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徽等：海洋灾害抵御和捕捞管控的对策建议与路径优选

高效利用中国现有的海洋科技能力，针对海洋灾害与捕捞养殖管控现状及局限，以灾害抵御与捕捞管控为重点，探索中国海洋可持续发展新路径，对中国抓住国际海洋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全球海洋生态治理行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加强海洋灾害与海洋捕捞相互影响机理系统性研究

在灾害理论中，海洋灾害的承灾体主要考虑人与社会经济活动，出发点主要在于经济损失与社会管理。目前的捕捞管控的理论和实践中，往往将渔民与海洋生物做基于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分析，认为捕捞行为与鱼类种群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这种分析方式虽然对于突出捕捞管控任务的艰巨性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于整个海洋环境系统的理解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若把海洋灾害和海洋捕捞作为独立的系统考虑，二者之间在经济和管理层面存在显性关系，但在上述分析模式下，二者在资源以及生态层面的关联就变得较为隐晦。

灾害管理体系下灾害发生的必要条件包括孕灾环境、致灾因子和承灾体，即致灾因子和承灾体在孕灾环境下的作用导致了灾害。海洋捕捞行为的主客体分别是渔民、海洋生物以及包括生态因子和社会因子的资源环境。通常而言，孕灾环境和资源环境是整体概念，而孕灾环境和资源环境互相作用分析，则可以理解为灾害抵御和捕捞管控之间相互影响在子类中的简单投映。进一步细分孕灾环境和资源环境，是致灾因子、承灾体(与其相关的非生物设施与装备)、渔民、海洋生物等因素整体作用的结果，而这4种因子按逻辑划分，两两相互又可组成6种关系(图1)。

图1 海洋灾害和海洋捕捞关系

以致灾因子为线索，设立典型的场景进行讨论，如伴有台风和风暴增水的风暴潮。此时，①致灾因子-承灾体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大风和高潮位对海岸带设施的影响。②致灾因子-渔民的关系，体现为灾害期间海洋捕捞行为的暂时中止。③致灾因子-海洋生物的关系，体现为海岸带区域人工养殖生物系统的破坏及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生物量的增加[23]。④渔民-海洋生物的关系，体现为暂停捕捞行为时海洋生物的恢复以及期间渔民收入的下降。⑤承灾体-渔民的关系，体现为渔民需要对承灾体进行预先保护和事后修缮。⑥承灾体-海洋生物的关系，体现为海洋生物增多后引导渔业设施的恢复或发展，而非遗弃。通过上述的分析，在海洋环境视角下分析海洋灾害和海洋捕捞，则发现海洋灾害有利于海洋环境，是海洋环境的一种自愈机制，而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是有害的。但是，对于受损失的渔民个体而言，如果利用自身丰富的海洋灾害、海洋捕捞经验和知识，使用巨灾保险、巨灾期货进行对冲，有可能在海洋灾害中获得收益。也就是说，海洋环境是复杂的系统，仅考虑灾害抵御的受损情况和捕捞管控的负面效应是不够的。此外，除了海洋捕捞可能受益于海洋灾害带来的生物量恢复，其他关于海洋的经济活动(如，航行贸易)对于海洋灾害的反馈几乎总是负向的。这也是相对于其他关于海洋的经济活动，优先将“海洋灾害-海洋捕捞”置于统一系统考虑的可行性之一。

二、探索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海洋遥感观测产品

随着观测能力的大幅提升以及相关管理理论的不断发展，灾害学已从起初的概念描述阶段发展到定量分析和量化分析并存的阶段。一般而言，量化分析是通过建模，用具体的数据获得模糊概念的数字表述，这种概念不一定是客观存在，可能仅仅是依存于逻辑成立，如经济活动中的各类指数指标。定量分析主要是通过具有物理意义的数学模型，完成数据的计算分析，分析结果通常是可验证的，被广泛应用在科学研究领域。譬如，海温、风速、海浪等数据产品均是典型的定量分析产品。

量化分析和定量分析解决问题的方式有所区别，量化分析依赖于充足的先验资料，更关注分析结果的功能性与实用性，分析过程时常采用“黑盒子”方式，多用于经济管理领域。定量分析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对所描述现象的物理意义与数学表达，严格要求分析过程明晰，多用于科学研究。由于传统海洋观测依赖于点、线式的航次调查或浮标采集，设计之初既以科研为导向，数据获取成本高、准确度高，但覆盖范围和实效性不足，对于定量分析验证数学物理模型是有效的，但对于量化分析是远远不够的。海洋遥感技术是以科研为导向的，所获得的大量实效性强、覆盖范围大的数据为海洋领域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创造了条件。对于灾害抵御和捕捞管控而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设计相关衍生品，对拓展海洋遥感观测产品门类有重要实践价值。

海洋灾害主要以巨灾为主，虽然有相关保险承担损害，但对于投保人来说，保单生效偿付的过程通常较为复杂，而直接购买衍生品对于投资人的投资专业水平要求较高。巨灾面前，保险公司也可以通过向期货经营机构购买场外期权来转移风险，期货经营机构利用期货市场进行风险对冲。服务于巨灾领域的巨灾期货属于天气衍生品，在各类数据产品服务中属于较复杂的商业模式。天气衍生品在类别上属于非物质期货交易品种，可以帮助易受天气影响的商业活动规避天气风险，减少天气反常带来的负面效益，甚至还能通过参与交易而从灾害中获利。天气衍生品1997年首次出现在美国的场外交易市场，1999年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CME)将其引入场内交易，并推出美国4个城市的取暖指数和制冷指数期货。2007年，CME推出飓风指数期货，以飓风登陆时的最大风力和飓风半径测度投保损失。

海洋捕捞的经济驱动是水产品，属于农产品范畴。1990年成立的郑州商品交易所以农产品为主开始我国期货发展历程。自2016年起“保险+期货”的形式连续写入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目前郑州商品交易所的苹果、红枣和大连商品交易所的玉米、土豆等项目快速发展。但是相较于其他农产品，水产品现货市场种类繁多且保存成本高，直接作为合约标的物，基准交割品的指标设计和交易量都很难保障，基差风险较大。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谷物交易所(Minneapolis Grain Exchange, MGE)曾于1993年和1994年分别推出白对虾和黑虎虾期货合约，但由于交易的不频繁在2001年起暂停交易。海洋捕捞除了与水产品交易相关外，与海洋环境、船舶航行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考虑从海洋环境和船舶监管角度设计与海洋捕捞相关的指数，以期发展出相关指数衍生品。

海洋二号卫星同步观测海面风场、海面动力高度、海面温度的模式以及海洋三号卫星使用1 m分辨率的合成孔径雷达、AIS同步观测模式均为世界首创。对于海洋灾害的相关研究表明，单纯的台风在成因和致灾能力上都只是风暴潮灾害的一小部分，还需考虑与风暴增水相关的海面动力高度异常，而业务化同步观测目前只有海洋二号系列卫星能够做到。例如，CME飓风指数仅将台风风速和半径作为因子，可以在此基础上考虑动力高度异常、台风离岸距离等其他因素，并将台风发生到登陆的全过程纳入量化分析范围。捕捞管控方面，对于船只的同步监测，除了AIS接收功能，海洋三号卫星还提供了主动探测的方式。AIS的工作原理是船只主动发送信号，存在人为干扰的可能，特别是IUU渔船的AIS往往经过改装。因此，不依赖船只主动发射信号、与AIS的工作机制不同的天基观测是目前有效的手段，在信道拥堵的近岸区域和没有岸基设备的远洋区域都十分有效。除了对IUU渔船的监控，以海洋三号卫星AIS数据和雷达数据为基础，可以设计渔船运行状态的指数，例如计算重点渔场的船舶数量、吨位等数据，反映捕捞产业景气程度。此外，海洋二号卫星和海洋三号卫星作为国家运营的公益项目，所有数据和算法都是公开并经过国际科学合作机构权威公认的，可以有效避免商业公司制订指数引发的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

三、推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国际合作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直观上可分为意识和理念的构建，以及全球框架下的国际合作,即社会科学层面的解释分析和全球化时代的路径实践。例如，在捕捞管控方面，渔业资源的粮食安全属性、商品交易属性和自然资源属性的不同侧重是中国、美国、加拿大三国政府相关部门设置不同的因素之一，而在灾害抵御的普遍认知促成各国政府在相关部门设置上的一致。目前国际合作的主要形式为国际组织协作下的多边合作，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合作，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有望解决在当前状况下由于各国政府部门设置不同带来的合作障碍。

海洋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部分，也必然基于全球价值观，包括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等。同时，也必然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目前，远洋渔业资源的自然资源属性日益凸显并且具有必要性。从长远来看，远洋渔业资源的粮食安全属性和商品交易属性并非不可替代，以自然资源管理的视角对远洋渔业进行管理是发展的重要趋势。以动物保护为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及相关国家机关的设置，陆生野生动物保护统一纳入自然资源管理的林业草原体系，水生野生动物仍由渔业部门管理归口在农业农村部，分属不同部门。若由同一部门进行管理，管理成本和效能有望提升，也更便于国际合作的推广。中国的渔业管理模式可以作为海洋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样板，在尊重各国不同国情条件下进行推广，是全球视角下从“异”到“同”的过程。由于海洋科学能力对国家综合科技实力要求较高，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不具备独立建立完整灾害抵御能力的条件，必须依靠于海洋科技大国，这就要求大国必须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出发点追求共同利益，并且支援设立专门的机构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