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海权国家，美国向来注重地缘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地缘政治目标就是控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防止欧亚大陆这块人类文明发源地兼资源最为丰富的地缘政治板块出现一个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作为除美国之外仅有的两个洲际型国家，中国和俄罗斯被美国认为是具备了对其霸权构成挑战的潜力和实力。为此，美国在欧洲推行北约东扩,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在亚洲，美国出台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从海洋方向围堵中国。但是，由于美国远离欧亚大陆的地理事实和世界范围内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亚太再平衡”战略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失败，因而无法满足美国遏制中国的需要。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又提出了“印太战略”，试图在更大范围内和战略纵深地带遏制中国，阻止中国发展成为海权强国——尽管中国是海上公共安全产品的提供者而非秩序破坏者。然而，这个规模宏大且不合时宜的地缘战略在推行的过程中必将面临许多障碍和困境，本文就此问题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1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的背景和举措
早在1992年3月（也就是苏联解体刚刚三个月之后），美国国防部出炉了一份战略报告，展示出一个大胆的新设想：“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防止新对手的再次出现，不管这个对手是前苏联领土上的国家还是其他国家……。这……要求我们敢于阻挠任何敌对力量，别让它们去占领那些资源充足且可以为全球供给能源的地区。这些地区包括西欧、东亚、前苏联国家和东南亚。”在该设想的指导下，美国开始在地缘政治棋局上纵横捭阖：先是推行北约东扩，然后借助伊拉克战争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再然后是强化美日军事同盟，等等。上述战略举措无一不是在宣示美国在热点地区的军事存在和主导地位。
2012年1月，美国防部发布战略指南文件——《持续保持美国的全球影响力：21世纪防务的优先任务》，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进一步要求美国要加强在太平洋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力量部署，以有效应对地区强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威胁。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着眼于谋取更大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以及强化对广阔海洋空间的掌控权。然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使“亚太再平衡”战略不再符合美国的战略需要。
首先，印度洋地位越发凸显起来。近年来印度洋已经取代大西洋成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具战略意义的贸易走廊，承载着全球2/3的石油运输量和1/3的散货运输量。印度洋战略地位的提升，将影响该地区资源的分配和利益的争夺，同时也意味着各国不得不在该地区进行海上安全竞争或合作。
其次，中国海上军事力量在快速发展。随着中国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尤其是远海机动作战力量的逐步形成，中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公海上执行任务已成为常态，其舰艇编队通过日本群岛中间的宫古水道或海峡进出西太平洋也越发频繁。这使得美国认为仅凭西太联盟体系已经无法将中国遏制在第一岛链内，需要更多的力量一起共同应对这一挑战。
再次，美国自身的地区影响力在逐渐下降。在小布什和奥巴马两届政府时期，由于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国为遂行反恐任务而投入了大量的战略资源，同时又受到中东局势影响和“伊斯兰国”恐怖势力牵制而无法完全顾及亚太事务，使得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逐渐下降。为此，美国认为维持现有的防务联盟，创造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是美国安全战略的核心要素。
最后，印太地区国家的战略空间在不断拓展。一是印度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东向”战略后，逐步由“向东看”向“向东干”，其海军进入西太平洋的步伐明显加快；二是日本近年来不断加强与印度的安全和经济伙伴关系，准备扩建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并提出了“两洋合流”概念；三是澳大利亚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同时也是为了显示其“中等强国”地位，积极推动建立多边安全联盟体系；四是韩国也在努力发展远洋能力以谋求进入印度洋海域，借此扩大韩国的地区影响力。显然，印太地区国家战略空间的拓展，为美国的战略介入和遏制中国提供了机会。
2010年10月28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发表题为《美国对亚太的介入》的演讲，第一次使用了“印太”概念。2011年7月，希拉里鼓励印度变“东望”政策为“东进”政策，亮出了利用印度制衡中国的底牌。11月，希拉里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美国的亚洲世纪》，提出：“从印度次大陆到美国西海岸的亚太，已经成为全球政治的关键引擎。这一地区跨越两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日益因航运和战略而相联系。”同月，美国传统基金会、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与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联合发表题为《共同的目标与趋同的利益：美、澳、印在印太地区的合作计划》的研究报告，这也成为“印太”概念被美、澳、印三国学界普遍认可的标志。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出台《国防战略指针》，其中提到：“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利益，与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延伸到印度洋与南亚的这一弧形地带的形势，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2013年4月，时任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海军上将塞缪尔·洛克利尔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详细陈述了“印度—亚洲—太平洋”区域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同时还谈到了美国在“亚太再平衡”战略框架下已经采取和将要采取的战略步骤。7月，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印度和新加坡时，宣称美国将“印太”看作亚洲未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基于白宫档案进行的统计表明，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战略中有537次提到“亚太”，6次提到“印太”。2017年10月，时任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SIS）的演讲中声称，“世界的重心正在向印度洋—太平洋的中心转移。美国和印度——有着我们共同的和平、安全、航行自由和自由开放的架构的目标——必须成为印度—太平洋的东方和西方灯塔。”
与此同时美国还通过建立印太司令部、加强伙伴国关系、构建“美日澳印”安全合作机制和建立起有利于美国的地区经济关系等手段，为“印太战略”注入实质性内容，军事色彩越来越浓厚。可以说，这是一个具有复合型特征的地缘政治战略。
2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的意图及其特点
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曾宣称，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能为全人类带来繁荣和安全。为此,美国将加强在印太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与联盟和伙伴联手建立网络化的安全体系，以慑止“侵略”，维护稳定，确保进出公域的“自由”。同时，美国还将与该地区的重要国家建立双边和多边安全关系，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但是，美国的意图远非如此。
“印太战略”是一个军事色彩非常浓厚的地缘政治战略，美国推行该战略的主要动机有三个：
一是从更大的视野谋划遏制中国战略空间的拓展。长期以来，双边联盟体系是美国支撑其西太地区安全战略的重要支柱，但美国盟友之间缺乏深层次的安全纽带。随着美军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的下降，这种“轴辐”式的联盟体系已经不足以维持美国在本地区的安全利益。这就要求美国从更大的视野加以谋划布局，以有效遏制中国崛起。为此，将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把一个积极的日本、崛起的印度和有着特殊地理位置的澳大利亚联合起来，在阻止中国突破太平洋岛链的同时，防范中国向印度洋拓展战略空间。这实际上是中美海权矛盾的一种体现。
二是从更宽的范围构筑围堵中国的栅栏。美国对中国的海上力量进入印度洋一直持疑虑态度，认为印度洋一直是美军太平洋总部辖区的一部分，美国及其盟国在印度洋的许多地方都拥有军事基地。美国希望印度有足够的意志和能力在印度洋制衡中国，以减轻美国维护印度洋安全的负担，同时还可以让美国在西太平洋部署更多的军事力量来维持其在该地区的军事优势。为此，美国在积极支持印度成为印度洋地区安全提供者的同时，还邀请它参加美、日、澳联合军事演习，以便构建四国合作机制，制衡中国在该地区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三是从更广的空间优化美国战略力量的部署。从战略上看，印度洋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外线，西太平洋则是美军在印度洋的战略支撑。为了优化在印太地区海上力量的战略部署，美军逐步缩小在中东和欧洲地区的兵力规模，不断强化关岛军事基地的兵力部署，并对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进行升级改造。此外，美军还加强在澳大利亚和菲律宾轮换部署的力度，缩短其进入南海的时间，以有效监控中国在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海上活动。
基于美国制定的政策和采取的措施，“印太战略”目前已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指向性非常明确。马蒂斯在阐释“印太战略”时公开宣称：印太地区正在展开自由和专制两种世界秩序观点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该地区从印度西海岸一直延伸到美国西部海岸，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活跃的地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利益可以追溯到其建国的初期。尽管美国寻求继续与中国进行合作，但中国正在利用经济上的“诱惑”和“惩罚”、施加影响的行动以及潜在的“军事威胁”来让其他国家听从其政治和安全议程。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和贸易战略强化了其地缘政治愿望。中国在南海建立军事基地的做法“危害”自由贸易，“威胁”其他国家主权，并“破坏”地区稳定。中国发起了一场快速的军事现代化运动，目的在于限制美国介入该地区，以便于自己更自由地“主导”地区事务。尽管中国将其“野心”美化为互利互惠的政策，但中国的“主导”会“破坏”印太地区多数国家的主权。印太地区的国家需要美国在该地区的持续领导，这一领导由各方共同响应，尊重地区主权和独立的地区秩序。此外，美国还在鼓吹“中国威胁论”：印太地区存在着无数的安全挑战，主要包括快速增长的军事能力、核武器的发展、悬而未决的领土和资源争端、暴力极端主义、自然灾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非法贩运，等等。这种复杂的安全环境继续沿着正反两方面的趋势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军队越来越训练有素，聚集了精干的作战力量，在某些方面，能够在危机或冲突期间拒绝美国对西太平洋的介入。有许多显著的例子可以证明中国军事能力的提高：一是五个新的隐身和常规飞机项目；二是初始部署的新型反舰弹道导弹——美国认为该设计的目标是针对美国航母；三是中国正在生产大量先进的飞机、导弹、电子战系统和其他专门的军用装备；四是其造船厂目前正在建造六个级别的新式柴电潜艇、驱逐舰和护卫舰。这些新系统将提高或取代旧的平台，可以迅速提升解放军的装备水平。蒂勒森进一步宣称：中国在与印度共同崛起的同时，行事却“不那么负责任”，有时会“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却是在保护其他国家主权的框架下运作的。中国在南海的“挑衅”行为直接“挑战”了美国和印度所主张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因此，“印太战略”的指向性不言自明。实际上，美国学者也承认，中国对于邻国既不谋求领土扩张，也不打算输出意识形态。它对赶超美国军费开支、形成与美国相当的全球部署规模或承担超出其周边地区以外的防御任务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
第二，手段非常多样。马蒂斯在阐述“印太战略”时明确了四个主题：“首先，扩大对海域的关注。海上共享资源是一种全球性利益，海运航线是所有国家经济活力的动脉。美国的愿景是通过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建立海军实力和执法能力来改善对海上秩序和利益的监督和保护，从而保持这种经济活力。其次，加强互用性。由盟国和合作伙伴所组成的网络是和平的助推器。美国通过安全合作在军队之间和经济体之间建立起更加密切的关系，所有这些都将有助于建立持久的信任。再次，加强法治、公民社会和透明治理。这是暴露那些可能玷污所有经济发展不良习性影响的阳光。无论是通过专业军事教育、联合军事演习，还是通过整个地区士兵、水手、飞行员、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以及整个地区的武装部队之间的日常互动，美国的防务活动都会强化这一主题。最后，促进私营部门主导的经济发展。美国认识到这个地区需要更多的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美国的机构将与地区经济合作伙伴更加紧密地合作，提供端到端解决方案，不仅能够制造有形产品，而且还会传授经验和专门技术，确保高价值和高质量的增长。不做空洞许诺，也不要求放弃经济主权。美国随时准备与所有国家合作实现这一愿景。”换言之，美国的“印太战略”包括海上安全合作、基础设施投资、海洋秩序维护以及联合军事演习等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外交领域，其战略手段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特征。
第三，军事色彩非常浓厚。美国认为，印太是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世界上十支最大的常备军队有七支都部署在这里（中国、印度、朝鲜、韩国、俄罗斯、越南和美国），这里还有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先进的四支海军（中国、印度、俄罗斯和美国）以及六个核武国家（俄罗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朝鲜、美国），所有这些力量放在一起不仅会自然形成一种独特的战略复杂性，而且还可以对安全环境造成压力。美国为了实施“印太战略”而将原来的太平洋总部改名为印太总部，既表明了美国主导该地区的野心，也带有浓厚的战略威慑意味，因为印太总部辖有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军兵种齐全，装备与人员规模庞大：一是海军舰队拥有大约200艘舰船和近1100架飞机，以及13万多名水手和非军事人员；二是海军陆战队分为两个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MEU），配备640架飞机，士兵共计约86000名；三是空军拥有420多架飞机以及大约46000名飞行员和非军事人员；四是陆军兵力为10.6万人；五是机动力量包括300多架飞机、5 艘舰船和1200多名特种部队人员。
3“印太战略”必须面对的障碍与困境
“印太战略”所涵盖的地区非常广大，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超级地缘战略，在执行过程中必然要面对诸多障碍和困境。
（一）主要障碍
首先，美国必须面对政治领域里的障碍。这里主要是指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对此形成的掣肘。特朗普在竞选时承诺：“保护美国人的工作；为保护美国工人们的利益捍卫平等贸易；重建、复兴美国基础设施；降低医保和处方药品价格；开创一个合法、现代与安全的移民系统；创立一个以美国人民利益为优先的外交政策。”然而，在特朗普履行上述承诺时，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产生激烈矛盾，形成严重政治对峙局面。例如，为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特朗普与民主党之间的矛盾极为深刻，从而造成美国联邦政府关门时间创下历史记录。同时，美国国内政坛的斗争日趋激烈，其安全政策和理念也因此处于不断的摇摆之中，很难想象特朗普的对立面——建制派和传统力量会支持特朗普实施这样一个充满变数与风险的计划，这必然对“印太战略”的实施与推进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此外，对于特朗普来说，“美国第一”的执政理念和“印太战略”之间还存在着先后顺序问题。如果前者与后者发生矛盾，“印太战略”显然要给前者让路。由于二者不可能在任何一个议题上都是利益一致的，因此，这种必然的选择也会给“印太战略”的落实与推行带来不利影响。
其次，美国必须面对外交领域里的障碍。外交领域的障碍主要来自于同盟关系和伙伴关系带来的变数。马蒂斯在2018年的《国防战略报告》中认为，互助互利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对美国的战略至关重要，它能够长久地为美国提供竞争对手和敌人无法匹敌的非对称战略优势。自二战结束以来的70多年里，无论战时还是平时，互助互利的联盟和伙伴关系一直服务于美国。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国在“9·11”恐怖袭击后援助美国，并为此后美国主导的每一个重大军事行动都作出了贡献。盟国和伙伴国每天都在与我们一同保卫自由、遏制战争及维护规则，强化了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通过与盟国及伙伴国的合作，美国节约了霸权成本，最大程度地获取了力量，拓展了美国的长远利益，维持了对美国有利的力量平衡,不仅慑止了“入侵”、维护了稳定，而且还促进了经济增长。他还认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为所有各方带来繁荣与安全。美国将巩固印—太同盟关系与伙伴关系，建设一张能慑止“入侵”、维护稳定并确保“航行自由”的安全网。然而，在“印太战略”推行过程中，美国将面临盟国配合力度够不够、甚至根本不配合的问题。
一是印度。鉴于美国对其海上军事资源的过度使用，以及近年来美国对印度海军的“实力建设”和“能力提升”所作的贡献越来越大，美国期盼印度在印太地区海上安全和稳定方面有所作为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印度军队不愿参加“联合”行动（诸如联合巡逻），因为这样的行动会把印度军队置于美国的指挥和控制之下。这也许是印度国防部长对“联合（海军）巡逻”予以拒绝的原因之一。然而，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在“雷希纳对话会”上的言辞非常值得玩味。他建议把印美“联合（海军）演习”转变为“（海军）协调行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他使用的是“协调”一词，而非“联合”。在英语的一般用法上，这两个词或许可视为同义词，但在“军事行动”上却有重大区别。“联合”行动需对军事力量实行统一的指挥和控制，而“协调”行动则不然，有关各国可以继续保持自己的指挥和控制结构。此外，双方在至关重要的军贸合作领域也存在着不小的矛盾。
第一，两国在军备合作模式上的分歧难以彻底解决。印度一直强烈要求开展军备联合研发与联合生产，根本目的是要全面消化吸收美国的先进军工科技与生产能力，从而跳过顾客阶段，直接实现先进装备的自产、自用乃至出口。美国开展对印防务合作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制造一个将来实力足以挑战自己地位的对手，也不希望印度能脱离美方而自行其是，甚至也不愿让渡对印防务出口上的巨大经济利益。
第二，印度希望利用防务合作来巩固其战略自主能力，至少不能损害其战略自主地位；而美国则希望印度在战略上多配合美国。但是，不论采用何种表述方式，都是对防务合作的主导权之争，因此，美国的这一策略与印度的战略自主立场存在一定矛盾，导致印方在诸多问题上犹豫不决。
第三，两国合作还面临着制度上的障碍。一方面，美国的防务合作特别是军售往往需要国会审批，对美方而言，这是非常严肃的国内政治问题，美国政府对此掌控力并不强。另一方面，印度防务部门文牍主义盛行，国产化情节极为严重，长期密切的印俄防务合作已在军备领域形成了一定的路径依赖，现在要全面转向美式装备既不现实也不可行。而且，印度毕竟是发展中国家，政府财力也不是非常宽裕。
二是日本。从美日联盟的角度看，来自日本的主要问题是其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的转变。中国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在亚太、非洲、中东、欧洲和美洲地区融资、建设和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天然气管道、水电项目、技术和工业园，扩大这些地区和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和商业联系。中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加强贸易互联互通、减少国内过剩产能、发展内陆贫困省份、促进能源安全、推进中国产业和金融标准国际化的有效途径。美国认为，中方拟利用“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国家发展强有力的经济联系，形成与中国利益一致的利益格局，遏制对中国处理敏感问题方式的对抗或批评。一些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可能会因过度依赖中国资本而对中国产生经济依赖。“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些投资可能为中国创造潜在的军事优势，如果中国需要进入选定的外国港口，预置一些必要的后勤资产，中国海军就可以维持其在印度洋、地中海和大西洋等遥远海域的部署和存在，以保护其日益增长的利益。2017年中国发布了《“一带一路”海洋合作愿景》，规划了三条海洋走廊：第一条走廊是从中国穿过印度洋到非洲和地中海；第二条走廊是从中国到大洋洲和南太平洋；第三条走廊是从中国穿过北冰洋延伸到欧洲。在“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两重心态作祟的影响下，日本一开始就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充满了质疑和忧虑，认为其目标过于宏大，范围过于宽泛，且更多仍停留在纸面上，欠缺周详的规划，甚至将该倡议讥讽为“海市蜃楼”或“夜空星斗”，意为创意美好却难以实施，等等。然而，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不仅频频颁布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还在美日贸易不平衡、日企对美投资等问题上屡次对日施压。美国的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日本的国家利益，但反过来推动了中日两国进一步强化经贸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及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探索利益结合点和务实合作点的可能性。此外，亚洲开发银行2017年的报告显示，2016至2030年间，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需求将超过26万亿美元，年均1.7万亿美元。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希望到2020年海外基础设施订单达到2015年的1.5倍，即大约30万亿日元。显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恰逢其时，不但会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会对日本的上述规划和经济增长战略大有助益。以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为契机，安倍首相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开始朝着积极方向转变，除了派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首相政务秘书官今井尚哉、经济产业省副大臣松村祥史等人携亲笔信访华并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外，他本人也于同年6月在“亚洲的未来”国际交流会议的晚餐会上发表演讲，公开表示日本愿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7月和11月，中国领导人分别在汉堡和河内与安倍举行了首脑会谈，安倍一再表示愿同中方开展互惠共赢的经贸往来，愿意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内进行合作。无疑，日本在“一带一路”倡议上与中国展开合作与美国“印太战略”中将中国排挤出地区经济体系的愿望相抵触，因为“印太战略”是一个包含经济合作（日、印、澳及东盟）与政治排斥（针对中国）的综合性地缘战略，日本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态度的转变自然会使美国在推行“印太战略”时面临来自日本方面的变数。
此外，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作为中国重要贸易伙伴的东盟国家和澳大利亚对于在经济领域联合排斥中国和由此产生的在外交领域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政治后果应该持竭力回避的态度。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来自同盟国及伙伴国在“印太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变数。
再次，美国必须面对军事技术领域里的障碍。这种障碍主要来自于军事技术方面。由于美国拥有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谋生的条件颇为优越，而想要让人们从事辛苦的工作唯有抬高工资水平这一个办法可行。因此，美国在军事领域无法依靠代价高昂的人力资源取胜，只能依靠高科技，这也是美国军事思想中过分依赖技术的重要原因。当代美国如果要在远离本土的欧亚大陆及毗邻海域展开军事行动，必须首先克服地理障碍，这无疑会进一步加重美国对先进军事技术和装备的依赖。
此外，美国本土远离欧亚大陆的地理事实还决定了美国更倾向于速战速决式的军事行动而非持久战——前者的典范是科索沃战争和海湾战争，而阿富汗战争则是后者的代表。这也会加大美国对先进军事技术的依赖。然而，先进军事技术的扩散既不可避免，也无法阻挡。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世界军事技术格局也会随之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仅仅依靠向台湾出售诸如低配型战斗机F-16/就可以有效牵制中国大陆，维持两岸的军事平衡。
然而，随着解放军歼-20战机的入列，中美在空中力量方面的代差已经基本消失。尽管在作战理念、控制指挥、作战经验、后勤保障等领域美国依然享有巨大优势，但其最大的优势——主战装备平台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总的看，在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下，美国尽管在主战装备领域不断完善升级，其相对于中国的军事优势依然在缩减，至关重要的代际优势正在消失——美军梦寐以求的降维打击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这也是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所在。从军事角度来说，“印太战略”是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上将进攻与防御向战略纵深发展，这将导致美国在防务领域的投入越来越大，最终势必因耗费巨大财力而捉襟见肘。因此，美国在军事领域推进“印太战略”将会面临诸多困难。
最后，美国还必须面对军费开支不断攀升的障碍。这里主要指的是美国的财政不堪重负。宏大地缘战略目标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军费的节节攀升。2017财年，美国的军费预算为6100亿美元；2018财年为6900亿美元；2019财年为7170亿美元。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正越来越成为美国财政的负担，尤其是当美国需要“再工业化”，需要对其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的今天，更是如此。如果美国经济疲软，而军费开支居高不下，两者之间产生的矛盾必将影响“印太战略”的推进与落实。
（二）主要困境
面对上述障碍，美国势必陷入多重困境。
首先是在对印度和日本外交问题上的困境。在对印度外交方面，蒂勒森认为，美国提出的包括“守望者”无人机、F-16和F-18战斗机、航母技术以及《未来垂直提升计划》在内的建议，都是促进两国商业与防务合作的潜在因素。然而，由于印度长期以来一直与俄罗斯保持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因而在防务合作方面不可能完全倒向美国。美国将会因此而陷入两难困境：如果加大其对印度的军事技术援助力度，那么印度军事实力增强的结果就是强化其对印度洋的控制能力，进而对美国的印度洋霸权造成冲击；如果减少这方面的援助与合作，那么“印太战略”的推行将得不到印度的全力支持。在对日本关系方面，美国同样也面临外交困境：如果强烈反对日本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那么美国就必须在一些对日本利益攸关的问题上作出让步，比如贸易问题和防务开支问题。然而，如果美国在这些问题上作出让步，势必与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理念相抵触。显然，美国在此问题上将面临两难选择。
其次是在军事方面的困境。美国的军事思维一向极为强调“对手意识”这种思维认为一旦一支军事力量失去了“对手意识”，也就会掉入堕落的下行线。所以，军队必须要设定“对手”，每个军兵种都要有自己的“假想敌”及其排序。现实中，各军种争夺预算的冲突也加剧了这种意识，尤其易于形成一种“大对手”情结：一方面这是因为“大对手”意味着大经费；另一方面是因为具备了摆平“大对手”的能力，自然就具备了战胜“小对手”的能力。然而，在一个没有了苏联，甚至也没有了本·拉登和卡扎菲的世界里，如何尽快锁定一个新的“大对手”，就成为了近年来困扰五角大楼的一个大命题。而“空海一体战”和“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的相继提出，与战略重心东移的同时展开，无不揭示了一个发展趋势：美国正在将中国的假想敌层级提升到最高的战略级。而“印太战略”的实施正是这种升级的结果。然而，由于中美都是具有“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的国家，因此，彼此间爆发全面核战争的前景不可想象。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认为，“美国的核弹头数量是中国的20倍，美国能打到中国的核弹头数量也许是中国能打到美国的核弹头数量的100倍。尽管中国在2010年1月进行了反弹道导弹试验，但是它的水平还是远远落后于美国。美国有11艘航空母舰，而中国一艘（实际上中国已经列装了航空母舰）也没有，并且美国的军事科技力量远远领先于中国。即便如此，就算美国赢得战争，它所面临的情况也将和战败一样糟糕。即使是一个小规模的冲突，也有可能导致可怕的代价。如果中美共同体突然分裂，这对双方来说都意味着金融灾难。核战争的结果更加可怕，它将把美国西海岸以及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一片放射性废墟，杀死上千万人口，使全球经济陷入混乱。最糟糕的是，中美战争很容易就会把俄罗斯牵扯其中，而俄罗斯现在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库。”因此，美国的军事力量只能用于威慑与核战争概率极小的武装摩擦。如前所述，由于中国近年来武器平台领域的进步导致中美在军事技术方面的代差逐渐缩小，美国相对于中国的军事技术优势出现了边际递减效应。美国在军事领域出现了投入多而见效小的困境。然而，出于推行“印太战略”的考虑，美国不得不继续加大防务支出，以维持对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军事优势。
最后是财政方面的困境。当前,美国正在实施“再工业化”计划，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来完善国内的基础设施，但在“印太战略”需要规模庞大防务开支的情况下，无疑会使美国陷入捉襟见肘的财政困境之中。更糟糕的是,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离不开经济外交的配合，但蓬佩奥国务卿2018年7月30日在出席华盛顿印太商业论坛时，许诺给印太地区的投资金额只有区区1.13亿美元（还不及美军一架F-22战斗机的造价）。这说明美国在财政方面已经开始吃紧。一旦“印太战略”进入下一阶段，美国财政势必会承受更大的压力。
4拿破仑“大陆封锁”政策对“印太战略”的历史启示
如果回顾历史，那么就会发现拿破仑时期的“大陆封锁”政策与美国如今推行“印太战略”颇有相似之处。以史为鉴，可以从中得出经验与教训，以警示后人。
（一）“大陆封锁”政策的根源
“大陆封锁”政策的根源在于英法两国长期存在的地缘政治矛盾。法国的统治者们似乎有意通过建立一个陆地帝国来控制欧洲大陆。英国的政治家们担心“一旦法国人在陆地上无所畏惧，他们一定会在海上毁灭我们”。
1806年3月，英国枢密院诏令宣布封锁布勒斯特和易北河之间的全部海岸。这一举措是激起拿破仑政府推行“大陆封锁”政策的直接动因。作为报复，拿破仑宣告对英国工商业进行一场公开的、无情的战争。同年11月21日，他在柏林颁布赦令，规定：凡与大不列颠诸岛的一切通商均被禁止；凡在法国军队及其盟国军队所占领地区内发现的英国臣民所有的一切仓库、商品或任何性质的财产，一律视为合法的捕获品；凡直接来自英国或英国殖民地的船舶，或曾经出入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船舶，一概不准进入欧洲大陆的任何口岸。这一赦令之目的意在摧毁英国的实力。面对拿破仑动用欧洲大陆资源封锁英国的局面，英国利用其庞大的海军力量和先进的工业制造技术等优势进行了相应的反击。一是英国军舰通过拦截法国的商船来破坏法国的海外贸易；二是英国军舰通过封锁法国的海港让法国的南特、马赛等大型海港陷入瘫痪；三是英国有效利用了直布罗陀和西西里等遍布欧洲的走私基地将其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运进欧洲大陆，甚至运进法国本土。
面对英国强有力的反击措施，法国束手无策。英国由此占据了反“大陆封锁”政策的主动权，甚至是主导权，最后导致该政策的完全破产。
（二）“大陆封锁”政策失败的教训
在欧洲大陆几乎战无不胜的拿破仑在这场封锁与反封锁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其教训非常深刻，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欧洲各国的不配合，甚至是反对，是导致“大陆封锁”政策破产的首要原因。拿破仑战争是拿破仑为了统治欧洲大陆而发动的侵略性战争，毫无正义可言，因而遭到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反对。在此背景下，拿破仑颁布的“大陆封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欧洲各国的经济利益，导致各参加国对此政策采取阳奉阴违态度。法国在实施“大陆封锁”政策期间，也常常违反封锁令规定，擅自颁发殖民地货物许可证，这种“监守自盗”的做法进一步加大了各参加国的离心倾向，最终导致“大陆封锁”政策的完全破产。
其次，违反经济规律是导致“大陆封锁”政策破产的重要原因。“大航海时代”开启后，人类开始进入全球化时代。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蓬勃发展。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经济和军事以及科技方面的领先优势从落后国家以及殖民地掠夺资源和原料，并且向其倾销产品以赚取利润。可以说，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以及落后国家在经济上已经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相互之间互通有无，而关起门来自己发展经济的农业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大陆封锁”政策是代表和体现个人意志的经济政策，其致命弱点是违背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背离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到19世纪初，大工业和世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为世界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及各国经济贸易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资本主义生产、自由贸易关系把世界各地区连成一个整体，彼此间的经济互补性和依赖性大大加强。拿破仑此时企图切断这种相互依赖的纽带——经贸往来，实行“大陆封锁”政策，其后果是阻碍和破坏了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国生产力的发展。“大陆封锁”政策的最终破产是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总体而言，法国逆历史潮流而动，推行“大陆封锁”政策，企图将世界经济纳入到自身的争霸战争轨道中去，其结果就是导致法国自身经济的凋敝，对外征战后劲不足，最终全盘皆输。
最后，法国的战略目标与手段不匹配也是导致“大陆封锁”政策破产的重要原因。拿破仑推行“大陆封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海上封锁使英国赖以生存的海上贸易停止，进而导致国家财政破产，最终向法国投降。然而，当时的法国海军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不仅不能夺取制海权，甚至连自身海上航线都不能有效保护，而且连本国的港口也常常被英国海军封锁起来，直接导致了“大陆封锁”政策的无法推行这一结果。
（三）对“印太战略”的反思
从“大陆封锁”政策的破产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缺乏盟国的有效配合、违反历史潮流和经济规律以及目标和手段之间脱节必将导致地缘政治战略和地缘经济政策无法有效落实与推进，并最终导致整个战略或政策的失败。美国在推行“印太战略”时面临的障碍与“大陆政策”面临的困境在性质上有相似之处。
首先，联盟体系无法建立，遑论有效运作。“印太战略”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联盟战略。然而，印度和日本与美国在建立这样的同盟方面都有不同意见，各执一词；而历来追随美国的澳大利亚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印度洋对澳大利亚至关重要，必须防止印度洋地区成为大国竞争的舞台，其中包括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竞争。总之，澳大利亚倾向于避免参与任何可能被视为试图遏制中国的集团，而倾向于建立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框架。这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不赞同美国“印太战略”的目标。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是美国推行“印太战略”最重要的三个盟友，但这三个盟友都对“印太战略”的目标不感兴趣，甚至认为它损害了自身利益，这种情形与拿破仑实施大陆封锁政策时的欧洲参与国的态度非常相似，这就注定了“印太战略”在联盟方面将会遭到失败。而联盟的失败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目标与手段的脱节，甚至会陷入空有目标而无手段的窘境。
其次，国际战略格局的掣肘导致“印太战略”无法有效落实。当前的国际战略格局对美国实施“印太战略”不利。美国学者阿里·温尼（li Wyne）认为，尽管美国强大的实力使其具备了一种独特的能力，可以避免做出痛苦的战略选择，但没有优先取舍的外交政策，必然会在其雄心的重压下崩溃。美国不应理所当然地认为亚太局势演变对其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同时，又坚持给予中东和东欧区域事务同样的重视程度，这样做必然导致其国内资源和对外承诺之间的现有差距日益扩大，最终导致战略的破产。换言之，美国不可能既在欧洲大陆和中东有效遏制俄罗斯的同时，又在太平洋—亚洲—印度洋地区从海洋方向对中国进行有效围堵而这恰恰是“印太战略”的主要目标。
最后，与时代主题相悖的封锁政策最终将遭到失败。尽管近年来大国之间的矛盾与摩擦有所增加，但是当今国际体系的时代主题依然是“和平与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的程度在不断上升。仅以2018年双边贸易为例，中美双边贸易进出口总值为6335.2亿美元，中日为3300亿美元，中澳为1527.9亿美元，中印为955.7亿美元。很难想象，除美国外的其他国家愿意对中国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贸易伙伴进行围堵。总之，在一个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不断上升且全球治理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对一个贸易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积极提供海上公共安全产品的洲际型国家进行地缘围堵，如同当年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逆时代潮流行事一样，最终必将遭到失败。
5结 论
“印太战略”是美国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际形势下推出的超级地缘战略。该战略具有军事色彩浓厚、覆盖范围广、手段多样且针对性强等特点，试图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并最终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态势。然而，该战略违背了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相匹配的原则，在推行的过程中将面临盟友或伙伴不支持、军事优势不断削减、财政不堪重负等障碍，并将因此而陷入军事、外交和财政等诸多困境之中。回顾历史，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正是因为违反经济发展规律而导致最终失败。“印太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和“大陆封锁”政策面临的障碍与困境有相似之处。在当今这个信息化时代，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企图借助地缘政治和经济联盟将一个全球工业产值最高的国家排除在地区经济体系之外，本身就是违反历史发展潮流和经济发展规律的事情。这才是“印太战略”面临的最大障碍与困境。
文章来源：《国际观察》
作者：杨震 ，北京大学海洋战略中心特约研究员；王森，云南财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