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国等：复合安全化驱动下的北极安全格局——七大趋势

一、军事安全化：从象征性存在到体系化建设

北约于2026年2月正式启动“北极哨兵”多域军事行动，由美国诺福克北约联合部队司令部统一指挥，整合成员国在北冰洋、巴伦支海及北欧沿海的空中、海上和情报资产。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 （Mark Rutte） 表示，“北极哨兵”将加强现有盟国行动与活动的协调。挪威博德市被确立为北约第三个联合空中作战中心的永久驻地，这是北极圈内首个固定空中指挥枢纽，负责北欧地区、波罗的海、北大西洋以及巴伦支海的空中作战调度。于2026年3月举行的“寒冷反应2026”联合军演，集结来自14个北约国家的约2.5万名军事人员，演习范围覆盖挪威和芬兰周边海域与陆地，演习首次系统性整合太空战、网络战等新兴作战领域以及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科目。俄罗斯方面持续强化北方舰队部署，约三分之二的海基二次核打击能力部署于以北方舰队为核心的北极方向。202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俄联邦政府修订《俄罗斯联邦北极国家政策基本原则》并研究将其执行期延长至 2050 年，明确提出必须保持部队作战潜力，以确保有效应对美国及其盟国的侵略行为。与此同时，美国在 2025年 《国家安全战略》 中明确将北极定位为战略竞争的关键地域，并与芬兰签署建造11艘具破冰能力的北极国安巡防舰协议，总额约61亿美元，首批4艘由芬兰船厂制造并预计 2028年起交付。从复合安全化的视角来看，北极军事力量部署的升级不仅是安全环境的直接变化，还通过威胁感知的传导效应引发其他维度的安全化响应。

二、俄罗斯外交转向：安全化驱动下的“双头鹰”调适与“全球南方”外交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对外战略重心加速向亚太倾斜。然而，这一“向东转”本质上是顺应全球权力重心东移的长期战略选择，同时服务于对冲西方压力、维护大国地位和拓展多元市场的复合目标。但“向东转”不等于“脱欧入亚”，俄罗斯的地缘重心、人口分布、工业基础与文化认同仍集中于欧洲部分。在北极问题上，俄罗斯一方面加强与中国的航道与能源合作——2025年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北极航道合作分委会第二次会议在哈尔滨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发展北方海航道运输的联合行动计划》；另一方面，俄罗斯也明确表示北极合作应秉持包容性原则，对域外国家持建设性开放态度，俄罗斯正将“全球南方”作为其北极战略的重要依托。于游 （2026） 指出，俄罗斯重塑身份叙事为“多极世界力量中心之一”，将“全球南方”从长期边缘化的外交对象提升为对外战略的优先方向［20］。俄罗斯通过核电合作、粮食外交和记忆外交，力图将“全球南方”打造为支撑其多极秩序愿景的地缘政治依托。从复合安全化角度分析，俄罗斯的策略本质上是在多向度安全压力下的平衡术：西方方向面临北约军事压力与经济制裁，东方方向则寻求战略纵深与合作伙伴，同时借助“全球南方”构建反霸权叙事合法性。这一定位决定中俄北极合作具备长期稳定的政治基础，但我国在合作布局中需保持韧性与弹性，避免形成单向刚性绑定。

三、北约的裂痕：从安全化共识到结构性分歧

俄乌冲突初期，西方舆论普遍认为北约被重新激活，联盟凝聚力达到了新的高度。然而，安全化所产生的“聚旗效应”具有明显的时效性——当共同威胁感知减弱时，联盟内部被暂时掩盖的利益分歧便会再度显现。美国要求北约成员国 2035 年前将防务开支提升至 GDP 的 5%，2025 年新版《国家安全战略》 明确转向“美国优先、西半球主导、欧洲减负”的战略框架，并将战略资源更多投向印太与西半球。更具冲击力的是格陵兰岛问题——美国领导人多次公开宣称必须控制格陵兰岛以保障国家安全，甚至不排除通过军事胁迫。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 （Mette Frederiksen） 明确表示，主权问题是不容谈判的“红线”。2026 年 3 月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的北欧—加拿大峰会上，丹麦首相再次公开表示，丹麦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完全不可接受的压力”。北约成员国战略方向上的分歧同样深刻：美国推动北约“亚太化”以围堵中国，而欧洲国家更关心周边安全与经济利益。从复合安全化的理论视角审视，这种裂痕本质上是安全化目标的不一致导致：美国的安全化议程以大国竞争为核心，欧洲的安全化关切则以周边安全与经济稳定为重心，两种安全逻辑的错位导致了联盟协调的困难。

四：“北约欧洲战略自主：复合安全化下的理念与实践张力

欧洲谋求“战略自主”已有多年。欧盟计划在2030年前建立不依赖美国的军事信息交换平台，试图降低对美安全依赖。但在安全实践中，欧洲仍高度依赖美国，尤其是对俄罗斯的战略防范。这种张力在北极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北欧国家在安全事务上深度嵌入北约框架；另一方面，在经济合作与北极治理上又强调主权自主。欧洲内部立场并非完全统一，德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欧主要国家在能源、经贸问题上对俄罗斯的态度更为务实。北欧国家则采取典型的双轨姿态：安全上深度依托北约，经济上寻求稳定合作，北极事务上坚持主权自主。俄欧关系当前虽处于低点，但基于能源、贸易和地缘稳定的共同利益，局势趋稳后存在较快缓和的可能性。从复合安全化的视角看，欧洲的战略困境体现了安全逻辑与经济逻辑之间的内在冲突：在安全层面需要与美国和北约保持同步，但经济上的对俄依赖和对华合作需求又要求其保持一定的战略自主性。

五：北欧—加拿大协调集团：安全化抱团与排他性治理

2025—2026年间，北欧五国先后更新了北极政策，基本取向高度一致。挪威外交部于2025年8月发布 《北方的挪威：新现实中的北极政策》（Norway in the High North—Arctic policy for a new reality），将国家安全、盟友合作和北部社区韧性置于政策中心。芬兰外交部于2025年11月发布《芬兰北极外交与安全政策》（Finland’s Arctic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标志着曾长期奉行中立政策的国家在北极事务中确立了以北约为核心的安全路线。瑞典在加入北约后，北部基地成为北约前沿中转与训练枢纽，与芬兰组建了“北极地面快速反应集群”，2025年 3月，瑞典提出国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030年增加到3.5%。大西洋理事会 （Atlantic Council） 2026年2月刊发的政策简报指出，瑞典正因加入北约后安全环境的变化，拟定新的北极战略，以更新其 2020年北极战略文件。丹麦自2026年初强化格陵兰军事部署，扩大军机、舰艇与巡逻力量。2026年3月15日，北欧五国与加拿大总理在奥斯陆举行首脑峰会并发表联合声明，承诺深化防务协同、联合军演与国防工业合作，支持北约加强在北极的存在、威慑与防御［25］。从复合安全化视角分析，北欧—加拿大集团的成型标志着安全化从“议题驱动”走向“身份驱动”。六国以“北极国家”的共同身份为基础，将域外国家的参与建构为“外部威胁”，从而实现集体安全化的闭环。对于域外国家而言，低敏感领域的合作窗口仍然有限开放，但涉及主权、安全、航道管辖权的高敏感议题已基本关闭。

六：航道管辖权体系：经济安全与制度安全的双重固化

北极航道的法律地位长期存在争议，但近年来的趋势是，北极国家正通过国内立法和行政措施“做实”管辖权，且该进程独立于国际法法理争论的最终走向。2022年8月1日，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根据总统普京指示宣布，将成立北方海航道管理总局。该机构作为联邦国家预算机构，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组建，统一行使审批、领航、监管等职权，包括发放和撤销航行许可证、提供破冰领航服务。其法律基础源于同年6月2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的联邦法律，该法将北方海航道的航运管理权集中授予俄原子能集团［。俄罗斯《北方海航道航行规则》进一步明确了强制使用俄破冰船和引航服务等条款。加拿大方面始终维持对西北航道的法律主张，坚持该航道属于内水，并通过强化空域、海域巡逻与管辖执法来落实主张。单体斌 （2025） 指出，俄罗斯与加拿大依据“历史性权利”和“直线基线法”主张北极航道为其内水，而美国、欧盟国家等则主张北极航道属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这种对立导致北极航道治理陷入“主权优先”与“航行自由”的二元困境。北极理事会停摆后，当前格局呈现中俄双边机制、北欧—加拿大六方协调与国际海事组织全球规则三轨并行的局面。从复合安全化的视角审视，航道管辖权的强化既服务于经济安全 （确保收益和控制权），也服务于制度安全 （巩固规则主导地位），两种逻辑相互强化、难以分割。

七：“蓝色圈地运动”：公海空间的系统性压缩

这一点可能比航道问题更具长远影响，但讨论尚不充分。北极国家正通过三种方式系统性地压缩公海与国际海底空间。第一，外大陆架划界竞争趋于白热化。俄罗斯、加拿大、丹麦均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延伸申请。如果相关主张全部获批，北冰洋国际海底区域将大幅缩减，非北极国家参与国际海底资源勘探与治理的制度空间将遭到严重挤压。第二，航道内水化争议持续激化。俄罗斯将北方海航道部分海峡主张为“历史性内水”，加拿大通过直线基线将西北航道主航段划入内水。美国虽口头坚持航行自由，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未采取有力反制措施。法律争议被搁置，但实际控制权持续向沿岸国倾斜。第三，斯瓦尔巴德群岛管辖权扩张。挪威以《斯匹茨卑尔根群岛条约》为基础，先划定渔业保护区，目前正推进“准专属经济区”管辖。我国2018年《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已明确主张在北冰洋公海享有科研、航行、飞越、捕鱼等权利，但上述三大动向的叠加使这些合法权利的行使面临日益严峻的制度性制约。从复合安全化的理论视角看，“蓝色圈地运动”是制度安全化的典型表现——北极国家通过规则建构和管辖权扩张，将公海空间“内水化”或“主权化”，从而实现对域外国家的制度性排斥。这种安全化策略不同于军事安全化的直接对抗性，而是通过法律和制度的渐进侵蚀来实现安全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