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东北亚地缘秩序的演变史，海权势力和陆权势力的角逐与竞争是历史常态。自近代以来，陆权体系不仅总是弱势和失败的一方，而且陆权与海权较量与争夺的主要目标是大陆。但是，冷战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东北亚海权势力和陆权势力较量与争夺的目标主要是海洋，这是地缘权力历史性的转移、重构和地缘秩序的转型。
冷战后，东北亚地区的海上争端不断上升，出现这种情况有诸多的原因。除海洋自身的政治与经济价值提升外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海上岛屿可以（或可能）决定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定，具有巨大的政治经济溢出效益；二是海上交通与通道的战略价值日显重要；三是资源稀缺、人类对海洋认识的深化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各国对海洋资源的争夺日益加剧；四是一些海上争议涉及第三方或多方，情况十分复杂；五是当代国际海洋法的不完善、多歧义等。从总体看，自冷战结束以来，争议国家间的政治安全关系普遍有所改善，相关岛屿与海洋权益争端中政治安全考量有所下降，经济因素作用有所上升。这一变化给争端或争议的解决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各国更加重视经济发展，大力加强经济合作，有利于防止争议升级与失控；另一方面，各国对争议地区经济资源争夺加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解决争议的难度。这也是诸多海上争议升温的重要原因。值得指出的是，相对而言，在经济利益冲突中，对立双方通常可能有较大的妥协空间和争取双赢的机会，而在政治安全利益冲突中，妥协、让步的余地较小，仍体现了零和博弈规则。在俄乌冲突引发全球地缘政治危机背景下，东北亚各方围绕地缘秩序的分歧进一步凸显。美国联合所谓的“民主盟伴”，强化针对中俄的意识形态攻势。美日等标榜建立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企图主导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地缘秩序重构进程。在区域安全秩序中，相对陆权，海权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当前，东北亚地区存在三大地缘风险，值得警惕：首先，美国在亚太构建多个小多边安全组织，其同盟体系的亚太集结和军力前压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战略压力；其次，美国及其盟友在亚太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并可能会带来核扩散风险；其三，地缘热点和风险点渐成联动趋势，半岛问题（含朝核问题）与南海、东海、台海即“一岛三海”已出现联动苗头，将对中国的主权安全及国家利益构成严峻挑战。面对东北亚不断加深的新地缘安全困局，为了防止陷入海陆势力对立双方相互示强的恶性循环，中国需要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及时制定科学完善的东北亚海洋大战略，积极探索构建东北亚海陆安全秩序的新路径。有鉴于此，新形势下，中国的东北亚海洋战略应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严防东北亚“新冷战”格局固化，强化中日韩合作。近年来，美国加紧实施“印太战略”，拉拢盟友搞阵营化对抗，使东北亚安全困境加剧。破解当前安全困境应从打破阵营对垒着手，消解“中俄朝对美日韩”的阵营对抗叙事。既需要有效管控中美关系，又需要积极推进中日韩合作。中日韩合作是现阶段东北亚地区唯一的政府间多边合作机制，应该积极推动其成为东北亚合作的“领头羊”、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稳定器”、解决热点问题“减压阀”。防范东北亚走向“新冷战”、走向分裂对抗。中方应积极推动中日韩三方恢复年度领导人会议机制，为三国合作不断注入政治动力。2019年12月中日韩三国峰会召开后停摆至今，目前，三方年度领导人会议机制正在恢复中，时隔4年半后重新启动，有利于推动中日和中韩关系回稳向好，维护东北亚团结合作的局面，增加东北亚和平稳定的共识。
第二，推动地区安全对话平台建设。东北亚是当今世界海陆地缘政治特色鲜明和大国战略交互作用最集中的地区，至今尚未形成有效的、覆盖整个区域的安全协调机制。曾在东北亚安全协调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多边机制，如六方会谈难以重启，中日、中韩间一度探索的建设性安全伙伴关系也受到挫折。那么，以建立持久和平机制为目标，循序渐进构建地区安全对话合作平台，是从根源上解决东北亚安全困境螺旋上升的必然选择。可在实践中探索从建立低制度化和无强制约束力的对话平台入手，再建立信任措施、预防性的多方外交平台，进而构建东北亚冲突解决机制，分阶段推进，保持各参与方和商讨议题的开放性，打造区域安全合作的协商平台。
第三，深化域内国家合作，增强现实利益纽带。日韩两国在经济贸易方面与中国有着密切关联，也存在深厚的合作关系，各方结构性互补，彼此相互依存。但是，近年来在美国的战略压力下，日韩已开始追随美国打造“小院高墙”，企图将中国从国际高端产业链、供应链中剥离，这既损害日韩自身利益，也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中国应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落地，促进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互联互通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港口、航运路线和物流网络对接等。中日韩三国地理相近，地缘经济休戚与共，彼此合作符合各方真正的国家利益。
第四，加强海上硬实力与现代化建设。东北亚各国围绕岛屿与海洋争端的矛盾十分突出，岛屿与海洋争端已经上升为影响区域稳定的主要因素。为了应对来自海洋的风险，中国应该大力加强海上硬实力与现代化建设，强化海军、海警实力等，打造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是中国制定实施东北亚海洋战略的必要基础和根本保障，也有益于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维护区域安全秩序。加强海军与海警现代化建设，应从推进技术创新与装备更新、加强人才培养与军事教育、明确战略规划等方面入手。为了应对海洋危机及其风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应调整和优化海军与海上力量的组织结构，提高指挥效率和应对危机与冲突的响应能力。
第五，推动构建东北亚海洋新秩序与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美国在东北亚有重要战略利益，在日韩都有驻军，但美国力量的存在会给东北亚正常海洋秩序带来冲击和破坏。所以，在推动构建东北亚海洋新秩序时应该要考虑并应对美国因素。中国在推行东北亚海洋战略时应注重强化多边外交与区域合作，积极参与东北亚和亚太地区多边机制，与相关国家凝聚共识，减少美国因素的不利影响。中国可积极推动东北亚海洋合作项目，如海洋环境治理、海洋科技交流等，营造和谐稳定的海洋合作环境，在合作中建立解决海洋争端新的协商机制，并减少外部因素的影响。中国在实施东北亚海洋战略时应将重点放在增加区域内部的海洋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从而形成良性互动的海洋新秩序。应重视培养东北亚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各国在海洋利益上的相互依赖和共同责任，减缓海洋争端导致的地区紧张态势，主张通过国际合作和共同治理，促进区域乃至全球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环境保护和海洋安全，以实现各国在海洋事务中的共赢和长远福祉。
文章来源：节选自《战后以来东北亚海权与陆权地缘政治秩序的重构》，原刊于《国际论坛》2024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出处、作者信息及由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编排
作者：李敦球，曲阜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谌贝贝，韩国延世大学区域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