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琪等：海洋生态环境跨部门协同中技术治理的限度

尽管技术治理为推动海洋生态环境跨部门协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技术治理不是万能的，潜藏着许多治理风险。技术治理在实践中存在技术万能、技术替代、技术赋权、技术共享的多重幻象，因而要审慎对待技术治理效果，合理界定技术治理的功能及边界。

一、数据崇拜导致跨部门，协同决策瞄准偏误

偏误数据崇拜是极端数据主义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海洋生态环境跨部门协同难以回避的数字伦理问题。对数据的崇拜往往会将微妙的社会事实简化为数字符号，将复杂的现实社会关系简化为数据关系，用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代替事务先后相继、前因后果的关系，这往往无法还原真实的社会治理情境。特别是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并非单纯的自然环境问题，更是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单纯的数据分析并不能洞彻海洋生态环境问题的本质，反而易导致海洋生态环境跨部门协同决策瞄准偏误。数据崇拜导致海洋生态环境跨部门协同决策瞄准偏误的致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简化治理后的社会画像失真。数据崇拜追求以数字化、智能化为表征的去人格化，在“捕捉”“扫描”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画像时，复杂化的社会情境、多元化的行动主体、网络化的互动关系易被技术冠以不符合秩序之名而被压缩、删减，此时获取的数据不仅无法还原真实的具体情境，还可能造成对已失真的社会画像的再次误读。另一方面是对数据整合挖掘的能力有限。数据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只有将数据转化为显性的治理效能，数据才能真正成为实现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驱动力，其核心在于对数据的深度收集、整合、挖掘和使用。然而，囿于多种现实因素的约束，在实践中海洋生态环境数据收集的广度和深度往往是有限的，对数据的整合、挖掘和使用也往往是不完全的，这就导致数据价值并未被完全释放，有限的数据解读往往不能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境。在社会画像失真、数据解读能力有限的多重约束下，决策部门对海洋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把握往往偏离实际情况，从而导致海洋生态环境跨部门协同决策瞄准偏误。

二、技术理性造成跨部门，协同人本主义虚位

海洋生态环境跨部门协同的目的在于创造最大化的组织效益和社会效益，不断满足公众亲海需求，提升人民群众临海亲海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然而，技术治理遵循工具理性的治理逻辑，追求通过缜密的逻辑思维和精细的科学计算来实现效率或效用的最大化，由此推动公共行政走向“算法行政”，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理性的“人际秩序”逐渐为“机器秩序”所取代，人类的主体角色和理性价值逐渐被算法吞噬，其中潜藏着压缩公众表达话语空间的隐忧。人类在精神层面的思考自主性和学习处理问题的实践积极性被不断弱化，技术工具理性对人类情感和理性的替代，在一定程度上使人类的主体地位随着实践主体的迷离、情感基础的丧失和现实秩序的异化而逐渐弱化和模糊，导致海洋生态环境跨部门协同治理只讲“技术”不讲“情感”，曾经处于主导地位、事必躬亲的人日益沦为非核心的参与者与“旁观者”。同时，技术治理的工具理性主张赋予某学科或某领域的专家直接参与海洋生态环境决策的特权，依托以知识互补为特征的专家群体的“专家理性”能显著提高海洋生态环境决策的科学性和效率。然而，专家虽具有作为普通社会公众的身份属性，但同样具有置身于利益集团或私营部门的利益属性，这就使得个人利益和个人意志更容易凌驾于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之上，可能使海洋生态环境决策出现沦为技术精英主导的不利趋向，造成海洋生态环境跨部门协同治理中公共性的流失。

三、数字景观异化营造跨部门协同简单化

幻象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资本主义以电子政务、数字政府建设为契机逐渐渗透到海洋生态环境行政管理活动的诸多方面，通过制造和操纵贴近行政管理活动的可视化的符号、表象和情境等，构建出兼顾视觉吸引力和情绪感染力的数字景观。数字景观本身是无涉价值的，但数字资本主义以“获利”原则为取向嵌入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不可避免地导致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数字景观异化。具体到海洋生态环境跨部门协同实践中，这种异化体现为数字景观力图以引人入胜的图像、声音、视频和复杂叙事情境渲染“一网统管”“一屏统览”“一网通办”“一网协同”的美好场景，使人们在顺从数字景观的工作过程中，无意识地接受数字景观背后的价值理念，进而营造出只要应用更多、更好的数字技术就能轻易实现海洋生态环境跨部门协同的虚假幻象。不可否认的是，技术治理能够增加海洋生态环境跨部门协同治理的可治理性、理性化，但技术治理的作用却具有短暂性、临时性和易替代性等特征，稳定性、持续性与可靠性都有待实践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