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世界正经历着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 国际力量格局在此过程中发生深刻调整，全球南方国家群体凭借自身发展与合作努力，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领域的代表性与话语权显著提升，其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已然成为影响国际秩序演进方向、重塑国际格局形态的核心力量。 全球南方在治理理念、机制、规则等方面持续提供全球海洋公共产品，是全球海洋治理格局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动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公平公正参与全球治理的渴望
“全球南方”概念的历史演进来看，全球南方国家在冷战时期大都有着被殖民、被压迫的历史，形成了反殖民主义、反霸权主义的价值内核，长期追求国际关系中的独立自主与公平正义。 在后殖民主义视角下，全球南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海洋事务兼具重要性、复杂性与敏感性，而冷战结束后，国际海洋事务主导权与全球海洋治理话语权仍主要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掌控，他们在议题设置、资源分配、规则制定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国际海洋秩序与规则制定出现了权力失衡，大量中小国家难以成为全球海洋治理主体，被迫沦为“治理客体”。
全球南方对全球北方的霸权行径有着天然的反抗意识，坚决抵制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积极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迫切希望提升自身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和代表性。 同时，全球南方认为美西方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奉行“二元对立”等零和博弈思维与“逢强必霸”“非得即失”等狭隘逻辑，凭借自身强大实力恣意妄为，并未以客观理性的态度来正视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诉求。 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全球南方概念和叙事的话语体系虽客观上显示出南方和北方在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巨大差异，但随着全球南方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不断增强。 因此，全球南方国家希望现行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善治，全球海洋治理主体的各种海洋活动能够在国际法框架下有效运行。 他们不愿在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中沦为美西方的“附庸”，而是成为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维护者、建设者与贡献者。
二、国家硬实力与身份认同的不断增强
由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残酷剥削和压迫，全球南方国家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即便在实现独立自主后，全球南方仍坚决抵制外部干涉内政，反对任何形式的集团对抗和冷战思维。 在内外因素、独特历史遭遇、发展任务和战略利益的共同作用下，全球南方深知形成“集体身份认同”与“用一个声音讲话”的重要性，也因此形成了强烈的国家意识和自主意识。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与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全球权力重心逐渐向非西方国家转移，呈现“东升西降”和“南升北降”的发展态势。 全球南方国家硬实力的增强，不仅夯实了自身发展根基，更为其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全球南方在全球事务中作用凸显，对美西方“依附性”显著下降，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持续攀升，进而强烈呼吁改革现行国际海洋秩序和全球海洋治理机制，致使全球海洋权力格局出现新变化。
进入百年变局时代，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滞后性与局限性日益凸显，亟须进行变革以增强其有效性和公平性。 全球南方整体性崛起和全球权力结构深刻调整，为推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开辟了道路。 长期以来，美西方主导全球海洋治理进程，在规则制定中占据优势，导致全球南方参与度与代表性不足，利益诉求难以体现，使得治理过程缺乏公平性，效果不佳，现行体系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环境。 加之美西方常奉行双重标准，进一步暴露了该体系在治理理念、结构、制度与机制上的内在缺陷。 因此，全球南方积极反对美西方主导的治理模式，全力争取更充分、实质的参与权和发言权。 美西方试图通过援助、贸易优惠等手段拉拢分化全球南方国家，反而凸显了全球南方国际地位的提升。 在大国博弈中，作为相对中立的非西方力量，全球南方成为大国地缘政治争夺的焦点。 这不仅增强了其国际影响力，也激发了其提供更多国际海洋公共产品的能力与意愿，从而推动了全球海洋治理的“南方转向”。
三、应对全球海洋安全治理赤字的需要
安全是人类最基本需求，也是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 当下，地缘政治危机、国家间领土领海争端等安全难题冲击着既有的全球海洋安全治理体系，致使全球南方发展议程难以推进。 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在海洋空间领域的安全博弈日趋激烈，致使全球海洋安全治理陷入困境，治理赤字不断增大。 从地理层面界定，全球南方主要涵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大洋洲的国家，其中多数为沿海国家或小岛屿国家。 海洋安全不仅关系到这些国家生存、发展与安全，也是全球海洋治理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要素。 然而，当前全球海洋安全形势严峻：一方面，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分歧和矛盾导致在全球海洋安全治理领域的合作受阻。 随着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全球南方要求对既有海洋安全治理规则进行适当调整以便更好地参与全球海洋安全治理，但全球北方出于维护自身 “绝对主导” 地位的考量，不愿让渡权力，这种结构性矛盾极大地阻碍了双方合作，从而对海洋安全治理产生消极影响。 其次，传统与非传统海洋安全问题在内容、空间和时间上的相互交织提高了威胁强度，共同加剧了海洋安全的整体风险水平，致使国际海洋安全问题国内化、国内海洋安全问题国际化成为常态，二者之间的边界模糊化，非传统海洋安全问题在特定情境下甚至会转化为传统海洋安全问题。 这对国际社会的海洋安全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海洋安全治理既要有战略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思维，更亟须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开展有效合作。
层出不穷的海洋安全威胁以及现有海洋安全治理赤字，促使全球南方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但也反过来刺激了美西方对国际海洋事务和海洋安全治理体系“主导权”意识的上升。 美西方从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思维出发，奉行狭隘的传统安全观，反复强调“本国主权至上”和“本国利益优先”，导致海洋安全渐趋地缘政治化，致使全球海洋安全治理的大国政治色彩进一步加剧。 随着人类对海洋开发和利用的频率不断升级，海洋可持续发展风险加剧，海洋安全治理议题变得愈发重要且日益复杂，亟须国际社会开展长期、全面的合作。 面对交织叠加的新旧海洋安全问题，既有全球海洋安全治理体系显得力不从心，难以满足全球海洋治理实际需求。 在威斯特伐利亚体制之下，全球海洋治理话语权仍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但海洋安全问题具有长期性、跨国性、动态性等特点，决定了海洋安全治理需从全球层次考虑。 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海洋治理理念落后、治理结构民主性缺失以及治理机制碎片化，未能有效应对全球化的海洋安全问题与纷争。 全球南方需积极融入全球海洋治理进程，发挥更具建设性和引领性的作用，推动改善海洋治理中存在的不平等、不公平现象，填补治理赤字，构建更合理有效的全球海洋安全治理体系。
文章来源：节选自《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动力、影响及路径》，原刊于《南海学刊》2025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出处、作者信息及由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编排
作者：王磊，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硕士；褚晓琳，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