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应对全球治理新挑战的方案选择
在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球治理新挑战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产生了巨大分歧。一些发达国家为了维持自身优势地位所采取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措施已成为影响各国之间交流合作的主要障碍，造成了严重的信任赤字。为弥合分歧，解决信任赤字问题，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一方案不是撇开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另起炉灶”，而是对其进行有益补充和完善。“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对话协商并辅以自身发展道路提出应对全球治理信任赤字的新方案。在原有方案的基础上，面对着全球治理的信任赤字，“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创新合作方式和内容，包括与国际组织发展规划实现对接，探讨共建新的高标准国际规则，确立新的全球治理合作原则以及引入高质量发展理念等。
一是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组织发展规划对接，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一带一路”建设不是重新建立一个全球治理体系，而是注重与已有国际组织发展规划实现战略对接，发挥优势互补。截至2019年11月，中国已与30个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一带一路”的合作精神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共识。参加“一带一路”的国际组织与相关国家将自身发展规划和目标与“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战略对接，着力推动自身规划的实施，这种对接成为“一带一路”参与全球治理的独特形式。其中，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全球治理的重要方案。
二是共建“一带一路”规则体系，完善全球治理规则制定的民主机制建设。当前，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体系不平衡的结构致使发展中国家利益得不到充分保护。这种情况直接导致现阶段全球治理体系中发达国家所拥有的权力超过其所占的经济份额，全球治理民主化体系形同虚设，成为全球治理遇到阻力的重要原因。“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充分吸纳多方意见，在尊重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同时，重视对接现有国际准则。在所有国家平等的基础上，以民主原则构建起一套高标准的全球治理规则体系，从而对现有国际规则体系进行有益的补充。
三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体系，提高全球治理的合作水平。现阶段，全球治理体系中缺乏各国所认可的合作方式。“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合作原则，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打造合作平台，提供全球合作新方案。在南北合作中，以共商作为大原则，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讨论确定合作方案，保护双方利益；在南南合作中，鼓励发展中国家相互合作，寻求发展公约数，在合作中寻求共赢。在项目工程评价体系中，以共享作为项目评估的重要因素，确保参与者均能享受建设成果。
四是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体系，增加开放、绿色、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等内容，为全球治理方案注入新内涵。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写入联合公报，使高质量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新的行动指南和关键词。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坚持公开透明的市场原则，以国际通用规则和标准建设“一带一路”；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创新与发展；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促进民心相通，推动全球化标准的实现；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的获得感与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贡献为目的，为全球治理中的发展中国家项目注入新内涵。
五是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提供新方案。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外资成为各国促进发展的重要助力。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全球金融体系的建立使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建设与升级过程中会不断吸引不同国家进行投资。但不同国家在投资过程中出现的恶性竞争、缺乏协作等问题阻碍了投资效率，对投资国与被投资国都造成了损害。第三方市场合作通过两个以上国家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在第三方国家开展经济合作，有利于提高外资利用效率，从而更有效地促进第三方国家经济发展。在第三方市场中，“一带一路”建设以被投资国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为目标，参与各国优势互补、协调合作，以达到1+1+1>3的目的。
“一带一路”是应对全球治理新挑战的重要实践路径
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弊端凸显。虽然此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有所恢复，但增速放缓，致使世界经济前进乏力。同时，全球主要的安全威胁也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虽然现阶段依然保持和平态势，但是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正侵袭着发展中国家，进而影响到全球，使得全球治理面临的安全形势前所未有的复杂。在此背景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分享自身发展机遇，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全球安全秩序构建。过去6年来，以“五通”为基础的成功实践已经成为“一带一路”理念和方案的良好证明，为解决全球发展赤字与和平赤字作出了巨大贡献。从方案到实践，“一带一路”通过其丰富成果取得了极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广泛支持，成为中国实际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路径。“一带一路”加强政策沟通，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现阶段，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已陷入困境。在原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发达国家阻挠发展中国家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个合作平台，以国际关系民主化为原则，通过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及其他多边外交舞台与相关国家协调政策，创新符合现阶段国际政治关系的合作方式。截至2019年11月，中国已经与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97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联盟等国际与地区性组织围绕教育文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领域进行深入合作。国际社会通过“一带一路”的实践效果，对“一带一路”所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进行验证；以可验证的实际效果为依据，促进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吸纳“一带一路”全球治理理念，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一带一路”推进设施联通，提升区域间的经济互动。由于自身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为了更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与周边国家分享发展机会，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提出构建六大经济走廊，以及建设铁路、公路、水路、空路、管路、信息高速路的互联互通路网。六大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柱，通过分享中国自身发展的机会，成为向地区和国际社会提供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公共产品。六大经济走廊分别通过与不同区域的发展与规划对接，中国和相关国家以务实的方式改造和升级六大走廊的基础设施，打造了一批示范性项目并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发展模式。
“一带一路”优化资金融通，降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风险。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通过美元系统传导到世界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全球金融一体化所造成的脆弱而又紧扣美元的金融体系，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风险。“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为世界金融治理体系提供了新的选择。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大力发展多层级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中国人民银行与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体系与国家货币挂牌交易体系，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实践中通过“一带一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为国际金融货币治理体系提供了良好的实践案例。
“一带一路”深化贸易畅通，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贸易自由化是主要推动力。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从自身与国际两个方面努力推动贸易自由化。在国际方面，中国发起的《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已有8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推动了贸易一体化和便利化的发展。中国通过与更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强化双边经贸关系，同时分享自身创新经验、推动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发展，打破物理限制，进而推动贸易全球化。与此同时，中国注重加强对外开放，以自身为榜样促贸易自由流通。中国具体通过探索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在增加商品进口、降低关税水平的同时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一带一路”强调民心相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和平赤字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习近平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全球化过程中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发达国家因推行自身文明而造成的冲突，成为全球治理面临的阻碍。“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平等对待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开放平台的建设，为各国民众交往提供了更多机会。在具体实践中，中国以文化、旅游、体育等多领域合作为载体，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互鉴，加强与不同文化、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同时，中国通过务实的基础项目建设产生的实际效力，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落后地区的人民也能够享受到现代文明的福祉。
文章来源：原刊于《当代世界》2020年03期
作者：史志钦，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郭昕欣，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