生前挑选和搭建教学班子,出好“考卷”和推出“课程表”。在制订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的教学大纲时要着眼于交叉学科建设和五年及更远的奋斗目标。上海外国语大学是首批交叉学科博士点,需要发挥其示范和引领作用。其三,积极储备优秀人才。“一带一路”和区域国别人才要下“先手棋”,学界要向企业界学习,在人才引进、就业招工和学生挑选等方面跨前一步。
第四,夯实研究基础和拓展研究领域。与相对成熟的学科相比,区域国别学虽有后发劣势、也有后发优势。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区域国别研究重点要放在实用性、延伸性、综合性和理论性方面。首先就是要统筹规划和合理分工,上海原来的三个重点是远远不够的,要做好主要大国、周边国家、支点国家、关键小国、有特殊作用国家、周边及其延伸地区、重要国际组织等的研究、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 其次要深入研究和动态分析。今后五年或更长的时间里,还要深化研究沿线国家/地区与域外国家(如印度和美欧)的互动和催化。上海对“一带一路”及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在这方面树立了标杆,他在许多沿线国家进行了实地考察,还对直接有关和间接有关的国家(如美国)都有深入的研究。再次是团队精神和协同创新。上海学界要发扬团结合作精神,鼓励开展团队研究,跨单位、跨领域和跨地域等联合攻关,拓展专业和学术视野。在上海市内、国内和国际会议上开展合作课题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第五,话语体系建设和国际传播工作。当前,讨论语言和国际传播重要性的人很多,同时批评中国在话语体系和国际传播方面做得不够好的声音也不少。然而,真正投身于国际传播的学者并不多,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参加国际会议的人数也相对较少,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不尽如人意。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加强对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和“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研究和阐述,形成具有理论支撑、体系完善的表述方式和表达风格。其次,在宣传中国政策和作用时,必须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和互利共赢的原则,不能将其描述为单向的援助。例如,笔者最近参加了一个会议,会议中中国学者只强调了中国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帮助他国,这使得外国与会者感到不适。实际上,如果所在国家和人民不欢迎、不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在当地是无法长期存在的。目前,已有14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其中发展中国家和南方国家占多数。我们需要研究与他们共享的语言和思维模式,因此要对中国官方话语进行国际传播层面的二次开发和转换。再次,我们还要充分利用上海的优势。上海在建立中外学术研究机构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上海有三个“重大工程”:上海外国语大学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上海政法学院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以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孟加拉国达卡大学共建的中国研究中心。这三个项目都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关心下推进的,意义重大,需要继续发展。最后,我们需要提高国际议题策划和对外发声的能力,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国际传播人才。中国学界不应局限于书斋,自我欣赏研究成果,而应走出去,与国内及世界各国人民进行交流,在交流中深化研究。
第六,加强战略思维和培养战略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长远眼光,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现在国家战略科学家十分紧缺,上海对此应是当仁不让,多作和早作贡献。区域国别学要在供给侧上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不要再从概念到概念、从逻辑到逻辑地玩文字游戏。不是所有的研究和教学人才都可以成为战略学家,但上海学界要花大力气打好基础、创造条件和改善环境,需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学术耐心,但也要有“早期收获”的激励,团队合作在此就非常重要。同时还建议4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一般不要搞大战略研究,而是要先做好基础研究、专业研究和领域研究。
二、区域国别学学科的提质升级
当前,中国学界已经拥有一批战略问题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但还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提质升级:其一,用好已有人才。战略研究工作者“越陈越香”,资深外交官和资深专家学者们知识渊博、阅历丰富、思路成熟,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有些甚至还要“抢救型”重用。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施密特等国际著名战略大家的意见固然要听,但更要重视中国战略家的意见,因为双方的立场和落脚点很不一样。 笔者一直对自己的学生说,“你们要尽量引用中国人的文献,大量引用西方人的说法说到底还是学术自信不足的体现。”其二,着力培养中年战略家。仅有一线工作经历或光在书斋苦读都不能造就战略家,他们的成长和成就需要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中年学者年富力强,思想成熟又不乏敏感,基础较好且有发展空间,既能胜任艰苦的田野调查,又善于应对复杂的国际交流,他们是培养的重点。其三,精心培育青年后备战略家。青年学者代表未来,是与未来经济、科技、文化等有关专业的创造者和运用者。 各级领导要有服务精神,学术前辈要甘当人梯,青年学者自己更要努力,如此何愁中国的战略大家不会持续涌现。其四,发挥学术期刊的推动作用。上海的中文核心期刊数量仅次于北京,学术期刊要提高召开学术会议的频次,要发挥学术期刊的引导性和指导性作用,吸引并帮助学者们更好地开展研究。
区域国别学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富有重要使命,上海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重镇,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有影响力的。作为上海学者能够有幸参与其间而感到责任重大和使命光荣。从更加长远和广阔的视野看,上海的学者还要与国内同行共同在走向世界、示范世界和引领世界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章来源:原刊于《国际关系研究》2025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出处、作者信息及由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编排
作者: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