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强化统一领导、顶层设计、改革创新和重大项目落实，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作为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重要手段，已得到中央高度重视。
一、专业化分工规律
专业化分工是现代科技和工业发展的根本规律之一。“古典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指出：生产分工将会促进经济发展，因为生产分工具有三项明显的优点：1、可以培养和发展生产者的技能；2、可以节约由于工作变化而损失的时间；3、有利于从事专项作业的劳动者改良工具和发明机械；4、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必然专业分工会越充分。而在其后的工业发展史上，基本证明了亚当•斯密的论断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推进也确实促进了生产率提升和工业文明的进步，造就了当今世界科技和工业的繁荣。深刻认识这一过程，有助于更深刻的理解实现“专业化”发展“对于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回顾人类工业发展历程，专业化分工也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过程：
横向专业化过程：分工是伴随劳动生产和商业交换而出现的，因为有了分工的出现，人类的商业活动才日渐繁荣。而早期的分工是以大行业的分工开始，并逐步根据专业技术进步和提升而逐步细化的。在工业革命后，随着机器在工业生产的广泛使用，西方工业国家的工业分工愈来愈细，工业专业化也日趋明显。到19世纪60年代，生产日益集中，辛迪加、托拉斯等行业垄断组织出现，进一步加速了这些国家的专业化的发展。美国在20世纪初出现了以船舶、汽车和矿山机械和其它生产机械等为对象的专业化企业，这时很多专业化工业企业也是行业龙头企业。这是因为，在工业化初期，工业产品比较简单，工艺流程并不复杂，专业协作范围也比较有限。行业分工会进一步向部门专业化、产品专业化发展，其特征是以产品为对象，一个企业只生产、装配品种相同或工艺相近的少数几种产品。
纵向专业化过程：伴随规模生产模式的日趋成熟和工业产品复杂程度的提升，行业企业内部进一步分工、分离。专业分工发展到零部件专业化、工艺专业化阶段，从而进入到纵向专业化发展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产品专业厂已过渡为主机厂或组装厂，即一个厂主要只承担这种产品的装配和完成少量的工艺加工及关键零部件的制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零部件专业化和工艺专业化基本定型。零部件专业化是产品专业化的继续和发展，其特点是以产品的零部件为对象，一个企业只生产整个产品中的某一种或几种零部件。工艺专业化。是将产品专业化工厂和零部件专业化工厂中的同类工艺集中起来，组织专业化生产，一个企业只完成产品的部分工艺和某些工序。此外，这一阶段，生产型服务业也独立出来，作为独立企业进行专业化发展。在纵向分工模式下，企业内部加工链的长度不断缩短，大量零部件开始由其它专业化配套企业供给。专业化配套机制由企业集团内部，逐步向企业之间过渡。专业化的配套企业大量涌现，专业化分工更加复杂。这一阶段，同处于配套地位的企业，仍根据各自专业领域的不同，有着不同的横向分工。同时，配套企业间的纵向分工也更加细化，逐步发展出系承包商、子系统承包商、零部件供应商，共同构成的产业链配套的金字塔结构。
专业化整合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战是人类科技工业能力快速发展的时期，工业产品的技术复杂性和专业领域广泛性快速提升。任何一家企业都无法独立面对全部技术专业领域技术迫切提升的挑战。因此，使得处于配套地位的专业化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价值和作用得以加强。同时，各国政府对于行业托拉斯的危害开始形成共识，反垄断法在资本主义世界迅速普及。一些曾立足于自我配套的行业巨头也意识到行业化发展的弊端，开始大量抛售处于配套地位的专业化企业。在此环境下，一些具备核心技术能力的专业化企业，以专业技术和工艺想通性为原则，通过跨行业扩张，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并通过市场竞争在产业链中实现地位和价值的提升。这一过程总体来说是在纵向分工下的横向整合过程，使专业化企业可以摆脱行业产业链位置限制而发展壮大的关键过程，在工业化后期日趋明显。但这是一个在传统产业经济研究中被忽视的过程。
综上所述，专业化是工业的先进组织形式，企业实现专业化发展可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和技术发展优势，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管理水平，有利于更快地开发技术，发展新产品，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无论横向分工还是纵向分工都是工业文明发展的规律性现象，一般来说，产品所涉及技术越广泛横向分工就会越多，而产品工艺流程越复杂、零部件构成越复杂，纵向分工层级就会越多。而一直被忽视的专业化整合过程则为处于纵向分工底层，受分工过细而限制的专业化企业提供了成长之路，使其可以通过跨行业发展，扩大企业规模，提升产业链价值和行业影响力，起到了平衡产业链顶端集成企业和基层配套企业的关键作用。这也是市场机制下资源配置的必然结果。
而如果缺乏这一专业化整合过程，甚至将处于纵向分工底层的专业化企业人为划入行业管理体制就会破坏逐级配套的市场机制，阻碍行业内纵向分工科学有序形成。更有甚者，这种行业化发展体制会阻绝专业化融合之路，严重遏制专业化企业发展。最为关键的是，由于行业企业内部配套机制是一种回避市场竞争的利益分配机制，会在价值导向上，使配套企业放弃专业发展而以巩固利益联系作为企业立足之本。
美国詹姆斯 P.沃麦克等人在《改变世界的机器》一书中指出：正是由于美国汽车产业肥水不外流的传统，导致其汽车产品在与日本产品竞争时处于劣势地位。当时，丰田汽车的自制成本占到总成本的27%，外购则高达73%；而通用汽车差不多正好相反，自制成本占到总成本将近70%。通用汽车旗下多个为其提供零部件的子公司，在通用汽车自我配套的保护下，由于缺乏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不思进取，成为通用汽车沉重的包袱，并对通用汽车产品市场优势形成较大的拖累。通用汽车2009年沦落破产边缘很大程度上败在因社会化分工不足而带来的机构臃肿和冗员成本负担上。
而在我国类似现象更为明显，目前我国已是汽车第一大消费国与生产国，产销量连续十年排名全球第一，但尚不能完全摆脱主流车型引进和关键零部件进口的发展模式。国家多次对于民族汽车工业的扶持举措，最终都收效甚微。而对比我国与美日等国家汽车产业可以发现，缺乏成熟的专业化配套体系支撑正是关键所在。目前，我国从事汽车零部件企业数量超过10万家，显著特征是小而散。其中年产值达到2000万以上的企业数量超过1万家。这其中，小型企业占62%，中型企业25%，大型零部件企业仅占9%，大型企业尤其是中资的专业化零部件企业数量少。这种现状必然使企业陷于低端无序竞争、高端能力不足的尴尬境地无力自拔。而如果我国主要汽配领域都远远落后于其它国家，我国整车制造又怎么可能取得领先地位？
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我国在纺织、家电等轻工业领域迅速崛起，一些企业在与国外企业的激烈竞争中取得了领先地位。但在传统机械工业领域特别是复杂装备制造业领域除了高铁等我国基本控制市场的领域外，尚很难有企业参与国际先进水平竞争。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专业化配套企业能力不足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我国当前发展方式转化、供给侧改革等诸多战略的实现。而这一现象的发生与我国历史上对以国防科技工业为代表的科技工业管理体制有着紧密的关系。
二、我国科技工业管理历程回顾与反思
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伴随新中国建立，建立之初时，国家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基本没有复杂机械装备的设计生产能力，只能做些维修、改造工作。为了振兴国家机械工业，在前苏联的帮助下“一五”期间一些重大工业项目先后上马，为保证这些项目成功建设，国家于1952年先后成立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其职能分工为：一机部负责民用机械、电信、船舶，二机部负责兵器、坦克、航空工业。实现了军、民工业的简单分工管理。此后，伴随苏联的援建项目和我国五年计划的实施，我国机械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领域快速发展，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我国国防工业能力显著增强，以国防机械工业为主导的国家重工业体系架构基本建立。因此在1960年从一机部拆分出三机部后，1963年又先后从三机部拆出四机部、五机部和六机部。1964年以国防部五院为基础增设第七机械工业部。七大机械工业部分别主管民用机电、原子能、航空工业、无线电工业、兵器工业、造船工业、航天工业。至此，我国民用机电工业+国防工业的“1+6”模式基本确立。此后，虽然小有调整，但这种管理模式基本延续到改革开放后。1982年后，各机械工业部纷纷改名改制：一机部改为机械工业部；二机部改为核工业部；三机部改为航空工业部；四机部改为电子工业部；五机部改为兵器工业部；六机部改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七机部改为航天工业部。到1993年，这些工业部门基本转变为以“工业总公司”为名的企业集团。1997年为了引入内部竞争机制，五大军工集团均一分为二，形成了军工十大集团公司。后来又加上中国电科、中国电子两大集团，号称十二大军工集团。这些军工集团是当前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主体单位，也是典型的行业化企业组织。
可以看到，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目前采取的“行业化”发展体制，是一种形成于上世纪六十年中期之前的基于行政管理需要的管理体制。在建国初期，我国工业能力薄弱时期建立的工业行业化发展模式，其初衷应该是为了行政管控方便，而非企业发展。虽然这种“行业化”发展模式与我国当时的国情和国防建设需求是基本匹配的，但当时的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对于“专业化”发展趋势也是有清晰认识的。周恩来总理一九五六年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在一个工业区或者一个工业城市内，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和可能，统一组织某些锻件、铸件和标准件的专业生产。在推进工业生产专业化的过程中，应该防止产品种类减少的偏向”、“随着工业生产逐步地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协作任务也就越加繁重和越加复杂。这就必须进一步纠正那种只愿单干不愿协作的思想。凡是必须协作和可以协作的企业，应该在年度计划中规定具体的协作任务和订立协作合同。”可以说，这些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发展理念。正因为，有老一辈领导人这些先进的理念指导，我国国防工业建设初期确实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成就，大幅提升了国防实力，有效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政策，并奠定了我国重工业的基础。但是非常遗憾，此后五十余年，虽然也屡经调整，但这些调整不但没有摆脱日渐落后的行业化发展模式，反而逐步加强了行业内利益联系。管理体制由早期综合性国家机关调整为行业国家机关进而发展为行业企业集团，集团内企业利益关系日益紧密。逐步忘却了老一辈革命家组国家科技工业体系时的初心，形成了一种世界独有的人为行业分工的国家科技工业发展模式。现在看来，这种发展方式自然会对我国武器装备发展造成诸多不利影响，从早期的“五性”问题，到逐步暴露出来的武器装备发展脱离实战需求等。即使习总书记明确提出武器装备发展要“实战牵引”、“体系论证”的具体要求后，目前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仍不能摆脱以指标评价取代实战需求的传统武器装备发展模式。
三、实现“专业化”发展方式是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与能力体系的关键
综上所述，由于人为坚持行业分工，导致我国技术工业领域很多专业化企业不能健康成长。这不只是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体制弊端，也严重制约了以高端装备制造业为代表的民用技术装备产业发展，成为我国国家科技工业体系建设之殇。要破解这一问题，必须深刻认识和领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强化统一领导、顶层设计、改革创新和重大项目落实，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这一论断高屋建瓴，在直指问题本源的同时，也清晰指出了出路所在，指出了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发展的必然方向。那就是打破行业分工的传统军工发展模式，甚至要打破军民工业分工，废除掉封闭落后的军工行业自我配套发展模式，通过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以“专业化”发展体制为基础形成一体化的国家科技工业体系，进而促进“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构建形成。
这需要各行业化军工集团放宽对基层专业化企业的管理，专注发展武器装备主业，企业集团逐步变行政管理为资本管理，积极开展与地方资本、社会资本、民营资本的合资合作，推进专业化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专业化整合，支持核心技术人员持股。同时积极投资人工智能等军民融合新兴技术领域，扩大资源覆盖范围和行业影响力，由行业化行政管控企业集团向资源管控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转变。
也需要地方政府政府积极作为，将实现专业化发展作为地方贯彻军民融合战略的核心工作，积极推进专业化企业整合重组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将各地基于专业化分工的产业协调发展作为区域协调战略的主要组要部分和重要推动力量
更需要各国家机关做好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完善政策法规，强化顶层设计，构建公平公正，市场竞争的技术工业发展环境。国家科研项目和军方科技项目坚持采取招标制、必选制，充分开展竞争；坚持同等能力，同等待遇，不以企业性质和人员身份作为选择研制单位的评价标准。能力建设由补短变扶强，帮助赢得市场竞争的企业迅速做大，尽快参与本专业国际先进领域竞争。同时要强化对技术和工业能力的评估评价能力，完善和提升基于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能力。
综上所述，“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首先是要打开军工行业壁垒，融合统筹军民用科技工业资源，构建基于专业化发展模式和市场竞争机制的国家科技工业体系，这需要国家和军队管理机关、各军工集团、地方政府、各类科技工业企事业单位共同做出调整和改变。
文章来源：国防科技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