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海洋强国话语体系构建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面临的挑战呈现多维度、多层次的特征，必须从国际秩序、区域博弈等方面进行系统性分析，更需要从战略高度进行系统规划和推进，逐步塑造中国特色、全球视野的新时代海洋强国话语体系。
一、新时代海洋强国话语体系构建的主要挑战
国际海洋秩序的霸权话语压制。西方主导的海洋治理体系以海洋自由论、海权论等理论为根基，进而将国际海洋法异化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此外，西方霸权话语通过学术理论、媒体叙事和国际规则制定形成闭环，如美国提出的“航行自由”概念被包装成“普世价值”，实则为其军事介入提供法理借口。所以，西方霸权话语压制本质上是通过历史叙事、法律工具甚至军事行动构建的系统性控制体系，塑造符合美西方利益的海洋秩序格局，其成因根植于殖民遗产、资源争夺与权力结构的深层矛盾，表现形式则渗透于国际法执行、军事部署和舆论操控等多个层面。
话语体系的理论供给不足。中国海洋话语存在现实需求旺盛与理论供给不足的矛盾，由此削弱了话语体系的系统性和连贯性。近年来，尽管中国在南海维权、深海探测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还没有形成具有国际解释力的理论体系。西方“海洋即文明、文明即西方”的话语逻辑仍主导着国际学术界，中国学者在海洋政治、海洋法等领域的原创性研究不足导致在国际舆论场常常陷入有理说不出的困境。此外，理论供给不足的深层原因还在于学科交叉融合的缺失。海洋治理涉及法学、国际关系、环境科学等多学科领域，中国跨学科研究平台建设滞后，跨学科整合度低。
国际传播的有效性困境。中国海洋话语传播存在内外“两张皮”现象。在国内，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尚未有效融通，海洋维权叙事多停留在政策宣示层面，缺乏生动的文化符号和叙事载体。在国际上，中国海洋话语传播渠道单一，过度依赖官方发声，民间力量和非政府组织参与不足。此外，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进一步削弱了传播效果。中国海洋政策文件多以中文发布，翻译版本的准确性和传播力不足，西方媒体则对中国海洋行动的报道常带有偏见。
区域海洋博弈的复杂化。近年来南海等海域的地缘竞争加剧，对新时代海洋强国话语体系构建形成直接挑战。菲律宾在美西方支持下持续在仁爱礁、黄岩岛等海域制造摩擦，越南、马来西亚在南海的油气开发和岛礁建设持续推进，形成维权与发展的双重压力。这种地缘竞争要求中国在话语建构中平衡法律说理与政治博弈，既要通过《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进规则治理，又必须应对航行自由等议题的舆论战。区域博弈的复杂化还体现在规则竞争层面，如美国推行的所谓“印太海洋安全倡议”，妄图构建排他性的海洋治理框架，而中国所倡导的“海洋命运共同体”则强调包容性合作。
科技实力与话语转化的脱节。尽管中国在深海探测等领域取得突破，但是科技优势尚未有效转化为话语优势。如在国际海事组织无人商船规则谈判中，中国在安全委员会和法律委员会中各牵头1个项目，日本则在MSC中牵头7个、在LEG中牵头3个，反映出技术优势向规则话语权转化的不足。高端海工装备领域存在短板，如深海钻探核心部件依赖进口，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科技话语权的提升。此外，科技伦理框架的缺失进一步削弱了话语说服力。在深海基因资源利用、海洋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中国尚未提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伦理准则，导致在规则制定中被动应对，如美国以环境责任为由质疑中国深海采矿项目，而中国缺乏系统性的伦理主张进行回应。
二、新时代海洋强国话语体系构建的实践路径
增强国际海洋规则话语权，反击和破解西方海洋霸权话语压制。一是批判西方话语霸权。应针对西方海洋话语伪命题如海洋自由论、航行自由等，通过历史溯源和法理分析揭批其双重标准。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推动公海生物多样性保护、深海矿产开发等新兴领域的规则完善。如对于美国单方面开发深海资源的行为，可以联合发展中国家提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细化方案，为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打下基础。三是完善国内法治体系。应加快制定《海洋基本法》，整合《领海及毗连区法》《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等法律，形成系统化的海洋权益保障法律体系。此外，应加强海洋执法力量建设，通过常态化巡航、司法协作等方式提升规则执行能力。
推进理论创新，构建并不断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的海洋话语体系。一是有效挖掘本土海洋话语资源。必须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海洋权益思想，结合四海一家、海纳百川等中华传统文化元素构筑“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根基。二是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海洋文化成果。新时代海洋强国话语体系构建绝不能自说自话，要以世界眼光主动吸收国外优秀海洋文化成果为我所用。三是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与政策转化。应整合海洋法学、海洋经济学、海洋政治学和环境科学等学科资源，建立跨学科研究平台。同时，建立“理论—政策”双向反馈机制，将实践经验及时升华为理论成果，增强话语体系的时代性。
加快传播革新，积极打造立体化的话语传播网络。一是优化话语表达策略。应推动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有机转化，如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具象化为“蓝色伙伴关系”等可操作的合作机制，通过“郑和舰环球航行”等文化符号增强国际认同;又二是拓展多元传播渠道。在官方层面，依托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定期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报告，系统阐述中国海洋政策与实践。在民间层面，支持海洋类NGO参与国际会议，鼓励高校与海外智库联合开展研究，大力培养国际海洋治理人才。在技术层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建立全球海洋舆情监测系统，及时回应西方炒作的南海军事化、海洋扩张等议题，可通过国际法专家解读、实地采访等方式进行反制。三是加强国际舆论引导。建立并完善快速反应机制，对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即时澄清。同时，加强与非英语国家的文化交流，通过中国政府海洋奖学金项目、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等传播中国海洋文明理念。
深化区域治理，重点在于深化海洋命运共同体实践。一是巩固周边海洋合作。应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推广“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经验，在东海等海域探索建立完善双轨机制，即争议管控与合作开发并行。同时，倡导通过仲裁以外的政治途径解决海洋争端，避免陷入西方主导的司法陷阱。二是拓展全球伙伴关系。在北极、南太等海域积极开展蓝色经济等领域合作。三是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积极推动“全球塑料公约”谈判，在全球深化以竹代塑合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同时，加强海上反恐、打击海盗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持续开展亚丁湾护航等行动，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
加大科技赋能，充分借助科技优势夯实话语根基。一是强化深海科技攻关。加大对“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海牛Ⅲ号”海底钻机等装备的研发投入，突破深海探测、资源开发的核心技术瓶颈，推动“科技成果—标准制定—产业应用”的转化链条，如将深海生物基因研究成果转化为国际专利等，以提升技术话语权。二是推动科技外交合作。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共建深海联合实验室，共享科考数据和技术设备。如通过“溟渊计划”国际合作项目建立全球深渊生物数据库，吸引外国科研人员参与其中。三是构建科技伦理框架。在深海开发、海洋基因资源利用等前沿领域率先提出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伦理规范，抢占规则制定先机，如倡导深海矿产开发应遵循生态优先、利益共享原则，防范公地悲剧等。
来源：节选自《构建新时代海洋强国话语体系》，原刊于《东南学术》2026年第2期
作者：李艳庆，系上海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