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和沿线各国积极努力下，“一带一路”建设取得超出预期的成就。期间，日本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认知发生了变化，从质疑、拒绝、模棱两可转向参与，进而寻求有限合作。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经营时间长，基础深厚。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 中日两国完全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 取得“三赢”或多赢成果。
在中国和沿线各国积极努力下，“一带一路”建设取得超出预期的成就。期间，日本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认知发生了变化，从质疑、拒绝、模棱两可转向参与，进而寻求有限合作。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经营时间长，基础深厚。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 中日两国完全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 取得“三赢”或多赢成果。
一、日本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认知变化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日本无心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多数政客和右翼学者对此不屑一顾，甚至采取排斥态度，认知也多曲解为中国企图转移过剩产能、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冲TPP、塑造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等。可见，日本将“一带一路”建设视为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对外经济战略，认为是中国牵制美国霸权行径同时与日本展开经济竞争的工具，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顺利展开，日本政府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
日本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认知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处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英文缩写AIIB, 以下简称“亚投行”) 的问题上。亚投行筹建时期，日本坚定追随美国政策，将亚投行视为美日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 (英文缩写ADB, 以下简称“亚开行”) 的竞争对手。从常理上讲， 日本是域内国家, 亚投行的成立一定会为其带来利益，但日本迫于美国压力不敢加入，加之日本自身也不愿加入，因此对亚投行采取抵制态度。不仅如此，日本媒体常发表一些奇谈怪论， 对亚投行能否遵守国际规则、国际标准、环境标准以及透明度等提出质疑。然而，随着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和韩国的加入，美国的强硬态度发生转变，日本的态度也随之变化。日本开始推动亚开行和亚投行的合作。目前, 两行之间已有具体合作项目。
除了对亚投行态度发生变化外，从2017年上半年开始, 日本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态度也发生明显转变，更多是谈论“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方面，从模棱两可转向积极参与。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在2017年5月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时曾说明日本国内的认知，并提出希望能够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积极合作。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日本对“一带一路”建设从怀疑、消极应对走向正面关注、积极参与的转折点。此后,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如果条件成熟， 将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进行合作，期待双方在“一带一路”投资的开放性、透明性、经济性、财政健全性等方面取得共识， 对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2017年11月14日，在日本APEC首脑会议记者会上， 安倍首相回应日本如何与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及第三国合作的提问时称，对于在第三国的经济合作，最重要的是基于规则建立自由开放的双赢关系，在此基础上寻求对两国企业及对象国发展有益的合作方式。
从安倍及其他政界人物的表态来看， 日本希望的初步合作形式是加入亚投行并与中国开展第三方国家经济合作。日方还表示可以参与“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多边经济合作， 但不能参与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同时，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有条件的，即必须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遵守现有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不难看出， 日本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所保留，尚在观望，表面上对合作机制的开放性、透明性和公平性有所质疑， 实则想为先前的拒绝态度寻找借口。
日本商界人士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伊始就较为关注，且抱有矛盾的心态。有相当一部分人担心“一带一路”倡议不利于日本经济发展，特别是担心中国会加强与日本在东南亚、中亚等日方传统优势市场的竞争。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逐步带来实际好处，日本商界更希望能够搭上“一带一路”建设的顺风车， 所以敦促政府尽快与中国商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呼声日益高涨。自2015年以来， 日中经济协会、经团联和日本国际贸促会三团体组织的日本企业家访华代表团，每年来访都提及中日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的合作。2017年11月访华时表现更为积极， 许多日本企业家已经开始与中国合作伙伴商谈有关“一带一路”建设对接合作的具体事宜。
日本学界最初对“一带一路”倡议关注度不高, 且负面解读较多， 对“一带一路”建设前景并不看好， 这主要是从对日本构成的挑战, 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困难和缺陷等角度分析的结果。但近段时间，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影响力扩大和政府重视，日本研究机构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关注度迅速提升，视角也更加多元化， 已开始探讨日本如何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如何融入和参与的问题，做正面分析和解读的论著数量明显上升。一些学者还自发成立了日本“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对“一带一路”建设进行跟踪研究。
目前，日本媒体对“一带一路”建设方面的报道基调虽无重大改变， 但已呈现向好趋势。特别是自李克强总理访日以来，关于“一带一路”建设方面的报道总量和正面报道数量明显增加。然而，日本右翼媒体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攻击并没有停止，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曾盛行于日本的“中国崩溃论”已经崩溃，但所谓“中国霸权论”又粉墨登场，这可能加重日本民众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误解和疑虑。
二、日本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认知变化原因分析
2017年以来，日本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认知迅速变化, 是国际及国内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日本担心失去中国市场。自2010年GDP被中国赶超以来，日方心态一直难以平衡。日方心理失落与战略焦虑相互交织成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2012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通过实施供给侧改革，保持了中高速增长速度。2017年，中国GDP增长率高达6.9%, 超出预期，结束了经济增长徘徊局面，稳中有进成为新常态，向好发展势不可挡。2017年中国GDP总量是日本的2.5倍， 日本不得不面对现实。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已超过30%，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更是举足轻重。中日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比重一直在20%以上。巨大的中国市场对日本企业来说具有巨大吸引力。改善对华关系是日本国内经济持续复苏的基本保证，而与中国交恶，舍弃中国市场无异于“自杀”。
第二，“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超出预期, 日本担心错失良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日本曾千方百计予以抵制。例如，2015年5月，日本承诺为亚洲提供11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基金。2016年，日本拉拢美、印、澳等国推出所谓“开放的印太战略”，但由于意识形态色彩浓厚难成气候。日本力推的“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英文缩写CPTPP) 由于美国不参与，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有限。此前，安倍政府孤立和牵制中国的策略可以说归于失败， 继续推进显然徒劳无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沿线各国纷纷响应，并且与本国的经济战略对接，早期收获初现。韩国作为东北亚地区国家，先行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 顺利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再加上美国对“一带一路”建设态度的转变， 使日本战略压力增大，担心自己被边缘化。“中欧班列”顺利开通并不断增开， “一带一路”建设充满生机，日本担心错失良机。
第三，无视日本的利益诉求。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安倍不顾外交常理，迫不及待前去拜见， 试图说服美国能够留在TPP。然而，特朗普上台三天后即宣布退出TPP， 这无疑是对日本的致命一击。不仅如此，特朗普还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兴趣。安倍竭力讨好特朗普，而得到的却是冷落。2017年美国总统访华后， 中美政治关系趋于稳定。美国在朝核问题上寻求与中国合作，得到中国政府的积极回应。在中国、韩国的积极努力下，朝美首脑实现历史性会晤。在朝核问题一系列戏剧性变化过程中，日本完全被边缘化了。安倍政府担心再次出现“越顶外交”，被美国冷落，因此与中国接近成为其必然选项。
第四，日本在朝核问题上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前一段时间， 日本面临的一个重大安全问题就是朝核问题。近年，朝鲜多次试射导弹，导弹曾飞越日本上空，这被日本视为极大的安全威胁。因此，应对朝核问题成为日本关注的重点。日本深知， 一旦朝鲜半岛发生战事，很可能波及自身。为避免最坏事态的发生，日本需要与中国合作。美朝首脑新加坡会谈结束后，朝核问题虽然得以缓和，但还存在诸多变数。朝核问题仍然是日本的安全关切。对日本来说， 加强同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有利于缓和来自朝鲜的威胁。
第五，日本政治现实需要。修宪是安倍的政治夙愿。2018新年伊始，他表示将在其任内的2020年前后实现修宪目标。然而修宪并非易事， 民调显示，有近6成的日本国民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大多数国民更关心社会保障、经济以及财政等问题。因此，如何维持和保障经济持续复苏，是安倍政府得以巩固的重要条件，更是修宪的民意基础。第二次安倍内阁上台以来，经济复苏小有起色。所谓“安倍经济学景气”到2018年5月已经持续了66个月，这已成为安倍维持较高支持率的重要支撑。继续保持经济景气， 是安倍政府头等大事。因此，日本加强同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合作至关重要。日本国内已有许多人指责安倍，由于战略误判错过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好时期，如果不亡羊补牢，则会再次错失机遇，甚至可能导致日本经济景气趋势扭转，修宪夙愿将化为泡影。若经济重蹈低迷和萧条的覆辙，则自民党的执政基础会受到冲击。
第六，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日本加强与欧亚大陆联通的需要。日本十分重视与欧洲的经济关系。2017年7月，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英文缩写EPA) 谈判达成了框架性协议，并计划于2019年生效，这预示着横跨欧亚大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即将诞生。但由于日本是岛屿国家，与欧亚大陆之间贸易通道不顺畅，成为日欧经济交往的瓶颈。在欧亚大陆，“一带一路”建设布局渐趋完善。日本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跨境合作方式，可有效解决发展难题。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有利于日本打破孤悬海上的地理局限, 减少参与大陆国家合作的经济成本，增强其经济辐射能力。
三、未来走向与几点思考
尽管中日关系改善的道路上还布满荆棘，安倍政府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但日本对“一带一路”建设认知的积极变化是好事。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沿线国家与地区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有利于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实现。
(一) 对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走向的基本判断
虽然现在还很难对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走向做出准确判断，但从现实状况和已掌握的信息分析，可做出初步判断。通过总结日本对“一带一路”建设认知从消极转为积极的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规律，我们可在一定程度上判断其未来走向。
第一，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态势还会持续下去。“十九大”报告已经明确“分两步走”的宏伟目标，将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的过程中，中产阶层会进一步扩大，中国市场吸引力会越来越大。
第二，在开放包容、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理念下，通过沿线各国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早期收获硕果累累， 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域外国家也纷纷搭乘顺风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融合越来越紧密，大家都在合作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合作事业方兴未艾，前途无量。
第三，特朗普上台后改变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使中美政治关系趋于缓和。虽然目前美国大搞贸易保护主义，推行单边主义路线，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但可以相信双方通过谈判和协商总能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不至于对中美双边政治关系造成太大影响。中美贸易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中日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如:产生贸易转移，扩大中日贸易规模，促进两国相互投资等。只要中美政治关系不出现严重恶化，就不会对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产生太大影响。
第四，中日关系逐步改善。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出席了在日本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实现了新时代的“破冰之旅”， 这标志中日关系在改善的进程中又上了一个台阶。据悉，安倍首相计划在年内率领300多家企业的企业家来华访问，具体落实两国企业共同开辟第三方市场的对接工作。当然，安倍首相能否顺利闯过2018年9月20日自民党总裁选举难关，获得连任，仍存很大变数。此外，今后“印太战略”和CPTPP以及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因素还会带来一些负面作用，但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日本继续积极应对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可能性会更大。
(二) 几点思考
目前，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已具备一定理念基础、经济基础和民意基础。随着中日关系逐步改善，日本企业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会更加迫切。我方应顺势而为，积极推动。
第一，做好对日宣传工作，讲好“一带一路”故事，明确“一带一路”倡议的定位和目标。在宣传中强调“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平台的开放性、透明性和规范性，释放一些善意，以促进习近平主席在越南岘港会见安倍首相时提出的“推动中日‘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尽早落地”目标的实现。
第二，积极推动日本加入亚投行。日本有长期经营国际金融机构的经验，同时在技术、资金方面具有较大优势，该国加入可进一步扩大亚投行的实力与影响。亚洲各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缺口巨大，中日合作可以做到优势互补，充实两国金融合作形式，扩大融资渠道，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多资金和技术支持。目前，亚投行和美日主导的亚开行已经开始合作，期待合作进一步扩大和深化。
第三，加强中日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取得“三赢”效果。中日企业携手开拓第三方市场早已具备良好基础。李克强总理访日期间，两国政府已就此签署了合作备忘录。除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外，中日两国在能源、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等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潜力也非常大。
第四，继续推动中日关系改善, 为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创造条件。2018年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首脑外交在中日关系中将发挥关键性作用。中国总理已经访日，年内可能实现日本首相访华, 明年可能实现习近平主席访日，届时中日关系将进入新阶段。另外，中日民间交往也十分重要，双方应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媒体合作、青少年交流等双边和多边合作，继续为“一带一路”合作夯实民意基础。
第五，加强中日两国现有的经济合作。李克强总理访日前夕，“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已经重启。2017年至2018年上半年，中日经贸关系出现全面恢复。我们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持这种良好势头。在当前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形势下，扩大中日贸易具有重要意义。今后，我们应结合“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各项目标，加强与日本在现代制造业、生态建设、节能环保的新能源、医疗养老、旅游服务等领域合作。中日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两国合作的基础，基础坚固才能做到行稳致远。
文章来源：东北亚学刊
作者：张季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