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是一个和平系统与安全系统。2019年4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军70周年庆典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外国海军代表团这个国际场合正式向国际社会倡议“海洋命运共同体”。在理解“海洋命运共同体”时,这一背景很重要。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解首先要从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的角度进行。中国真正投向海洋的力量,即中国海权(尤其是现代化的、具有同时期国际可比性的中国海军)还是新事物。中国海权崛起是中国崛起的一部分。这一崛起不管现在处于何种阶段、是否已经完成,都已经引起了其他世界海洋力量,尤其在亚太(Asia-Pacific)或者印太(Indo-Pacific)的其他海洋强国的各种强烈反应。“海洋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中国主动避免海洋领域的“冷战”,着力强化海洋领域的相互依存,形成走向海洋和平的新型国际规范和新型国际制度。所以,我把中国领导人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军70周年时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首先看作是中国的海洋协和的意愿和行动。
在21世纪的今天,和平仍然是首要的。中国海权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海洋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中国与世界海洋之间的深度相互依赖,面对的国际阻力(这些阻力有“关系性的”,更有“结构性的”)可能更大更多。所以,中国主动与其他海洋领域的行动者或者攸关方之间的协和十分必要。
如同欧洲共同体(欧盟的前身)是为了解决欧洲的和平问题一样,“海洋命运共同体”要真正解决问题,应该是塑造或者构造安全共同体。二战结束后,在全球层次和区域层次上(尤其是在北大西洋)出现了本质是海权之间的联合的安全共同体。在设计和运作上,“海洋命运共同体”应该以构建新型的海洋安全共同体为目标。如何成为海洋安全共同体?这里遇到的一个大问题是,中国与其他海洋强国之间在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体制上的差异,即提议中的“海洋命运共同体”不是诸如北约那样的海洋安全共同体,而具有强烈的混合性(hybridity)。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就一直主张和探索“不同政治、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在一个世界。“和平共处”仍然很重要,但是,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下,中国与其他之间的“和平共处”显然已经不够,不同于北约那样的,但一样是安全共同体,才是破解、解决中国与世界之间围绕海洋展开的问题之方案。这样的安全共同体到底怎么建立起来?其实,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都具有一定的混合安全共同体的意义,可以此为基础整合为亚洲海洋安全共同体。总之,“海洋命运共同体”首先应该是混合性的海洋安全共同体。建立这样的海洋安全共同体是前所未有的。没有这样的海洋安全共同体,中美和中国与其他世界海权之间的关系可能要继续紧张。
其次,“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发展共同体,即所有依赖海洋进行发展的国家要避免发展之间的冲突,遏止海洋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的恶化势头,走海洋可持续发展之路。发展共同体的概念尚未提出,但是,中国已经提出“共同发展”的原则。2015年,联合国已经通过以2030年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17个大目标(SDGs)。其中的第14个大目标是海洋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为此,联合国于2017年首次举办了海洋可持续发展会议。“海洋命运共同体”只能理解为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在海洋可持续发展方面,可以进一步构建“蓝色伙伴关系”,即“共同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的“一带一路”要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其规范之一。“21世纪海上丝路”即21世纪的世界“海洋命运共同体”。
美国前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亚洲前董事长、现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教员、《失衡:中美相互依赖》(Unbalanced: 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一书的作者斯蒂芬·S·罗奇(Stephen S. Roach)在《辛迪加项目》上发文认为,“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通过改变经济模式、转变燃料来源、建立新的交通系统、拥抱生态友好型城镇化,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了全球领导力的典范,并值得世界其他各国深思熟虑”。“在过往的十二年,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从过度依赖粗犷型制造业,迅速转向低碳型服务行业”。中国在利用非碳可再生能源方面正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正在赢得一场更为重要的可持续发展之战。但是,在海洋领域,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是否也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本文认为,海洋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海洋是受到“人类活动深刻影响的复合地质系统”(Anthropocene)之一。海洋面对的“公域悲剧”(oceans’ tragedy of commons)包括和平问题、安全问题、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损失、过度和非法的不平衡的利用海洋资源、资源的诅咒、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等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目前生效的最有力的国际环境条约之一。“海洋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对我们人类共同的星球的海洋环境的更大责任。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只有一个“海洋命运”。“海洋命运共同体”更加突出了海洋对于解决诸如气候变化等生态挑战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即使是在联合国层次,关于气候变化治理,也只是最近才专门突出了治理海洋问题的关键性和中心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2019年9月25日在摩纳哥发表特別报告,首次在有针对性地了解了海洋和冰冻圈(cryosphere)的气候变化的情况下,认为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上升,地球将发生灾难性后果,“目前的抉择对海洋和冰冻圈的未来至关重要”。2019年由智利轮值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在马德里举行),是首次“蓝色气候大会”(Blue COP),气候变化与海洋变化联系在一起考虑,智利气候变化与治理海洋问题结合起来,海洋走入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中心,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这与2019年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一致的。
自由海洋孕育了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带来了真正的海洋发展。中国坚定地支持自由贸易和治理自由贸易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WTO)。“海洋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中国对总体的全球海洋自由的积极态度。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大国,拥有全球前10大港口的8个(上海、宁波舟山与新加坡港几乎并列全球第一)。正是因为存在全球自由贸易和自由航行,才有“一带一路”,而“一带一路”则将全面巩固世界的自由贸易和自由航行。
最后,“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关于新的海洋秩序的。海洋秩序是世界秩序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解决海洋问题的最好途径是全球治理——全球海洋治理。海洋的主体仍然是、必须是公域(commons),即海洋,主要是公海、深海、远海,必须是属于全人类的财产,决不能私有化。全球海洋治理的最大原则就是要确保这一原则不折不扣地得到维持。任何自然资源民族主义宣称瓜分世界海洋带来的只能是在世界海洋领域的无穷无尽的冲突和灾难。世界海洋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共同的国际规则基础上。
从全球海洋治理的角度,“海洋命运共同体”可丰富已有的海洋国际规范和国际规则。“海洋命运共同体”可以与其他海洋国际规范,如“航行自由”等并存,以在对现存海洋国际秩序的改革中发挥作用。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显示中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换句话说,呼吁“海洋命运共同体”就是发挥中国的作用。
这里的关键词是“共同体”。但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和认识到,目前,在全球层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奠定的、在冷战年后得到实质性的大发展的全球治理——全球的世界秩序正在陷入大的危机,主要是因为各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大国对抗等的再起。在区域层次,几个一度成功的共同体,如欧盟(其前身是欧洲共同体)正在遇到根本的挑战(包括英国脱欧)。在海洋领域筹组“命运共同体”可能对于支持世界的可持续和平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文章来源：原刊于《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05期
作者：庞中英，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