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经济增长乏力，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负溢出效应”使得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普遍遭受“二次冲击”。与此同时，逆全球化现象、单边主义势力抬头，特别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美国不但拒绝承担应该负有的国际责任，还坚持“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理念，单方面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万国邮政联盟等，并且还威胁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这些都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全球治理危机。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以西方国家为首的国际经济秩序，并不能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存在利益分配不公、治理失效等问题。而以中国、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这些国家对世界经贸规则的发展与完善有利益需求，他们追求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经贸规则。在这种国际形势下，2013年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力促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给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和新动力，响应了国际经贸规则亟待完善和优化的时代呼唤，提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全球治理的缺失。
一、国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专业著名学者金灿荣教授认为，中国是不确定世界中的确定性正能量，也就是说，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世界经济发展必然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而中国经济发展是不确定环境中的确定因素。这一情势具体表现在发展速度是否平稳向上，即国家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可以用一个显著的标准——国民生产总值（GDP）来衡量。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100万亿元，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而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200美元左右。从世界排名来看，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和稳定发展，中美之间的经济总量差距在逐渐缩小。与此同时，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在下降，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之后，不断退出国际组织，破坏现有国际秩序，使得全球治理面临“赤字”危机。2021年拜登上台执政后，宣布要重新加入一些国际组织，但美国的国家信誉已经受到严重影响，国际多边体系面临着瓦解与重构的危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经过近8年的发展后，截至2021年6月23日，中国已经同140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6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对双边和多边经贸规则的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现有国际经贸规则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贸规则对国家的约束力越来越强，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国际经贸规则之外。国际经贸规则的演进路径大致经历了从实力本位原则到规则本位原则的变化。所谓实力本位是指大国强权在经贸机制中具有整体控制权，而规则本位则是按规则解决问题，用严密细致的规则约束参与各方并解决争端，但规则本身的正当性以及操作过程中的合理性可能被忽视，也可能存在形式公平而在操作时难以实现的问题。现有的国际经贸规则大都是在二战之后以发达国家为首建立起来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大国际性经济组织均为规则本位建立起来的机制，加上国际经贸规则的非中性及公共产品特性，必然会使规则带有某种倾向，双重叠加则会使现有的国际经贸规则更加不合理。现有的国际经贸规则大都由美国及其盟友主导，他们经常运用规则来调控国际经济和贸易活动，以便获得巨大的国家收益，这些行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例如WTO规则，本应由各个参与国平等参与，但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在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问题时却有很大的困难，出于调查复杂事实需要高额费用以及害怕政治性报复等诸多考虑，发展中国家很少运用争端机制解决问题。中国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代表，“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引领国际规则的一个试点和创新点，中国应当抓住机遇，为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经贸规则贡献力量。
三、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建设的经验积累
回顾新中国成立70余年的奋斗历程，我国经历了从处在国际经贸规则建设的边缘地带，到逐渐参与和主导国际经贸规则谈判的艰辛发展历程。建国之初，中国的外部形势严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外交上不承认，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一时期，中国是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旁观者。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关系逐步正常化，到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积极加入经济全球化，主动参与国际经济事务，但仍是经贸规则制定的跟随者。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吸引外资，学习国际经贸规则，为参与并引导国际经贸规则积累了丰富经验。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在全球治理中，中国的作用和影响开始逐步显现，例如成功举办G20峰会、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在国际经济治理进程中逐渐发挥重要作用。
四、现有国际经贸机制需要对接合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在相互依赖之中，这种依赖关系在经济领域表现的尤为明显。当前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且多为发展中国家，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起步或加速阶段，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建设资金短缺、技术经验匮乏等困难。同时，沿线国家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强烈，这与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随着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内部经济合作机制的建设和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会越来越紧密，对国际机制的需求也更加迫切。正如沃尔兹所言：“考虑到各国的相互依赖，任何一个国家假如不遵守成功的惯例，就会处于不利境地。对于长期处于经济洼地的亚洲腹地而言，虽然有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欧亚经济联盟等多边经贸合作机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经贸规则构建的基础，但同时也带来了机制碎片化和机制重叠等问题。例如，“一带一路”倡议既有全球性的制度基础，如联合国、WTO规则等，也有区域性的制度基础，如东北亚、中亚、北非、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东欧等区域性的经济制度安排，拥有众多合作机制虽然可以带来更多合作机遇，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其陷入机制碎片化和重叠化的尴尬境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因此，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顺利发展，各参与主体需要不断促进机制之间的对接合作。
文章来源：节选自《国际倡议与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建设对国际经贸规则构建的现实意义》，原刊于《东北亚经济研究》2022年第3期
作者：闻竞，河北农业大学副教授；王圆月，河北农业大学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