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生态危机不仅将全人类的生态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且向全人类的生存发出了最为严峻的挑战,迫使人类不得不反思:人类该如何拯救自身的生态命运?诚然,在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面前,我们并不是听之任之、坐以待毙、自取灭亡,而是在危机中不断警醒,寻找应对危机的方式与永续发展的道路,比如开展绿色运动、促进绿色增长、实施生态政治、建设生态社会等。也正是得益于人类“反思的红利”,我们认识到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已向人类提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挑战,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能够单独应付这些挑战”,“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各自为阵的应对方式,“已经证明不仅是短命的,而且会损害其他方面”,因为“真正解决问题的各种措施之间显然是互为依赖的”。只有互相联合、互相依赖,人类才会有出路。对此,习近平指出:“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到目前为止,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也就是说,地球是全人类共有的,没有哪一个人享有只破坏不保护的特权,也没有哪一个人仅负有只保护不利用的义务。因此,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团结在一起,共同实施保护与建设地球家园的行动。
从全人类的福祉出发,我国伦理学专家樊浩指出:“我们需要一场终极启蒙,这种启蒙的主题以一言蔽之,那就是:‘学会在一起’。‘学会在一起’的文明真谛,就是从‘你’‘我’‘他’,‘你们’‘他们’,回归到‘我们’!为此,有三大期待,期待一次‘伦理’启蒙;期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精神’洗礼;期待一场回归传统的‘还家’的努力!”这里所呼吁的全人类联合,并不是机械的、僵硬的、形式上的联合,而是一种实质的、有机的联合。我们必须抛弃以往的各种分歧、对抗与矛盾,努力超越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分疏,怀着与人类的生态命运生死与共、休戚相关的伦理情怀,生发生态文明精神的呼唤,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以及国与国之间相互扶持且相互合作的状态。这种深切呼唤的实质,就是“生态共同体”的建构。
“共同体”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在对传统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比中指出:“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之所以共同体与社会之间存在这样的区别,根本上是因为共同体是以共同参与、共同享有、情感交融为内在纽带而连接的,而社会则缺乏内在的连接纽带,只是一种由外在秩序安排的结果。因此,滕尼斯指出:“共同体也是一种集体身份,它是一种对‘我们’是什么人的定义。”“我们”是一群有着共同生活方式、共同信仰、共同价值观念与情感互融的相互联系的人,而不是人为秩序规范下的松散组合。正是由于“共同体”具有这样的特性,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艾利亚斯(Norbert Elias)指出: “共同体一词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同下述的希冀和愿望连在一起,即试图再次复兴人与人之间那种更为亲密、更为温暖、更为和谐的纽带。”这说明,共同体不仅是物质空间维度的实体,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联合体,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亲密联系、真诚协助的情感纽带。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也指出:“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 它又像是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温暖我们的手。”“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由此可见,共同体在实质上是一个能让人们在情感上亲密无间、行动上互帮互助,能够给每一个成员带来温暖与快乐的“家园”。
在全球性生态危机不断向人类发起猛烈侵袭的今天,人类共同面临着令人忧虑的生态命运,但又都怀着从生态危机的“魔爪”中逃离的愿望,共同追寻着幸福美好的生活。这就意味着,对于全人类而言,我们有了建构生态共同体的前提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时代背景下,生态共同体的建构也已经成为现实需要,因为全世界已从“你、我、他”走向“我们”,从分散走向联合,大家只有真正携起手来,怀着命运相系、生死与共的伦理情怀,坚守战胜生态危机的信念,坚定共同创造绿色和谐世界的美好信仰,全球性生态危机才有可能被战胜。因此,我们认为,所谓“生态共同体”,就是指在全球性生态危机不断加剧、人类的生态命运进一步恶化的背景下,人类怀着生死与共的伦理情怀,把自身置入地球生态的宏观视野,由此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其他物种和平共享地球生态环境资源,进而形成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繁荣昌盛的有机生态网络体系。在生态共同体中,人类只是其中的一员而非中心,人类并非自然世界的主人和主宰,但由于人类相较于其他物种而言,富有其他物种所不具备的智慧、知识和科技手段,人类又不能不是建构生态共同体的主导力量,也正因为如此,建构生态共同体既是人类这一高等生物的责任,对于人类的健康发展亦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生态共同体的建构有利于培育与形成全人类休戚相关、福祸相依的整体生态命运观。澳大利亚生态伦理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说:“人的生物性并不能主宰我们非要以狭隘的心态做出自私自利的终极抉择不可。相反地,我们所走的演化之路,已经把我们带上了一个不只会关心自己的子女、亲戚,甚至包括了更大群体的方向。”在全球性生态危机不断加剧、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越发认识到人类应该是一个休戚相关、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体。人类文明进步到今天,“孤岛式”的生活状态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大潮之中,在生态文明日益繁荣的今天,人类必须进行“价值观革命”,不能再坚持自立为王、唯我独尊、自我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而必须树立起新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人类命运密切相依的人类整体价值观,而生态共同体的建构就是培育与强化这一价值观的现实性实践路径。不断推进生态共同体的建构,全世界必然会逐渐形成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人类整体价值观。
其次,生态共同体的建构有利于人类携手应对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共建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家园。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生命力报告2018》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大自然每年为人类提供价值约 125 万亿美元的服务,而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正在把地球推向危险边缘,人类正处于极大的生态环境危机之中。而应对这一危机的关键在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协同合作,因为合作是不同族群、不同组织、不同国家能走的唯一合理和最有益处的道路。“如果有一方企图大占另一方的便宜,就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它将损害所有各方的利益。”这就意味着,在全球性生态危机肆意蔓延的今天,不管是只污染不治理的生态破坏行为,还是各自为阵的生态保护行为,对于全球生态环境而言,无疑都是伤害。生态危机的全球性与跨国界性,现实地决定了人类所能选择的唯一道路就是“合作”,只有合作才能共赢,才能挽救江河日下的生态环境。而生态共同体的建构,将使得人们不得不抛开矛盾与分歧,走向联合与合作,以共同建设属于全人类的生态家园。
再次,生态共同体的建构有助于不断缩小全球贫富差距,实现生态财富和社会财富的共享。美国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说:“所有的生态问题均根植于社会问题。”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现实的矛盾,最后往往都转化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居主导地位的是人,以及由人所组成的社会、国家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立,恰恰是造成人类的生态命运遭遇不幸与苦难的终极原因。因此,“要从根本上进行环境保护,就必须把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联系起来,对世界财富分配悬殊的现象进行思考,思考人类财富的创造与分配问题。”这就表明,建构生态共同体对于人类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就是要解决好全球普遍存在的生态剥削以及生态财富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自然资源与财富分配的合理化,促进贫困地区与国家的发展,助力其摆脱贫困,由此为生态财富和社会财富的共享创造条件。
最后,生态共同体的建构将有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习近平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尽管全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已经广泛开展合作,但这些并不能成为全世界人民命运相系、生死相依的必然理由。恰恰是全球性生态危机将全人类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才使得人类具有了命运共同体意识,才生发了人类建构命运共同体的客观要求。这就是说,在当今世界,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命运就是生态命运,建构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之一就是要建构生态共同体,即把生态共同体的建构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视野和建设进程之中。而现实中各种旨在推进生态共同体建构的活动与努力,本身就是现实地关怀全人类命运存亡的过程。因此,可以这样说,生态共同体的建构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涵和必然要求。
文章来源：节选自《人类的生态命运与生态共同体建设》，原刊于《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06期
作者：龙静云，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吴涛，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