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茹俊等：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当今世界，人类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海洋治理更具复杂性和紧迫性。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海洋治理的新范式，推动其构建是一个从观念转向实体的动态过程，需要坚持话语引领、法治支撑、外交推动与安全维护，保障实践的现实有效性。

一、话语引领：增强海洋命运共同体话语力量

世界历史表明，海洋是西方文明的根基，“因海而兴”的西方国家一直主导着世界秩序。二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几乎全面掌握着海洋“游戏规则”，全方位垄断着国际海洋话语权。反之，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则陷入“海洋话语贫困”，在海洋话语体系中天然处于被迫接受的弱势地位。因此，推进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首要问题就是增强中国立场的海洋话语力量。

（一）强化海洋命运共同体话语表达

在“西强中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下，作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主动方，中国必须主动出击，有效突破国际话语垄断，强化海洋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国际表达。一是要抢占话语表达的主动权。随着海洋综合实力的提升，中国已经具备在国际海洋领域发声的底气与自信。当前，要科学表达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增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可度，做到“先声夺人”式的价值传递与弘扬。二是要增强话语表达的影响力。话语权的本质不仅是发声的“权利”，更是说话的“效力与威力”。[23]在国际海洋事务中，要充分推动“经济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等平台提升话语传播力度与效果，增强海洋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影响力。三是提高话语表达的创新性。话语表达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话语表达方式，中国话语国际表达要解决好“怎样表达”的问题。在国际海洋交往中，要充分遵循话语传播规律，坚持融通中外的表达理念，创新应用官方宣传、民间交流与学术研讨等话语表达方式。

（二）建立海洋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

长期以来，西方阵营在海洋领域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话语体系，一直左右着国际海洋发展的局势。中国要增强海洋命运共同体话语权，中心要务就是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一方面，打造多元协同的话语主体。话语主体一般包括诠释主体与传播主体，二者协同作用是建立海洋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关键。就诠释主体而言，要从中国价值立场出发，加强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深度阐释，揭开西方海洋话语的虚假面纱，塑造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积极形象。就传播主体来说，要坚持正确的宣传理念和方法，拓宽媒体海外传播与民间人文交流的途径，加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辐射力。另一方面，搭建高效的话语传播平台。在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多重高效的话语传播平台是提升话语影响力的基本载体。搭建高效的话语传播平台，既要继续深耕传统实体传播平台，发挥线下话语传播的固有优势，又要创新拓展新兴虚拟传播平台，展现移动互联网话语传播的互动特色，打造多元化、立体化的传播新体系。

二、法治支撑：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法治建设

“法治化是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必然要求”，海洋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全新高度的国际海洋秩序，其构建与巩固离不开国际法治化建设。

（一）解决国际海洋法体系遗留的历史问题

当今世界，国际社会普遍奉行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际海洋法体系，国际海洋法体系主导着国际海洋秩序，成为处理全球海洋发展问题的基本准则与行动指南。然而，国际海洋法体系是利益权衡的折中产物，伴随着人类日益广泛的涉海活动，国际海洋法体系的局限性也暴露无遗。譬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现有规定与部分条款存在一定缺陷，国际海洋法律规则现存供需悖论，等等。这些现实问题已然成为全球海洋发展的制约因素，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需要修缮国际海洋法体系，扫清国际法治化建设的既存障碍。首先，要在联合国框架下，广泛吸纳世界各国的海洋发展诉求，深入考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缺失议题，细化充实公约相关法律条款，提升公约在实践中的普遍适用性。其次，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支撑，在全球海洋问题上达成普遍的法治共识，从“全人类需要”出发探索制定国际海洋法律法规，破除国际海洋法律规则供需悖论。最后，要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础上，有效整合现存的“碎片化”海洋法律规范，在“破旧立新”中增强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权威性。

（二）强化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法治保障

截至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全面载入联合国多项决议，成为国际法治体系的重要价值理念。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法治基础上，强化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法治保障、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法治化势在必行。一方面，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国际法治建设。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工作中，要积极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成为法律编纂的新议题，使其明文载入联合国大会的相关决议；在区域性海洋法律事务中，要主动牵头制定蕴含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区域性海洋法律条约。此外，在国际司法机构的相关判决中，要积极促进彰显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相关内容产生法治效用。另一方面，提供海洋命运共同体实践的法治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需要法治进行保障。”“一带一路”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其在海洋领域的板块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当前，加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法治实践，能够为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法治支撑，因此必须加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平台法律规则完善及实施，构筑一条高效有力的海上法治安全防线。

三、外交推动：深化海洋命运共同体外交实践

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Karl Wolfgone Deutsch）认为，要实现更高层次的一体化，各国之间的交往和沟通活动尤为重要。任何共同体的构建和发展都离不开外交沟通与政治交往。当前，推进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需要全方位深化海洋外交实践，广泛达成国家间的海洋政治共识。

（一）完善海洋命运共同体外交顶层设计

当今世界，海洋领域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正在逐渐增多，海洋外交工作面临着更加复杂严峻的外部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外交要“登高望远”，指出“要做好顶层设计，规划好方向和目标”。顶层设计旨在以总体规划达到对根本性、全局性与战略性问题的全面掌控，以统揽全局的整体性视野探寻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要坚持在全局视野中进行整体谋划，加强海洋命运共同体外交的顶层设计。首先，科学统筹海洋命运共同体外交的制度设计、政策制定、法律规范与体系建构，确保海洋命运共同体外交具备理论支撑，为外交实践的具体开展擘画蓝图。其次，充分完善海洋命运共同体外交的平台搭建、路线铺设、机构建设与传播准备，保障海洋命运共同体外交获得实体依托，为外交实践的现实推进奠定基础。最后，整体设计海洋命运共同体外交的教育投入、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展望海洋命运共同体外交的未来发展前景，为外交实践的持续开展提供支撑。

（二）深化海洋命运共同体外交行动部署

外交活动是理念传播与实践落实的关键路径，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制度建设与实体构建离不开广泛的外交行动。首先，全面巩固周边海洋外交。中国是一个区域性海洋大国，周边区域是海洋外交的发力点与关键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周边地区是中国海洋发展的重要依托，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要优先开展周边海洋外交，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支撑下，加强同周边国家的海洋外交活动，形成区域性海洋命运共同体形态。其次，着力加强大国海洋外交。大国博弈是全球海洋安全的核心因素，大国海洋外交是新时代海洋外交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切实运筹好大国关系，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因此，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应注重大国海洋外交，在广泛的交流对话中实现政策互通与机构设置，通过全面合作完成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认同与制度建设。最后，广泛开展发展中国家海洋外交。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要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把我国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当前，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还需重视发展中国家海洋外交，增进发展中国家间的海洋友好关系，加强海上公共产品供给，推进发展中国家间的海洋命运共同体制度化建设。

四、安全维护：优化海洋命运共同体安全环境

海洋安全是海洋发展的基本条件，新时代推进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需要打造安定团结的海洋安全新格局，优化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安全环境。

（一）强化海洋命运共同体安全主体力量

海洋安全力量是全部用于维持海洋安全的力量总和，其中海上军事力量是主体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海军作为国家海上力量主体，对维护海洋和平安宁和良好秩序负有重要责任。”海军是落实海洋安全的关键性因素，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必须充分发挥海军的主体性安全作用。一方面，要推进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进程。作为海洋和平安宁的维护者，中国海军既捍卫着中国海洋主权与权益，又对维护全球海洋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要推进全面深化军事改革、完善海上作战体系、提升海上军事能力等战略，全方位强化中国海军的整体实力与现代化水平，落实好维护全球海洋安全的时代重任，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保驾护航。另一方面，要推动世界各国海军务实合作。近年来，海上安全风险正呈现出复杂多变的趋势，科学应对海上安全问题离不开各国的广泛沟通，需要共同深化海上军事务实合作。当前，以安全路径推进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需要联合世界各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在务实合作与交流互鉴中维护好海洋安全秩序，营造出一个普遍安全的海洋发展新环境。

（二）建立海洋命运共同体安全机制

全球海洋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建立海洋安全机制的现实性，全球范围亟须建立一套普遍适用的安全机制。一是建立海洋安全信任机制。安全互信是海洋安全的基本出发点，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要加强各海洋主体间的安全信任，建立起以公正平等为内核的海洋安全互信机制，打造海洋命运共同体安全互信模式。二是建立海洋安全合作机制。海洋安全维护是多主体的现实责任，其有效实施依托共同的安全合作机制。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要深化世界各国的海洋安全合作，在充分发挥各自安全优势与特色的基础上，建立起以共建共享为原则的海洋安全合作机制，形成科学有力的安全合作形态。三是建立海洋安全管理机制。科学管理是海洋安全的实施手段，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要建立海洋安全管理机制，在现有国际框架下制定新的安全管理制度与规则，同步建立相关安全管理与执行机构，为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实体依托。四是建立海洋安全服务机制。海洋命运共同体是海上公共产品，其构建有赖于科学的海洋安全服务机制，既要发挥好官方的安全服务作用，完善海上导航服务、搜救、气象预报、卫星通信等保障建设，又要鼓励民间的安全服务行动，推动民间力量参与海上安全维护、监督与服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