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讲，海权发展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表明，未来将很难有大国可以构建或维系全球的海上霸权或主导地位，海上多极格局正在形成。
(一) 导弹、信息技术和航天技术的发展，海权面临陆权和空权的激烈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技术发展使得海上行动的突然性越来越小，因为舰队很难不为人知地集中并采取突袭行动，大型水面舰艇在大洋上很容易被陆基平台侦知和攻击。远程投送和快速机动也不再是海军的专利。在海上特别是毗邻大国的近海区域，海权必须与陆权分享权力。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印、俄等后发海洋强国依然无法在世界范围内挑战美国。但凭借陆权的支持和辐射效应，中国在西太平洋、印度在北部印度洋、俄罗斯在北极附近海域，都拥有改变权力格局的潜力。长期来看，美国的海上主导地位将不可避免地衰落，世界海上力量格局将更趋多极化。
(二) 核武器的出现和核威慑，基本杜绝了大国间大规模的战争“洗牌”大国都在进行各种规模战争的准备，但不可否认的是，大规模战争已经不是大国间解决矛盾的可行路径或手段，某种程度上，它们都必须接受 “和平竞赛”。而长期和平竞赛的结果，一定是一个 “多极”的世界，因为一国成功的经验很容易被其他国家所模仿，而武力使用效能的下降，则使得力量对比优势转化为权力的过程变得日益复杂。
(三) 全球性海洋问题的出现，进一步限制了霸权的可能性应对全球性海洋安全问题，超出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的能力，大国在解决这类问题时经常会面临数量和存在短缺。在世界其他海域，美国海军仍会享有相当的力量优势，但也不得不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海上力量分享责任和权力。海上格局的转换将非常缓慢，但 “一家独大”的局面注定要走向终结。
未来，我们面临的海上战略格局很可能是一个 “有限多极”的长期态势。所谓 “有限多极”，至少有两个含义:
(1) “极”之间实力相差仍然很大，是非常不平衡的。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只要各国自身不出大的变数，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英国和法国 (或欧盟) 很可能都是海上一极。但如前文所述，美国实力依旧超群，中美之间尚有较大差距，而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差距同样非常巨大。真实的力量结构，很可能是 “美国+中国+X”。
(2) 权力分散的趋势使得各 “极”有些名不副实，大国整体拥有的权力、能力和自由度都呈下降趋势。潜艇、导弹、先进战机和网络技术等在世界范围内扩散，中小国家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和海空装备投入，正在提升其国际话语权。由于战争成本过高、军事技术的加速扩散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与多元化，海洋强国的战略优势往往局限于周边地区。在其他海域，毗邻的中小海洋国家甚至是大型非国家组织都能对海洋强国构成强大威胁和挑战。
在后起之秀中，中国海军近些年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最令人瞩目，其崛起正在并继续给全球的海上权力转移带来深远影响。而全球海上多极格局的发展趋势是中国海军发展的大环境，前者将多大程度上以及怎样影响中国海军的目标设定和力量运用?虽然早在 1953 年毛泽东主席就提出 “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然而受制于经济、科技发展的滞后和不得不 “重陆轻海”的国防战略，直至 20 世纪 90年代初中国海军依然是一支 “空、潜、快”的近岸防御型海军。这段时期，这支海军不仅与美英日等传统海洋强国的海上力量存在技术代差，而且即便是面对周边中小国家的海军，在装备上也无太多的优势。中国海军的大规模现代化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在 20 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现代化驱护舰、新型潜艇、航空母舰、主战飞机等主要作战平台，以及动力、雷达、导弹等各个载荷模块和武器系统等，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就综合发展潜力来看，中国海军已经是美国海军之外的世界其他力量难以望其项背的存在，它的兴起正在成为世界海军史上继苏联红海军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按照流行的说法，“中国庞大舰队正打破太平洋地区力量平衡”。相对保守的说法是，中国海军至少会改变西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这支新兴力量有着怎样的使命? 未来 30 年会有多大的上升空间和前景? 它将如何改变全球海上格局?
尽管中国海军从硬件上而言已经是世界第二大海上力量，但受到地缘环境和思维传统的影响，力量发展和布局是 “由陆向海”，主要从中国大陆向外延伸力量和影响力，这与美国海军的 “全球存在、全球攻防”思路有着极大的不同。由近及远，中国海军在东亚近海、印太远洋和其他全球海域三类不同海洋空间中的使命、作用以及地缘影响是有极大不同的。
一、追求中国近海的战略优势，维护主权、安全和海洋利益
关于近海的范围界定，中国官方有两种流行的解释。刘华清将军曾指出，中国的近海空间主要范围包括 “黄海、东海、南海、南沙群岛和台湾，冲绳岛链内外海域以及太平洋北部海域”。1997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近海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和台湾岛以东的部分海域。”按照这两种解释，中国的近海涵盖了四大陆缘海及太平洋北部的部分海域，它不是专属经济区这样的法律概念，而是地理概念，范围比中国依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管辖的 300 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要大。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近海的地理范围必将不断扩大，近海并非是个静止不变的概念。不过，中国所说的近海，除了有地理上的分野之外，还有政治上的意义，上述近海空间攸关中国的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和重大安全与经济利益。这是一种防御性的概念界定，中国不太可能会根据技术和能力的发展而对近海进行无限制的扩展。
所有的世界大国都首先是区域性大国，其周边往往是其天然的战略优势范围，比如美洲之于美国，独联体之于俄罗斯。我们只需粗略看看地图或凭常识就不难获知，近海的战略态势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及领土完整，关系到中国的战略安全及发展安全，关系到中国的主要海洋权益。中国的绝大多数核心和重大海洋利益都集中在近海区域，东亚近海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官方尚没有明确界定在该地区的地缘目标，不过却已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以下诉求:确保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防止朝鲜半岛出现敌对中国的政权、捍卫钓鱼岛及南沙岛礁的主权、维护中国进出大洋通道的安全。
要实现上述目标，意味着中国必须在该区域追求一定的战略优势或战略均势，或者说要有一定的海洋控制。很大程度上，海洋控制并非是一种要实现的目标和现实，而是一种能力; 并非意味着要每时每刻都能支配全球海域，它通常指的是一种为达成其他目的，在特定时间及地点对海洋实施局部控制的能力或实力，以及为了完成这些目标而保持这种局部控制的能力。中国追求近海控制，并非要将美国赶出东亚或西太地区，也不是一定要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及涉华海洋争议，更不是要凭借武力在该地区建立霸权，而是谋求对己有利的战略态势。狭义的海洋控制通常被理解为对海洋交通线的掌控，广义上讲，海洋控制指的是，在战时利用特定海域及其上覆空间实现军事和非军事目的的能力。在和平时期，没有海军实现了事实上的海洋控制，海洋控制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海上影响。在两个海上强手的较量中，完全控制海洋为己所用或完全阻止对手使用海洋的情况，是不太可能的或较少出现的。特别是在 “全域”竞争的时代，只要任何一个域或纬度不受控制，就难以获得传统意义上的海洋控制。海洋控制的前提是战略优势，这种战略优势既包括力量对比，即中国需要在此追求一定的相对力量优势; 同时，也包括国际政治地位，即中国对地区的重大海洋事务要有大的发言权，能推动形成于己有利的地区海洋秩序。
二、在毗邻远洋建立有效军事存在，推动印太海上“多级”格局的形成
在第一岛链以外西太平洋和北部印度洋的环形水域，中国追求的应该是“有效存在”。所谓 “有效存在”，是指中国需要建立一支不能忽视且难以被轻易击败的力量。
这片水域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是中国海洋交通线的聚集区，也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中国已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的和平发展严重依赖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和畅通的国际海上交通线。中国贸易货物运输总量的 85%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早已是高度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大国。海上交通线哪怕出现一丁点儿的阻碍，都会立刻影响国内的经济发展。伴随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 “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以及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中国非常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海上通道的最大利益攸关方。到目前为止，国际合作依然是中国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的主要路径，但中国对海外通道安全的担心无疑也越来越大，毕竟连接中国经济与外界的海上动脉几乎时刻处于其他海上力量的威慑之下，还有愈演愈烈的海盗和恐怖主义。
21 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银河号事件” “马六甲困境”成为中国战略界表达对海上交通线焦虑的热门词汇，尤其聚焦海外能源运输的安全。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 2003 年 11 月 29 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分析中国经济形势时，提到中国 “进口原油五分之四左右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的，而一些大国一直染指并试图控制马六甲海峡的航运通道”。因此，他要求必须从新的战略全局高度，制定新的石油能源发展战略，采取积极措施确保国家能源安全。随后，有关国际海上通道的研究立即成为中国国际问题中的一大热门。《2006 年中国的国防》首次提到 “运输通道方面的安全问题上升”，2013 年的 《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2015 年的 《中国的军事战略》等国防白皮书都明确指出，“加强与多国护航力量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
同时，这片海域也是中国海军的基本战略外线。能否塑造、构建对己有利的国际环境，是一个国家成为世界大国的标志。世界大国的安全不仅仅在于其本土不受到直接威胁，还在于它拥有一定的缓冲地带和预防性手段，能将威胁消除在边界之外; 也在于其拥有一定的威慑能力，当敌方威胁其安全时，有能力进行必要的反击; 更在于它能让国际社会接受自己日益上升的权力地位。考虑到海洋防御没有前后方之分，是动态的，加上中国近海的地缘不利环境，中国海军必须有必要的外线，否则将失去存在的价值。
另外，中国也借助护航任务，实现了海外基地的零突破。
此外，中国还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陆权优势。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与太平洋的交会地区，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毗连，背陆朝洋，正是斯皮克曼所谓的边缘地带，具有鲜明的陆海复合型特征，是 “陆地大国与海洋大国双方争夺的对象”，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中国天然位于亚洲的中央，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都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经济和人文联系，很容易在亚洲发挥重要影响。这种影响至少会给中国在西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海权拓展带来非常积极的意义: 通过加强与毗邻地区国家的地缘经济、政治和军事联系，间接在大洋上发挥作用。
三、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成为全球海洋安全秩序中的重要角色
中国海军显然还没有形成全球战略，在西太平洋和北部印度洋以外的区域，很大程度上追求的是一种政治和外交影响。即通过临时性的军事部署、军事演习、军舰互访等行动和国际海洋政治博弈，积极提供海洋军事、外交和经济等方面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全球海域内追求政治外交影响并发挥独特的政治外交作用。中国是 “一陆一洋”的大国，美国是 “两洋一陆”的大国，而欧亚大陆是世界的地缘政治中心，地缘禀赋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影响世界的方式有很大不同。中国可以通过海陆两条路径影响欧亚大陆的事务，而美国则必须跨过两洋向欧亚大陆投送力量和资源; 中国始终 “由陆向海”，从陆地看海洋，而美国 “由海向陆”，从海洋看陆地。这种差异也决定了，中国海军先天缺乏美国海军那样进行全球攻防的动机。
在全球格局层面，中国只能算是个正在兴起的潜在超级大国，虽然综合实力远超俄罗斯、英国、法国及印度等大国，但与美国依然相距甚远。不过，中国的利益和责任的发展，仍需要中国有能力在世界海域内投送力量。在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与世界高频率互动的过程中，各类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在一些局势动荡的国家或地区，中国海外利益经常受到政权更迭、冲突与战争等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以及恐怖主义和集团犯罪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维护海外经济利益和公民权益的有力手段，2011 年利比亚撤侨开启了中国海军维护海外利益的新模式。中国虽然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但如果动荡影响到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重大经济利益，而且即便是撤侨行动，也可能被冲突所波及，中国海军还将不得不卷入直接的冲突之中。
此外，在世界范围内保持军事影响，也是履行国际责任和大国义务的要求。中国的国际责任正趋于全球化，当今的海洋体系正走向无序，迫切需要重建秩序，而前提是大国要承担国际责任，贡献海上公共产品。世界海洋公共性、开放性的维护，航海自由，打击和抑制海盗，海洋良好秩序的保持等，都属于海上公共产品，国际社会需要海上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海军将是中国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际责任和推进国家间军事合作的重要手段。随着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毒品走私、海盗、海洋环境、自然灾害等问题的日渐凸显，军事力量除了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之外，还必须应对一系列全球层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军事力量的非战争应用越来越成为各国武装部队的主要职能之一。中国海军将在国际救援、公海自由和国际维和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可能需要可迅速及时到达并部署的海陆空力量，它至少应包括如下能力:两艘左右军舰组成的远洋战斗编队，营/团级的陆上作战兵力，以及中队规模的空中威慑及支援力量。这类力量的临时部署及应用，将最大可能寻求联合国安理会和相关主权国家的授权，尽量争取区域国际组织和其他力量的支持与协助，与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公平正义的国家联合进行介入。
另外，现代海洋强国的兴起必然伴随着对海洋秩序的塑造，力量投射规则，而规则服务于力量的投射。强大的海上实力是塑造和维系海洋秩序的基础和保证，而海洋秩序的存续必然也会体现塑造者的利益与观念，并服务于实力的运用与力量的展开。中国海军的崛起能多大程度上影响全球海洋秩序的塑造尚不明确，但考虑到其全球第一的平台数量和全球第二的总排水量，其必然会在全球海洋安全秩序的塑造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众所周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体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推动了全球海洋政治经济格局的多极化，但在谈判和最终的条款中都鲜有涉及军事活动，部分原因是当时的美苏都不愿意自己的军事活动受到过多的限制。当中国海军在全球海域活跃程度日益接近美国海军的时候，也必然会挑战美国在海洋安全领域近乎垄断的规则塑造能力，其发展中大国的政治身份、陆海复合型的地缘禀赋和带有浓厚东方色彩的战略文化，都将给未来的国际海洋安全秩序带来新的内涵。
四、结语
受制于技术发展和国际政治博弈模式的变化，尽管美国海军仍试图维系其在全球的超强海上主导地位，但海上多极化几成定局。中国海军的崛起，正成为全球海上多极格局的重要推力。当然，这种多极格局本身也会限制中国海军崛起的程度和力量运用。
总的来看，中国海军的崛起对美国带来的传统意义上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印太”地区，将使得该地区的海上权力结构更加多极化，美国在东亚近海等区域的海上主导优势将由中美间的均势所取代。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海军大概率会继续在全球大部分海域维系战略优势。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和总体和平时期，这种优势的效价比正在急剧下降，维护海洋安全秩序最需要的往往是数量和规模代表的存在能力，而非大规模战争能力。由于中国海军的快速发展，美国海军的平台数量已不具有优势，即便实现了 “355 艘”或 “500 艘”的舰队规模目标，相对于中国海军也没有太多的数量优势。按照美国国防部等机构的数据，中国海军舰艇规模已经超过 300艘，未来很快会接近 400 艘的规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海军的发展、在全球海域的外交活动以及提供海上公共安全产品的行动，也会推动全球海上单极格局的终结。当然，所有这些发生的前提是，中国能够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并保持目前的崛起势头，即便维持相对低一些的发展速度。与此同时，尽管中国海军在过去 20 年在硬件建设方面取得了令人眩目的成就，但中国海军也需要改进其 “软件”，特别是其海外部署和作战指挥技能。
中国海军的崛起增强了中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亚丁湾护航、叙利亚化学武器护航、MH370 航班搜救等行动，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有力支持，提升了中国海军形象，赢得了国际赞誉。然而，中国军舰频繁地出现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更不用说地中海和英吉利海峡，在包括澳大利亚、印度、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引起越来越多的焦虑，这有可能使中国的安全环境恶化。未来，如果行动更加透明，将有助于中国海军提升国际形象，但这不会改变这些大国之间潜在的竞争和相互猜疑。
在中国，战略家们对大国 “战略透支”的风险保持警惕，正如保罗·肯尼迪 ( Paul Kennedy) 所描述的那样。尽管中国海军力量日益强大，但中国政府仍将谨慎地在海外使用其海上力量。中国海外经济拓展和军事力量崛起有不同的途径和目标，前者比后者更为恢宏。很多外国观察可能都在关注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战略意图的对接。但 “一带一路”已经覆盖了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太大，大到不可能成为战略。当然，“一带一路”与中国军队的海外行动可能会有一些联系，但两者实施的逻辑和规则是完全不同的。
文章来源：原刊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06期
作者：胡波，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